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10-30 08:52:35作者：
丈夫：这个周末我们应该去拉斯维加斯（赌城）赌一把。
妻子：是。
别小看这两句简单的对话，它们可能带有很复杂的不确定性，因此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态度和深浅度去理解。从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出发，可以对这两句话做不同的解释。
先从“丈夫”的角度看，他的这句话，可能是意见的陈述，要求的提出或命令的传递。究竟是试探、协商、有保留、有余地？还是铁板钉钉、不可违抗、必须服从？在男女平等的观念中是前者，而在封建夫权制和大男子主义中，当然就是后者。再从“妻子”的角度看，她的这句话，可能是高兴地赞同、无心地应对、有意地取悦或无奈地服从。究竟是自觉积极主动地参与？还是麻木消极被动地依附？在男女平等的观念中是前者，而在男尊女卑的观念中则是后者。
有时西方丈夫会对东方妻子一味的“是”不解、反感，甚至恼火，觉得她没有头脑、没有选择，更没有主见，是一个乏味透顶的女人；有时会觉得她表面无异议地随和，实际上是怕负责任；还有时甚至认为她言行不一、心机叵测、难以对付，因而心存戒备。小说和电影《喜福会》中，那个华裔女子若丝对洋老公泰德总是说 “是”，结果成了离婚的一个借口。
一般说来，东方人说“是”与西方人说“是”，往往含义不同；两者所说的“不”，含义也不相同。东方人说的“是”或“不”，往往表达一种对既定的人与人关系和伦理秩序的根本肯定或否定的态度，而西方人的“是”和“不”，却往往是一种实践性、经验性的暂时确定性，或者说只是对某一事实肯定或否定的简单判断。一个传统的东方女人所说的“是”或“不”，并不是对某一特定事物或意见的直接表态，而是对她应该遵守的那个价值体系的间接表态，符合那个体系就是“是”，不符合那个体系就是“不”。比如上述那个对话，一个传统的东方妻子，说“是”，并非是对应该不应该到赌城、有无兴趣、什么时候去、赌博对不对等具体问题的回答，而是对丈夫地位、价值和权威的肯定。与此相反，一个现代西方妻子在这个对话中所说的“是”，则可能是从自己的兴趣、当时的情绪、有无时间、交通是否便利、在赌场怎么安排孩子等具体问题考量后所做的肯定回答。
与一般东方人又不同，中国人的“是”和“不”，有更多的复杂性，它们既有所谓儒家的伦理“确定性”，又有所谓道家、佛家的某种“无为”或“随缘”的“不确定性”。中国人一般在用“是”或“不”时，明显带有回旋的余地和保留的态度，当一个小官僚或小买卖人说着“是是是”或“不不不”时，你很难弄清他到底是什么态度。中国人一般不爱直接用“是”或“不”作简单判断。
国人的“是”与“不”的模糊性、不确定性，真的体现出城府、涵养与道行，当然，除了怕承担责任这一点。中国人的“是”与“不”，含义更丰富，在“是”与 “不”的回答中，倒能判断出君子和小人来了，如果说怕承担责任也算小人行为的话。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国人并不喜欢用“是”或“不”，而是用其他更有模糊效应的替代品。
可以看出，交流和沟通的障碍，首先是语言和语言后面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由于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以及对各种概念界定的不同，任何两种语言之间的对译会产生模糊性、歧义性和不确定性。一般说来，同文化的人，在长期的自然的渐进的约定中，互相知道对某种事物或情形应该怎样向对方表达和怎样理解对方的表达。两个不同文化的人，不可能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全部认可、接受和理解这种互相表达的约定。
模糊性是我们国人显着的国民性格之一，甚至是整个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一个国人是否成熟、老练、深沉，就看其是否灵活、变通、圆融地运用模糊的技巧。不少国人为人处事上的可进可退，更是修炼得炉火纯青。为学之道，为商之道，为官之道，为家之道，为国之道，以致整个为人之道，皆须如此。说话要留有余地，办事要留条后路，模棱不止两“可”，还要多“可”。一个牙牙学语的小孩儿就懂得用模糊的字眼儿，如“还行”、“还可以”、“还不错”、“随便”、“都行”、“一般”、“无所谓”、“过得去”等，不像西方儿童喜用极端之词，如“太好了”、“太美了”、“太伟大了”。国人夫妻间的用语也很“含蓄”，如欲房事，会说“咱们‘那个'吧。”人们在日常交谈中，最爱采取某些能让对方“意会”，而充满无限张力的模糊字眼。你会常听到这样的对话：
