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维权：控诉法西斯暴政！！！我的控诉
我是上海闸北区上访维权公民杜阳明，在上海当地上告无门，信访无果的困境下，我先后多次进京上访，不料竟遭劳教迫害一年半、刑事拘留三次，在狱中多次遭受非人道的折磨，出狱后罹患椎间盘膨突、糖尿病、高血压等多种疾患。
我的上访维权起因于以下四个问题：
一、1986年我母亲朱宝莲（现年91岁）在闸北区共和新路245号租借私房开点心店，店名：培大食府，三证俱全，按月缴税，属合法的个体工商业主。1993年底1994年初，该地市政动迁，有关单位未与我母亲朱宝莲接触商谈便将培大食府拆除，且无丝毫的补偿与安置，我们全家赖此为生的店面就此荡然无存。时年我母亲78岁（无劳保），我失业在家，两个子女仍在就学，仅靠我妻子的低工资，全家生计顿陷困境。
二、1999年我家闸北区虬江路1466弄38号私有产权房（是建于解放前1948年的永久性私有产权房屋）被商业动迁，当时上海中房房屋拆迁公司（简称中房公司）以“临时绿地”“土地储备”为幌子，剥夺原住户回搬权，在我拒绝接受霸王协定的情况下，中房公司先是采取断水断电等非法手段逼迁，继而用黑社会手段暴力逼迁，2000年4月至6月间，中房公司动用拆迁队和地痞流氓，先后三次对我辱駡围殴，我被殴伤后两次由芷江西派出所开具验伤单，其中一次送医院急救。2000年8月2日下午2点多，我独自一人在家，闸北公安分局和芷江西派出所三、四十名警察突然闯入我家，将我从房里拖出后强制押送到桥东拆迁指挥部进行软禁，我妻子下班后也遭软禁，下午6点许，两辆警车一前一后，与搬场车一起将我和妻子押送到真北路我女儿家（已经出租给房客），动迁人员撬门而入，将搬场车上的物件强行塞入。整个过程没有任何行政、司法程式及财产保全手续，均由闸北公安分局和芷江西派出所强制执行。经我们事后清点，除了家具衣物和大件家电外，一些小件物品如祖传玉璧等贵重财产和证据材料皆不翼而飞！第二天我妻子去原住地，发现动迁组还在已拆毁的我家私房内向外搬东西，我妻子当即上前阻止，但动迁组拆房队长却蛮横地说：“强迁时没有搬走的东西都属于我们！”。在警察和流氓的配合下，中房公司只给了我们夫妻两人三万元的安置费。
三、我的继父蒋鹤良曾是上海自来水公司管线所施工队队长，为了向“七一”献礼，连续加班一个月，吃住都在工地上，1973年6月30日在施工中被起吊后的大口径水泥管撞死。上海自来水公司管线所与我母亲签订工伤死亡协定后，将她的关系从街道工厂转到管线所，月收入照全市平均低工资标准发放，医药费则全额报销（半劳保＋行政补贴），按协议我母亲享受此待遇至终身。但1999年12月底，上海自来水公司管线所工会干部范××通知我说，厂方决定我母亲朱宝莲从2000年1月起拿全市低保，医疗费只能享受家属劳保（半劳保），行政补贴取消。上海自来水公司管线所单方面撕毁协议，严重损害了我母亲的合法权益。
四、我家私宅上下两楼（虬江路1466弄38号）前客堂原有租赁户郑满堂，1981年郑回江西前，通过居委会与我母亲签订书面协议。户口挂靠，房租照付。但该协议签订后，郑满堂从未付过一分钱，一拖就是18年，我们通过居委会和派出所多次交涉未果。1999年动迁时，我将协议书交给中房公司工作人员曲华，要求在解决郑满堂的（挂靠户口）动迁费时能将欠租还清。中房公司动迁人员明知被拆迁人与租赁户有协议纠纷，却单方面解决郑满堂的动迁费，置我母亲的权益而不顾。
以上四个问题引发了我长达7个年头的上访，不但没有结果反而招致一连串的政治迫害。
我的上访及遭迫害经过
2001年12月2日，我第一次赴京上访，半年后我又连续多次上北京。为了阻止我再去北京，2002年10月8日至10月17日十天间，芷江西派出所所长胡良伟和警长毛国良每天派一辆警车，四个警察和保安对我进行24小时非法贴身监控。10月10日警察张颖等四人将我押进一间正在装修的房屋内，该屋内原有设施已经被拆除，但警察门却不准我出门吃饭和大小便。这天值班的警察冒仕林全身压在我的背上，右臂拤住我的头颈，并用皮鞋跟猛踩我的脚背，还恶狠狠地说：“今天我就是和你亲热亲热，你准备怎么样！”10月17日中午监控撤销，下午2点我赶到芷江西派出所，质问所长胡良伟：“你们凭什么对我监控”，岂料胡良伟竟推得一干二净：“我们什么时候对你监控过？侬介好，我们做啥要监控你？我们没有监控你过。”……
遣送经历
