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专栏】相互残杀人性无现世现报促人醒（上）

作者：文正发表：2006-10-25 21:12

有的人之所以易被共产邪灵附体操控，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性中的一些负面的因素，一些魔性的东西是和共产邪灵附体的思想体系相通的。这些负面的因素，魔性的东西在那个时候极易被共产邪灵附体，放大，加强，操控，从而使自己善良的天性被泯灭，堕落成被共产邪灵附体操控的像魔鬼一样的骂人，打人，杀人的工具。许多红卫兵就是这样魔性膨胀，变得象魔鬼一样去行凶的。

“老师还因各种不同的原因被打。有的老师被打，是由于给了某个学生不及格而这个学生又恰恰是打人的活跃份子。有的是得罪过学生的人。北京第十五中学的一个学生把一个女老师打得惨叫着满地爬，仅仅因为这个老师曾在一次代课时批评了一下这个学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有个工友平常对学生较凶，也被打得起不了床。南京外国语学校有一位老师被打，因为信教。有的老师长得漂亮，很是显眼，遭人忌恨，于是被打。有的老师长得丑陋，看起来像电影上的坏人，也被学生打。”
(<<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

共产邪灵附体操控老红卫兵在校园里以“批斗”为名打骂，侮辱杀戮教师学生，让他们按邪灵的邪恶理论去思维和邪魔的手段去折磨人，在学校里发泄着邪火，着人类文明还嫌不够，还把这邪火烧向社会，红卫兵在社会上以“抄家”为名抢掠市民的财产，以“阶级斗争”为名残杀所谓的“牛鬼蛇神”，而这一切，共产邪灵附体更是动用了国家暴力机器于以纵容，支持，协助。

例如，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干部扩大会议上直接指令：公安机关不要出面制止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我们过去的许多规定都不适用了”； “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的抄家暴力“当参谋，提供黑五类的情报，协助抄家。”

就在这种邪魔式的指令下，一件件反人性、反人类的罪恶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规模的发生着：

A。在北京市大红罗厂南巷20号发生的一件骇人听闻的血案中，韩模宁一家五口被与其素不相识的“红卫兵”残杀身亡，将这些“红卫兵”引到韩家行凶的是当地派出所的民警罗某。负责当地治安的片警敢于领人行凶杀人，且血案发生后听任凶手扬长而去，这种极端反常的社会现象正说明了整个国家机器在共产邪灵附体操控下表现出来的凶残。

B。在北京市，“王府井旁边有一座天主教堂，红卫兵先将十几个修女递解出境（当时“人民日报”曾作为红卫兵的壮举加以报导），后来便住在那里。教堂里储存有罐头食品，吃饭自然不成问题。每天先到警察派出所问：‘谁是资产阶级？’然后根据提名把这些‘资产阶级’带入教堂，一带便是一家人。一家进去，立即被红卫兵分光。三个红卫兵揪一个，先将人推倒，有人喊：‘一、二三！’同时动手，皮鞭齐下，有专人拿着秒表计时，看各组打死人都用了多长时间，当然用的时间最少的是‘冠军’。令我震惊的是：获‘冠军’最多的竟然是宋彬彬等几个女生。”(<<宋彬彬打死过多少人？>> )

C。“1966年8月25日，北京第15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去橄榄市附近广渠门大街121号的房主李文波（小业主成份）处抄家，这些‘飒爽英姿’（实为杀气腾腾）的女‘红卫兵’们翻箱倒柜、掀开屋顶，殴打李文波、刘文秀夫妇，逼他们交出根本不存在的‘枪枝、黄金’，甚至还不准刘文秀上厕所。李文波在忍无可忍中拿起菜刀抵抗，于是被当场活活打死。据一位大陆学者的调查，又是当地的片警和居委会把那些女‘红卫兵’引到李文波家中行凶的。

