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政治气候稍许有些缓解，人性和人际关系稍许有些恢复，我陆续从母亲和弟弟们的口中听到一些让人辛酸泪下、镂心刻骨的故事。
五八年暑期，反右运动扩展到广大农村小学。大多地区的当权者宁左勿右，右派越抓越多，斗争越来越残酷。孔集小学是安徽省舒城县的一所乡镇完全小学，一到六年级各一个班，二百多名学生，十七、八个教职员。在暑期整风反右学习中有十人被打成右派，占总人数的55%，而且处理十分严酷。校长董叶正、教导主任邱家满和其他四名教师被开除公职，另外两名教员被逮捕。开除回家的，由于政治高压和生活无路，多数也是或上吊或投水，自杀身亡。我母亲是十人之一，得到最轻的处罚： 留校监督劳动，工资从每月38元降到18元。
她之所以被留校，得益于当年的‘大跃进’。
五八年的大跃进在全国城乡风起云涌。 为了进一步煽起广大民众的狂热，全国城乡一切宣传机器开足马力鼓噪渲染。对于大多数大字不识的农民，最有效的宣传办法就是绘画。当时人民公社的各村、各队 纷纷表决心、报大喜。每个村头和生产队的墙壁就是宣传鼓动阵地，纷纷绘出巨大宣传画：猪肥比象大，牛壮像座山；鸡鸭满墙跑，田埂上长稻。有些画上配诗，如“端起巢湖当水瓢，那里干旱那里浇”，“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五八年九月十六日，老毛来本县舒茶公社视察，对其超前的一大二公和形式化的大跃进，夸赞有加。一时狂热如火上浇油，除了村村大型壁画外，到处兴建彩绘的檐飞龙腾的跃进门。耗尽财物、挥竭民力的形式主义大行其道。
我母亲在小学任图画教师。在大跃进形势下，母亲一时成了紧缺人才，不断有公社干部、队长等来学校请母亲去绘画。每绘一付画，学校还可以得到一些谷物或家禽之类的报酬。母亲每次绘画也可以得到一顿饱肚子的机会。母亲经常从早工作到天黑，腰酸背痛，精疲力尽。特别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中年妇女，战战兢兢爬上脚手架，空中作业，心里十分紧张。有时带着不到七岁的小儿，提心吊胆他的安全。一天下来，精神和体力都十分疲惫。然而，比起那些被开除公职和逮捕监禁的同事们，这已经是好上一万倍了！
可是好景不长，五八年底，农村的困难开始显露。公社的大锅饭已经无法为继，随后开始了三年大饥荒。
母亲在校监督劳动，被分配在伙房干活。实际上，几乎学校中的全部体力活都由她承担。
学校的教职员都是商品粮户口，粮食定量，每月成人二十七斤。由于尚有一定量的食油和副食供应，加上学校自己种菜养猪，尽力搞些瓜菜代，一般人还可以勉强吃饱。随着困难的加重，定量也大幅减少，二十七斤减少到二十二斤，食油和副食的配给也无保证，时有时无，饥饿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了。
伙房的厨师是个心黑势利的家伙，一切重话都指使母亲去做，但分发吃的给母亲时却狠心克扣。每次分发，母亲是最后一份，所得到的份量，连同七岁的小弟两个人，没有他人的一半。最后，干脆只给些用水涮出的菜糊汤。因为母亲是监督劳动，没有任何发言权，给你吃是仁慈，不给你吃是活该。
当时为了多搞瓜菜代，母亲的工作任务非常繁重。菜地里母亲要施粪浇水，粪桶挑不起来，只能半桶半桶地提，有时累得在田头坐下就很难站起来。食堂里所有的菜都是由母亲一个人搬着大 筐到池塘里洗。冬天，母亲的手冻出一个一个大裂口，疼痛入心，往往夜里痛醒后就不得入眠。除了为猪准备草料，还要去挖野菜、打树叶、剥树皮，有时还去收集 稻子收下来以后留在土里的根和须茎。把这些东西洗干净，磨碎成粉末，交给伙房。厨师就把这些东西和米或面粉掺合一起做米糊或面糊，使大家的肚子能够多填一 些东西。
当时还不到七岁的小弟，尚不能替母亲分担一些重担，但也深深体会到母亲的艰难，肚子再饿也不在妈妈面前哭叫。他能为母亲帮一臂之力的事，例如帮妈妈推磨，帮妈妈抬粪桶等，他都尽最大力气去做。然而母亲经常看到他，由于饥饿，随时在地上检到草根、树叶、甚至泥土都塞到了嘴里，心里实是 疼痛。母亲能在伙房领回来的“饭”，每次都让小弟一个人吃，而谎称自己已经在厨房吃过了。实际上，母亲经常是在喂猪时偷偷吃些猪食。当时的猪食大多是水塘 里捞来的水草，掺合稍许面糠、谷皮。有时甚至用面糠饼，即榨过油的面糠，放到嘴里就和泥土一样。很难想像，母亲就靠这样的猪食在很长一段时间维持着生命。