2002年11月11日我在北京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信访接待室（俗称“两办”）正常上访，208接待员对我还没有谈话完毕，北京警察已在旁边等候，接待一完毕，我就瞥见208接待员在批条上写“盲流打工”等字样，警察就将我和蔡新华、朱东辉、小张四人塞进一辆囚车直驶北京昌平遣送站，关进去后，我们就被称作“遣送人员”，一律脱下衣裤鞋帽进行彻底抄身，财物登记。我看到有一个来自福建的遣送人员，他身上带着的1600元钱，警察说：“你要登记的话，全部上缴国家，你一分钱也没有，你不登记的话，可以拿回600元。”结果他没有登记，被警察私吞了1000元钱。此后10天我们过着非人的生活，该遣送站里的房屋无床无凳，就在水泥地上铺一层复合地板，一间20来平方米的房间最多时曾关押40多名“遣送人员”，大家只能插蜡烛般地站着，根本无法躺下。
这里每天只供应两顿饭，每顿一律两只高粱窝窝头，糙得无法下咽，喝得是漂着几片菜叶盐卤似的汤。我们每天看到的是警察和保安对遣送人员拳打脚踢、甚至挥舞皮带抽打。11月的北京正是寒冬时节，时有降雪，而我们这些遣送人员每天早晚两次都要被警察赶到已是冰天雪地的操场上集中受冻一个小时，我们几个上海人不得不披着被子在呼啸的北风中站立。一天我亲眼看见操场上躺着一个“盲流”，听说是被警察打死的，两个小时后，我看见警察和保安指使几个外地遣送人员用席子裹好后送走。
11月20日上午8点多钟。我们40多个来自各地的遣送人员又被集中装上大巴士，送到北京火车站，接着又转送徐州遣送站。上海警方派人来徐州遣送站分别找我们谈话，要我们认错。其间蔡新华（73岁，装有心脏起搏器）和小张只关押了2天便被上海警方领走了，蔡新华老人由于受到这些天来的折磨与恐吓，回上海12个小时竟猝死家中。我和朱东辉因不愿认错，则被继续关押5天，11月28日才将我们释放。
不讲诚信的各级信访干部
2003年3月5日是北京“两会”之日，在这之前，来自全国各地访民都涌向首都伸冤，媒体对公民维权运动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2003年2月底，我又一次赴北京上访。三月上旬来自上海的40多位访民几乎天天到“两办”、国家信访总局、建设部、公安部等国家级信访部门反映上海动迁黑幕，引起了上海市政府的恐慌，上海市政府驻京办事处信访干部夏敏自从2月底就一路尾随我们并做分化瓦解工作，但由于上访者团结一致，所以毫无结果。3月6日，夏敏在建设部接待处与45名上访者谈判，请求大家立刻离京，并作四点口头承诺：1.全体45名上访人员卧铺回沪；2.列车上吃喝免单；3.市委副秘书长柴俊勇将于3月7日下午1时半在市委信访办接待全体赴京上访人员；4.不让警察干预、跟踪，保证回沪的上访人员安全……
当晚8点前，我们45名上访人员全部被骗上了5号车厢，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卧铺，硬座也不够，列车员还把餐车内的圆凳拿来充数，我们一上车厢，数十名上海便衣警察便将车厢两头的铁门锁上，将上访人员与别的乘客一起软禁在5号车箱内，到天津站。几位外地乘客要求下车，上海警察竟硬是不开门不让下。我们发觉受夏敏欺骗，于是一起据理力争，黄芝兰、柴燕芬还为此受伤倒地，最后只争取到8只卧铺。晚8时开的车本该8点就吃饭，但经我们反复斗争，晚10时半我们这些上访者才吃上晚饭。
列车次日上午10点一到上海站，只见站台上站满了警察，黑压压的有几百人之多。他们将45名上访人员分割开来，我与田宝成等7位闸北区的上访人员走出火车站后，在秣陵路上被尾随其后的二十多名警察强拉硬拽拖往闸北信访办，这是我第一次被警察殴打，指挥者闸北区治安支队长曹××。当天下午上海市府主管信访工作的柴俊勇副秘书长分别接待上访者，轮到我时已近午夜，柴副秘书长面露倦态，说已很疲劳了，要我书面向他反映情况，并保证我写信给他，他封封回复。事实上，我此后写给他的信，没有一封有回音。我失去了一次直接与柴俊勇面谈的机会。
由于市府秘书长柴俊勇先生失信于我，2003年4月16日，我第13次去北京上访。20号下午，上海市政府驻京办事处张副主任委托信访员施兴元开具了一张写明区长24号上午接待我的督办信函，我买了第二天的车票于22号回到上海。