该血案发生后不久，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中将李文波的抵抗指为‘反动资本家对红卫兵行凶’；接着周恩来又下令，由北京市法院于1966年9月12日以‘行凶杀人”的罪名将李文波之妻刘文秀判处死刑。其实，就连当时参与行凶的‘红卫兵’都没有说刘文秀本人有‘行凶杀人’行为。此后，周恩来还下令由政府出面组织‘红卫兵联络站’大肆抄家，并直接派解放军保护‘红卫兵’的抄家行动。这样，‘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行为就得到了国家机器的直接指导、支持和保护。得到政府鼓励与支持的‘老红卫兵’们更加肆无忌惮了，他们竟然把迫害、凶杀案件誉为反抗；‘阶级敌人的报复’的‘榄杆市前洒碧血’事件。接着，‘老红卫兵’们以打击‘阶级敌人的报复’为名，掀起了新一轮更疯狂的杀人高潮。李文波夫妇被害血案在1981年已经被平反，但无论是当时参与行凶的‘红卫兵’，还是公开动用国家机器为‘红色恐怖’助威的中共主要领导人，都未承担任何责任。
（<文革中的暴力与大屠杀。>）

在文革浩劫中，许多面带稚气的青少年就这样恶魔般的干着杀人不眨眼的罪恶勾当。这些在文革浩劫中犯下累累大罪的许多面带稚气的青少年就是所谓的老红卫兵们，这些所谓的老红卫兵们则是共产邪灵附体蓄意保护、培养、重用的对象。

共产邪灵附体这种对老红卫兵们的培养、保护、重用从文革浩劫前，文革浩劫中，直到现在，一脉相承，连绵不断，文革后，中共元老陈云在清查三种人的一个批示中说，对老红卫兵中干部子女在红色恐怖中杀人打人的，不但不追究，而且要重用。江泽民更是将邪恶的对联的吹鼓手，在文革浩劫中犯有累累罪行的刘京提拔为中共的公安部副部长，专职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的副主任，刘京的名字已经在互联网上成为一个中共的超级打手和专制屠夫的代号。自他参与镇压法轮功的罪恶以来，刘京作为“610办公室”的负责人，几年中不断亲自到各地指挥迫害，下达对法轮功的灭绝政策。刘京每到一处，迫害都会升级，死亡案例也不断上升。类似刘京这样的老红卫兵们已经成为了共产邪灵附体祸害今日中国民众的死党。

共产邪灵附体在从小向老红卫兵们灌输莫名仇恨的邪理中, 塑造出了文革浩劫中的邪兵组织——老红卫兵们，当年的老红卫兵以“革命后代”自居，在学校率先造校长、老师的反，继而冲向社会造“牛鬼蛇神”的反，制造“红色恐怖” 这些老红卫兵们在共产邪灵附体的操控下，产生之初的红卫兵根本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全是共产邪灵附体灌输给他们的一套邪理，以林彪等人在那些年代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权威为自己的思想，以毛泽东的一系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讲话为自己指导思想。除了阶级斗争、阶级路线、无产阶级专政、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反对修正主义外，极少有任何其他内容。它的思想方法是一种极端的教条、专横、反人性的。

他们行必拿“红宝书”，言必提伟大领袖如何说，林彪如何说，是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的邪说催生了血统论这个怪胎。血统论是维护一小部份人的利益而产生的，共产邪灵附体在利用血统论红卫兵的行动去狂热的树立毛的绝对权威的同时，也安排了对他们又打又拉的计划，这是因为，共产邪灵附体人类就是为了利用，对人本身的生命是不看重的，即使某人，某个群体为它拚命效劳，在不起作用的时候，对这些人它是任意处置的，想杀就杀的，由于血统论红卫兵上辈中的许多人是共产邪灵附体在文革浩劫中要整治的对象，而且，如果任由血统论红卫兵这样杀下去，就会干扰共产邪灵附体整治中共内一部份人的安排，这样，共产邪灵附体启动了下一步的安排。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以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一批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领导人执行的一条旨在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要内容，陈伯达在会议上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又名《两个月运动总结》）的长篇报告。报告中说，这场文革是要整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制订了一条“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整治走资派，反而是镇压人民。人民群众应该起来批判这些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领导干部。领导干部应该接受群众的批判。给前段时期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的群众平反，赔礼道歉。所有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要予以销毁……。

在报告中陈伯达对“血统论”公开提出严厉的批判.