六０年下半年，饥荒越发严重。当时学校附近的农村更是惨不忍睹，所有的树皮被剥光，野菜被挑尽，观音土也成了可吃的对象。路边经常可以看到饿死的人。有的死者饿得骨瘦如柴，有的死者肚子膨胀如鼓，是因为吃观音土过多无法拉出所致。外逃者多饿死在荒野，守家者饿死了往往无人埋葬。有的一家死光，有的一个村子饿 死过半。
天气渐渐寒冷，野外能找到可吃的东西越来越少。一天母亲打扫厕所，发现粪坑里的蛆蛹几呼全不见了，显然是被人捞走吃掉。又过了几天，母亲突然发现有一个人死在粪坑里，想必是捞蛆蛹掉进去爬不上来了。母亲把此事报告给校长，校长要她把尸体捞起，挖个坑埋掉，但却不指派一个人帮助。母亲只好自己请求两个高年级学生帮忙，在臭熏难忍的粪坑里把尸体拖上来，再一步一步地拖到校外的一块空地。最后，由母亲一个人艰难地一锹一锹挖出个坑，这个可怜的死者就这样无名，无姓，无亲人，无朋友，甚至没有一块裹尸布或篾席，‘入土为安’了。
一天清晨，西北风呼呼刮个不停。母亲打开学校大 门，突然一个人就势倒入门里。原来是个五十岁上下的农民，饿得瘦骨磷煦，穿着一件破棉袄，抱着一根树棍，窝坐在大门角。母亲摸摸他身体，还有一些温度，再看看呼吸，已经断气。这次由于死人就在大门口，而且没有前次那样粪污，校长指派了一个人和母亲一道，把死者拖到学校背后较远的一块荒地，挖坑埋葬了。实际上，在这块荒地上，饥荒以来的饿死者不知已经埋葬多少个了。
又一个早晨，母亲带着小弟到学校厨房去干活，忽然发现厨房大门下的门钉被移动了。他们认为有小偷进入厨房，但那时的厨房里已不可能有任何食物了。母亲和小弟找来找去，发现刚打来不久的学校全体老师的配给食油 ，每人二两，整 个学校共三斤多油，全部没有了，瓶子倒在地上。母亲以为油让小偷偷走了！接着寻找时，小弟在大灶的锅洞里发现了一个人，大约十一、二岁左右，瘦的可怜，已经死在那里，一片臭气。他到厨房里找吃的，什么也没找到，就把油全部喝下肚了，喝完油就拉肚子。冬天很冷，想必是钻到锅洞里找暖和，结果就死在了那里。掩埋死尸任务只能是母亲和小弟了。一个七岁的孩子帮助妈妈把这个可怜的孩子抬到校外不远的地方 ，挖了个坑掩埋了。
至此，一个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的柔弱妇女，亲手埋葬了那个罪恶时代的三个受害者。然而，这只不过是安徽省因饥饿而死亡的五百万中的三个人，是全国因饥饿而死亡的四千万中的三个人！
苦难并没有结束。六一年初，深冬腊月，种菜和打野菜已无可能。校长认为已无使用价值，汇报县教育局后，把母亲辞退回家了。按照国家政策，母亲得到了十个月的退职金180元。
回家后，起初生活有了一点改善，因为母子两人的口粮定量没有再被别人侵占了。但是，随着这180元生活费的逐渐耗馨，经济拮据越来越紧迫地压在母亲的心上。
六一年下半年，饥荒开始有些缓解。母亲为了获得一点经济来源，就花几毛钱买了一瓶胶水和一根木锉子，找出一双破烂的胶鞋在西门大街上摆了个修补胶鞋的小摊子。有时一天也遇不上一个顾客。秋收后，开始有些农民上街卖鸡蛋。母亲就在农民手里收购了几个鸡蛋，每个加价半分钱，摆在小摊子上售卖。结果，没过几天，街道干部没收了母亲的摊子，还要为她办学习班、开批判会，让她做检讨、写检查，说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为了能生活下去.母亲始终没有失去希望、放弃努力, 她变卖了家中一切可以出卖的东西。卖到家徒四壁之后，开始拆卸屋顶上 的瓦拿去变卖，直拆走房瓦的一半，剩下的勉强可以覆盖屋顶。为此，每当下雨时，家中到处漏水，八岁的小弟就充当了上屋拆瓦和检漏的瓦工。由于瓦太少，拆东 补西，捉襟见肘，屋漏是没法检得好的。不过，这最终还是帮助母亲渡过了难关。
从五七年爸爸出事之后，母亲所遭受到的物质生活的艰辛是一般人难以想像的。这样的艰辛直到六二年秋两个长子参加工作才得缓解。而母亲长期遭受着残酷的巨大的政治迫害也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这种政治迫害直到七八年的彻底平反而结束。
值得庆幸的是，母亲顽强的活下来，而且带着小弟一道活下来。她以顽强的意志抗争着和拒绝了邪恶政权所强加的屈辱和死亡，坚持了对人性的尊严、善良和希望。她的灵魂充满了勇气、洁净和明亮，在极端严酷的考验面前，倔强地展示着生命的高贵和纯洁。她是一个充满仁爱、坚韧和慈悲的母亲，是经狂风历暴雨、不屈不挠高 举生命之火而不灭的伟大的母亲。我为有这样的母亲而自豪，我为有这样的母亲而充满了希望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