“老张，你最近怎么样？”
“不怎么样。”
“你太太怎么样？”
“还那样。”
“你孩子怎么样？”
“也还那样。”
“老李，光问我，你自己怎么样了？”
“唉，我还能怎么样呢？”
“到底怎么样了？”
“怎么样也不怎么样！”
“得，你不怎么样也怎么样！”
瞧，沧桑感、人生百味、宠辱得失，似乎都囊括在这“怎么样”“不怎么样”的对话中了。
喜欢精确的美国人碰到喜欢模糊的中国人就麻烦了。例如美国人问一个中国客人，是喝咖啡、可乐、果汁、冰茶，还是其他什么饮料，后者往往回答： “Whatever（随便）”或“Everything is OK（都可以）”，弄得主人无所适从。不过，在西方人眼里，是摸不着头脑，而在东方人眼里，则意味着客随主便，是一种很朴素的利他主义，也就是说，则表明尽可能地少给主人添麻烦。在美国公司，老板和同事常常从字面答话中，很难弄清华人雇员到底要求什么。
很好笑，美国人学汉语首先也是从一些模糊的字眼开始启蒙。如果你夸他或她学得好，他或她就会很顺嘴地说一声“马马虎虎”。某日看电视，国际吴桥杂技节上墨西哥团一个小丑节目，那小丑并非歉和，似学会了好玩儿的中国什么绝活儿，一口一个“马马虎虎”，抖出不少“包袱”来。以模糊之形示谦虚之神，不自觉中竟得到中国文化的精神真谛。
国人的模糊素质为人类知识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把西方人死抓的精确点变成了表面模糊而实际精确的“域”。例如美女的标准是一个“域”，不必找一个精确点，如五官必须排列成什么位置，眉毛头发必须多少根，肤色必须多大光谱，身高必须多少微米，体重必须多少毫克等等；若真想如此精确，就甭想找到任何美女了；再如你计划开车到某地，有人将路上每次方向盘要转多少度都精确好了，那你就甭想顺利到达目的地了。正因如此，中国人在“模糊数学”和“模糊逻辑学” 领域居于国际领先地位。
妻子：是。
别小看这两句简单的对话，它们可能带有很复杂的不确定性，因此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态度和深浅度去理解。从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出发，可以对这两句话做不同的解释。
先从“丈夫”的角度看，他的这句话，可能是意见的陈述，要求的提出或命令的传递。究竟是试探、协商、有保留、有余地？还是铁板钉钉、不可违抗、必须服从？在男女平等的观念中是前者，而在封建夫权制和大男子主义中，当然就是后者。再从“妻子”的角度看，她的这句话，可能是高兴地赞同、无心地应对、有意地取悦或无奈地服从。究竟是自觉积极主动地参与？还是麻木消极被动地依附？在男女平等的观念中是前者，而在男尊女卑的观念中则是后者。
有时西方丈夫会对东方妻子一味的“是”不解、反感，甚至恼火，觉得她没有头脑、没有选择，更没有主见，是一个乏味透顶的女人；有时会觉得她表面无异议地随和，实际上是怕负责任；还有时甚至认为她言行不一、心机叵测、难以对付，因而心存戒备。小说和电影《喜福会》中，那个华裔女子若丝对洋老公泰德总是说 “是”，结果成了离婚的一个借口。
一般说来，东方人说“是”与西方人说“是”，往往含义不同；两者所说的“不”，含义也不相同。东方人说的“是”或“不”，往往表达一种对既定的人与人关系和伦理秩序的根本肯定或否定的态度，而西方人的“是”和“不”，却往往是一种实践性、经验性的暂时确定性，或者说只是对某一事实肯定或否定的简单判断。一个传统的东方女人所说的“是”或“不”，并不是对某一特定事物或意见的直接表态，而是对她应该遵守的那个价值体系的间接表态，符合那个体系就是“是”，不符合那个体系就是“不”。比如上述那个对话，一个传统的东方妻子，说“是”，并非是对应该不应该到赌城、有无兴趣、什么时候去、赌博对不对等具体问题的回答，而是对丈夫地位、价值和权威的肯定。与此相反，一个现代西方妻子在这个对话中所说的“是”，则可能是从自己的兴趣、当时的情绪、有无时间、交通是否便利、在赌场怎么安排孩子等具体问题考量后所做的肯定回答。