共产邪灵附体指使陈伯达在报告中对“血统论”公开提出严厉的批判，并非是真正要打碎这种长期以来压制广大社会弱势群体的精神枷锁，而是为了引诱更多的人更深的陷入文革浩劫的火坑中，让共产邪灵附体更易于操控，为共产邪灵附体卖命。事实上，到一九六六年为止的青少年，不止是干部子弟，而是几乎所有的伴随中共非法建政后出生的青少年都已经丧失了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丧失了一般社会的判断能力。不但青少年是如此，许多成年人也是如此，在共产邪灵附体营造的妖氛魔围的环境中，自觉不自觉的就在文革浩劫中变异自己的思想，丢掉自己的生命，害人害己。“血统论”本为邪灵理论中的产物，但为了骗更多的人陷入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残杀中，就对“血统论”提出批判，但只是在表面上浮光掠影的说一下，实质的东西是不触及的，在共产邪灵附体看来，只要不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施政方针，就不可能真正抛弃“血统论”。因此，当遇罗克写出《出身论》对“血统论”展开真正的批判时，就遭到了同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无情镇压和肉体消灭。

对于“血统论”的批判和毛泽东发出的打倒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的中共领导人的号召，使许多非老红卫兵的学生组织了新的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红卫兵”。这些出身一般的青少年学生在前一阶段处在政治歧视高压下，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因此，对老红卫兵及其父辈有着一种积蓄已久的仇恨。心中积累的怨气正在找出口，而人世间的任何仇恨，怨气，说到底，都是人性中的一种魔性的表现，共产邪灵附体在另外空间对这些看的很清楚，它要使这种仇恨，这种心中积累的怨气为共产邪灵附体祸害中华所用，就作了这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安排。让所谓的“造反派红卫兵”有一个发泄他们魔性的机会，于是由共产邪灵附体导演的另一种形式的祸害中华的罪恶又在全国上演了。

1966年10月，北京各个高校首先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很快发展到一般机关、事业、企业单位，高潮出现在11月中到年底。地方各级党委和各单位党的领导人被推上了受批判的地位。“造反派红卫兵” 对这次运动起了极大促进作用。他们在学校里把工作组批倒以后便冲向社会，到机关、工厂里“串连”。他们狂热的行动刺激了社会上的群众。群众批判当权派们的音量增高了。非法和无人性地斗争当权派们的残暴行为升级了，上至国家主席，下至生产队长，只要是所谓的当权派，就有可能被扣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包括“造反派红卫兵”在内的形形色色的造反派就可以任意打骂，侮辱。直至折磨至死，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

刘少奇被折磨至死的过程是一个典型例子，许多中共老干部被折磨的以及折磨至死的事例公之于众的虽说不多，但也有一些，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样一个带普遍性的事实，就是许多曾经被中共作为“统战”对像而安置在各级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作花瓶，当副手的所谓的民主人士，尤其是市，县级及以下的所谓的民主人士被折磨的以及折磨至死的事例很少见诸于报导，上至中国国家副主席、中国共产党最亲密的战友、追随共产党几十年的宋庆龄，也被北京的红卫兵勒令“革”她几十年不变的传统发式的“命”，为了顾及宋庆龄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宋庆龄的命当时留下了，而她已死去多年的父母亲可没那么幸运，上海的红卫兵连死人也不放过，他们把宋庆龄双亲的墓地“砸烂”，扬骨暴尸！这样的事，最能说明操控红卫兵的共产邪灵附体的邪魔本性了。

省部级的民主人士被折磨的以及折磨至死的事例不少，也有少许见之报导。但是，市，县级及以下的所谓的民主人士被折磨的以及折磨至死的事例就鲜见报导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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