一九四九年深夏，我第一次跨进了中学大门。这是当时全县唯一的一个中学，初中、高中完整，全日制教学。学校地处县城十里之外的农村，校舍古雅，环境优美，人文质朴。学生来自全县各地，都是住校就读。每个年级一个班，学生多则五十人，少则三十人。
入学不久，学校组织学生，利用晚饭后的时间去附近农村为农民扫盲。一般是一个年岁较大的高中生带一个年岁较小的初中生，组成一个扫盲小组。
一天，匆匆忙忙吃完晚饭，一个高中老大哥带着我赶赴一个村庄去扫盲。当时我真是兴致勃勃、欢欣雀跃，觉得也能像参加革命的干部一样去为农民服务了。记得，当时天气晴朗，晚风和煦，水田里插下不久的晚稻秧苗嫩绿挺拔。此起彼伏的田间蛙鸣，好像在为我们欢呼，路边摇曳的野花小草，好像在向我们招手。
可惜我们没有时间欣赏这大好风光，匆匆忙忙赶了十来里田间小路，来到一所农村小学。远远望去，学校就像一个小小的土围子，干打垒的土墙围成一个四方形。土墙由于风化已经高低不一、坑凹不平。正面墙的中间是大门，大门外是个一亩地大小的操场。大门两侧的土墙上，用白石灰新近涂写的大标语非常醒目：打倒地主，分田分地。
我们正走近大门时，出来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热情招呼我们说：“请老师跟我来这边教室”。
当我们刚刚跨进大门，就从正面草屋中传来非常凄惨的哭求：“先生，请行行好，救救我们吧，我们是冤枉的呀！”我给这突如其来的刺人心肺的声音震撼住了。
“先生，行行好吧！”“先生，行行好吧！”接连又是数声哭求。我以为我们走错了地方，不该跨进这道门，或是主人在有意让我们接受某种教育。
这时主人突然变成一付凶狠的面孔，一面大声向正屋吼叫：“不许叫，谁叫谁挨揍”，一面大步向正屋走去，顺手抄起屋边的一根一米长的已经染满血迹的木棍，朝着一个双手被捆绑着吊起的中年妇女，没头没脑抽打。眼看那个妇女的头脸鲜血淋漓，身上从上到下血迹交叠成片。那种叫人难以承受的撕心裂肺的惨叫划破天空、回荡在土围的小小院墙内，久久不得消失。我真后悔不该到这里来，没想到遭遇到这样噩梦般的事情。
由于整个校舍也只是正面和左右两侧三溜破旧茅 草屋，草屋的正面都无墙、无门、无窗，屋内可以一眼看到底。所谓教室都是用土坯和木板搭成的活动式课桌、课凳。正屋中的课桌、课凳都已被拆除，一眼就看到，在屋中有八、九个人被分别吊在四根屋梁上。他们大多被打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只能奄奄一息地呻吟着。是因为怕屋梁经不起那么大的承重，还是说有意让这些人活着受罪，那些被吊的人都是踮脚可以着地，不至吊死，也不至全部重量落到屋梁上。
和那个中年妇女吊在一根梁上的还有一个六十岁上下的 老人和一个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可能是一家三代。老人和年轻人都已被打得血迹斑斑、头脸变形，只剩奄奄一息，发出微弱的呻吟。在另外三根梁上各吊着两人， 多为中年男子。和那个一老一少一样，都被打得血肉模糊、几乎不省人事了。还有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妇女，口中不断地在自言自语着什么。
我第一次看到如此惨烈残酷的场面。尽管我以前多次看到过死人的人头（见系列一），但至少那是已经死过了的人。而这种人为制造的临近死亡的活人场面无论如何让我难以承受。我拉了一下学长的衣角说：“我们回去吧”。
学长还未来得及回答，主人从正屋转回来，并向我们解释说：“不用理她。他们都是本乡的地主，一个个都不老实，不打不认账。明天乡土改工作队要在这学校操场开斗争大会，给他们事先松点皮，明天开会就老实了。”他说这话的神情就好像是在告诉你明天农民要在学校操场打场一样的平静。
主人把我们引进左侧的教室，我也只能随直就弯跟着他们去了。屋里面已经坐了十几个人。大都是二十岁以下的年轻农民，也有几个上了年纪的。
首次教学，当然是学长先行示范。他走到黑板前，介绍一下自己的姓名，后又介绍了我的姓名。他从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扁担长的“一”字，开始了扫盲教课。
难以置信的是，这些来参加识字学习的农民似乎完全麻木不仁、对正屋发生的一切毫无反应。也许他们在这之前已经耳濡目染、习以为常了；也许像刚才的那位青年一样，亲自死命抽打过这批被吊的人了。
我在后排外侧木板找了个地方坐下，一言不发。我默默地询问自己，为什么一些人对如此残忍的事实毫无反应？为什么有些人毫无畏惧地亲手制造这些可怕的惨剧。也 许是我的感情太脆弱了，每次看到抽打他人时，似乎自己身上也会感到疼痛。这个弱点在以后多年党的阶级斗争教育中也无法扭转过来。
尽管教室内 平静无恙，教字识字的朗诵频频响起，但就在这朗朗之声的间隙，还是不断听到正屋传来的一阵阵呻吟，及夹杂其中的模糊不清的哭诉。由于我的心紧紧系于其上， 我似乎听到的全是那些呻吟和哭诉，而对室内的朗朗诵读却充耳不闻。那个在我眼前被打得鲜血淋漓的妇女，一直反复地自言自语。尽管断断续续，我还是听清了她诉说的内容。她反复诉说她家不是地主，她家的十几亩地是舅爷一年前典当给他们的。她家被定地主是冤枉的。另一位妇女自言自语地反复叫着她的孩子的名字： “龙儿，你死得冤枉呵！该我死的。------龙儿，该我死的，你死得太冤枉了。------”
天渐渐地暗下来，识字课终于结束了。我坐在那块木板上，前后也不过三、四十分钟，就如同坐在针毯上度过了三、四十个小时。来时，行前老师交给我的任务是向老大哥见习，以后可以自己独立担当任务。可是，这次我来这里，既未见，又未习。我和学长心情都很沉痛，默默地踏上回校的小路。我告诉学长听到那两个妇女的诉说。他说，明天这些人大概都要处决，再大的冤枉也没有人听了。我的心更是冰上加霜，久久不得回暖。
半个世纪之后，当我读到辛灏年先生《回顾中共的土改和镇反运动》一文时，我仍然脊 梁出汗，头发竖起。根据当时中共中央“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区农民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农民总人口百分之十”的指示精神，中国大陆农村至少有三千万农 民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即遭遇了形形色色的批判、斗争和非刑折磨，至少有二百万以上的地主遭遇了镇压并被剥夺了所有的财产。像我在这一农村小学所看到的 惨剧不知道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多少起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