与一般东方人又不同，中国人的“是”和“不”，有更多的复杂性，它们既有所谓儒家的伦理“确定性”，又有所谓道家、佛家的某种“无为”或“随缘”的“不确定性”。中国人一般在用“是”或“不”时，明显带有回旋的余地和保留的态度，当一个小官僚或小买卖人说着“是是是”或“不不不”时，你很难弄清他到底是什么态度。中国人一般不爱直接用“是”或“不”作简单判断。
国人的“是”与“不”的模糊性、不确定性，真的体现出城府、涵养与道行，当然，除了怕承担责任这一点。中国人的“是”与“不”，含义更丰富，在“是”与 “不”的回答中，倒能判断出君子和小人来了，如果说怕承担责任也算小人行为的话。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国人并不喜欢用“是”或“不”，而是用其他更有模糊效应的替代品。
可以看出，交流和沟通的障碍，首先是语言和语言后面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由于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以及对各种概念界定的不同，任何两种语言之间的对译会产生模糊性、歧义性和不确定性。一般说来，同文化的人，在长期的自然的渐进的约定中，互相知道对某种事物或情形应该怎样向对方表达和怎样理解对方的表达。两个不同文化的人，不可能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全部认可、接受和理解这种互相表达的约定。
模糊性是我们国人显着的国民性格之一，甚至是整个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一个国人是否成熟、老练、深沉，就看其是否灵活、变通、圆融地运用模糊的技巧。不少国人为人处事上的可进可退，更是修炼得炉火纯青。为学之道，为商之道，为官之道，为家之道，为国之道，以致整个为人之道，皆须如此。说话要留有余地，办事要留条后路，模棱不止两“可”，还要多“可”。一个牙牙学语的小孩儿就懂得用模糊的字眼儿，如“还行”、“还可以”、“还不错”、“随便”、“都行”、“一般”、“无所谓”、“过得去”等，不像西方儿童喜用极端之词，如“太好了”、“太美了”、“太伟大了”。国人夫妻间的用语也很“含蓄”，如欲房事，会说“咱们‘那个'吧。”人们在日常交谈中，最爱采取某些能让对方“意会”，而充满无限张力的模糊字眼。你会常听到这样的对话：
“老张，你最近怎么样？”
“不怎么样。”
“你太太怎么样？”
“还那样。”
“你孩子怎么样？”
“也还那样。”
“老李，光问我，你自己怎么样了？”
“唉，我还能怎么样呢？”
“到底怎么样了？”
“怎么样也不怎么样！”
“得，你不怎么样也怎么样！”
瞧，沧桑感、人生百味、宠辱得失，似乎都囊括在这“怎么样”“不怎么样”的对话中了。
喜欢精确的美国人碰到喜欢模糊的中国人就麻烦了。例如美国人问一个中国客人，是喝咖啡、可乐、果汁、冰茶，还是其他什么饮料，后者往往回答： “Whatever（随便）”或“Everything is OK（都可以）”，弄得主人无所适从。不过，在西方人眼里，是摸不着头脑，而在东方人眼里，则意味着客随主便，是一种很朴素的利他主义，也就是说，则表明尽可能地少给主人添麻烦。在美国公司，老板和同事常常从字面答话中，很难弄清华人雇员到底要求什么。
很好笑，美国人学汉语首先也是从一些模糊的字眼开始启蒙。如果你夸他或她学得好，他或她就会很顺嘴地说一声“马马虎虎”。某日看电视，国际吴桥杂技节上墨西哥团一个小丑节目，那小丑并非歉和，似学会了好玩儿的中国什么绝活儿，一口一个“马马虎虎”，抖出不少“包袱”来。以模糊之形示谦虚之神，不自觉中竟得到中国文化的精神真谛。
国人的模糊素质为人类知识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把西方人死抓的精确点变成了表面模糊而实际精确的“域”。例如美女的标准是一个“域”，不必找一个精确点，如五官必须排列成什么位置，眉毛头发必须多少根，肤色必须多大光谱，身高必须多少微米，体重必须多少毫克等等；若真想如此精确，就甭想找到任何美女了；再如你计划开车到某地，有人将路上每次方向盘要转多少度都精确好了，那你就甭想顺利到达目的地了。正因如此，中国人在“模糊数学”和“模糊逻辑学” 领域居于国际领先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