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不少人都以为孙中山先生的遗嘱，是汪精卫起草的。但国民党中一些元老级人物，如于右任、张继等，在生前写的一些回忆文章中，却十分肯定的说，中山先生遗嘱的起草者是吴稚晖。他们回忆说，中山先生遗嘱产生的经过，大体是这样的：
一九二四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与一些国民军将领联名致电孙中山，邀孙先生北上指导「一切建设大计」。
于是孙中山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偕宋庆龄、李烈钧、邵元衡等二十余人，乘永丰号军舰经上海、日本，十二月三十一日抵达北京。
由于长期为革命奔波，积劳成疾，中山先生得了肝癌。加之此次北上，长途跋涉，操劳不息，使得病情加重。到达北京仅五天，孙中山不得不住进协和医院进行治疗。
接受手术前，孙中山曾下一手谕，由李大钊、吴稚晖、李石曾、于右任、陈友仁五人，组成政治委员会。中山先生曾明确指示：对于重要事情，均由该会议而后决行。并以黄昌谷为秘书（称书记），鲍罗廷（共产国际代表）为顾问。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日，孙中山病重，西医和中医均回天乏术。众人一致认为，不如趁先生还清醒时，请示遗言。
于是随孙服侍诸人便推选中山先生之子孙科、舅子宋子文、连襟孔祥熙和善于察言观色随机应变的汪精卫，带着由政治委员会已拟定的遗嘱草稿，代表大家恳请中山先生留言。
中山先生开始不肯留言，后经众人多次恳求，中山先生始说：「你们要我说甚么，有没有为我考虑？」汪精卫说：「我们已预备了一份稿子，请先生核定，现在我可以念给先生听一听吗？」中山先生睁开眼睛说：「好，就念给我听听罢。」
于是，汪精卫就把由政治委员会起草，并经众人反复讨论修改的遗嘱草稿，念给中山先生听。
据于右任回忆，遗嘱草稿共有两篇，第一篇是政治遗嘱，内称：「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着之《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等等。第二篇是家事遗嘱，内容是：「余因尽瘁国事，不置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付吾妻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对这两份遗嘱，中山先生表示满意，但当时并未签字。
三月十一日，孙中山病情加重，但神志尚清醒，自知可能将不久于人世，乃对守护在病床前的亲属和汪精卫等人说：「我可能要和你们分别了，把前次念给我听的两篇稿子拿来，我签字。」
汪精卫就把遗嘱稿和墨水笔呈上，中山先生吃力地在遗嘱稿上签了字。随后由亲属宋庆龄、孙科及当时在病房守护的张静江、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戴恩赛、邵元衡、戴季陶、邹鲁、陈友仁、何香凝依次签字为证明人，汪精卫最后又署名为「笔记者」对中山先生临终前签字认可的遗嘱稿，于右任曾在一篇悼念吴稚晖的文章中说：「民国十四年，国父在北京患病，成立北京政治委员会，稚老与我皆任委员，……这时鲍罗廷是委员会的顾问，稚老与鲍罗廷初次交手时即一字不让，后来讨论遗嘱时与鲍罗廷的争论更加激烈。……国父遗嘱的完成，吴先生有大力焉。」
另一位国民党元老张继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也肯定的认为，中山先生的遗嘱是吴稚晖起草的。张继的文章是这样说的：「总理病危时，于右任认为万一不幸，应有诏告国人之遗命、遗诰、遗训，名称未定。吴稚晖针对于右任的意见提出：吾辈系平民主义，不应带帝王语气，建议用『遗嘱』二字。」
「原稿由吴稚晖起草后，众人再三商榷修改，乃改为今文，兆铭(江精卫)亦为修改者之一，并非如党史纪要所称：『于是兆铭等申请总理预备对同志之遗言，由兆铭笔记。』」
由此可见，中山先生的遗嘱，系由于右任提议，政治委员会讨论内容和名称，吴稚晖起草，众人反复商榷修改后，在中山先生病危时，由江精卫向中山先生口述，经中山先生审听签字而成。
汪精卫是国父遗嘱重要修改人、见证人和笔记者，但并不是遗嘱的最初 起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