４月24日上午9点，我拿着“驻京办”开具的书面依据到上海市闸北区政府信访办。看到田宝成夫妻俩也拿着同样的一封信函，要求区长接待。信访员康××传出话讲：区长10：30分接待，我耐心地等到10：30分。又传出话来说由于“非典”，12天后再接待我，让我们自行隔离，我考虑到信访办工作人员经常欺骗、愚弄上访群众，几无诚信可言，我当场提出：请区长以书面形式约定接见时间，以防日后赖帐。我同意隔离，希望政府提供隔离场所。当时在场的信访人员根本不予理会，无奈之下，我决定直接找区长交涉，在很顺利地经过多名保安值勤的门岗后，我进入了区政府办公楼底层电梯间，保安随即上前阻拦，既不让我上楼梯，又不让进电梯。其间田宝成夫妇也进入电梯间不久，就被区政府干部劝离。没想到我们的这一举动竟构成了后来所谓的“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跌进了市、区两级政府设下的陷阱。
当天中午11点，我和田宝成夫妇被软禁在区信访办，不让出门。到晚上７点左右，忽然来了十多个不明身份的人，强行给我戴上手铐送往闸北看守所，但被看守所拒收，接着他们又将我送往上海同济附属医院进行强制验血、拍摄胸片检查，其间我被拗臂、卡脖、拳打脚踢了近一个小时后又被送往闸北看守所，该看守所不知何故仍不予收押，他们又把我铐上手铐押上警车，押往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医院，芷江西派出所所长胡良伟带着5个拿着电警棍、约束带的警察将我拗臂、拤颈，强行进行第二次完全相同的“非典”检查，除了拍胸片时解开手铐一会外，我始终被他们视若罪犯。
面对为所欲为的警察，我声嘶力竭地抗议道：“我不是犯人！你们凭什么这么对待上访的老百姓？”……，提篮桥狱警喝道：“进来了就是犯人！你再凶，绑起来！”，四个服刑犯在狱警指使下上前对我粗暴抄身，搜走身上物品，不开具清单。接着四个服刑犯强行将我手脚分开绑在床上，成五马分尸状。此时，我看到墙上的钟指向午夜12：05分，其间我多次要求小便，都被拒绝。４月25日清晨4点多我便溺于身上和被褥上，至当天下午18点以后才将我松绑，整整18个小时！这18个小时内不许吃饭、不让喝水，尿湿的裤子全靠体温烘干，松绑后两腿浮肿、左胸肋下皮肤被绳子磨破出血。当晚他们又把我送到闸北看守所专门羁押嫌疑人的4号楼关押，并不说明任何理由。我为抗议这种野蛮的法西斯行为，4月24日—5月2日我绝食8天。
这期间闸北分局警方共提审我2次，第一次提审是在半夜，此时我已绝食四天，两个承办坐在长条桌前，三个警察和便衣分别拿着照相机和摄像机，他们示意让我坐在桌前的一个小凳子上，我飞起一脚把小凳踢开，承办员自圆其说地说：“杜阳明不肯坐小凳子，帮他搬个太师椅来。”我两手撑住桌面，承办蒋亦成要我交代问题，我把台子一拍说：“我今天审问你们！你们必须交代贪污腐败的所有罪行！”我指着蒋亦成说：“你抽的是中华牌，算你一天两包，一个月2400，抽烟的开销一般是收入的六分之一到八分之一，那么你的收入应该是15000左右，算你是副局级干部，也只有4000多元，另外10000多元钱你是从哪里贪污来的？”他们心虚理亏，马上收场，再把我送回411监房。第二次也是在半夜，由闸北区公安分局的一个国字脸的副局长提审，我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整个过程我不说一句话，他们也没纪录一个字。
在这期间，看守所的王警长一直骗我说是被“非典隔离”。在我被关押16天后，我向所部提出抗议：既然黄警长说我是“非典隔离”为什么到现在还把我关押在这里？最后由所部把蒋亦成叫到看守所，宣布我被刑事拘留一个月，罪名是“聚众冲击国家机关”5月23日释放我那天，我发觉归还我的财物中少掉了100元，蒋亦成多次表示要认真追查，给我一个交待（此后竟无下文）。我要求他们出示刑事拘留证原件，蒋亦成从包里拿出原件，我一看上面有上海市公安局长吴志明的大红印章。
2003年6月３日（六四前一天）中午，我空身一人在上海新客站行走，芷江西派出所任继新等多名警察看见后拦住我说：“今天是特别的日子，你们这些人都要看起来。”随后我被他们一路上架着押上警车送到芷江街道信访办，交给信访科长孙秉干等两名信访员和翁、顾两名便衣警察及一名临时雇用的打手，他们关上信访办的门后对我说：“今天上面给了我们任务，就是要看牢你。”我反问：“难道我连走路的权利都没有了吗？我要回家。”见我要开门，他们5个人强行把我按到在沙发上，当我挣扎时，翁、顾两名便衣警察和临时打手一起将我的手臂反拗成“飞机式”，将我的头按在地上，我声嘶力竭地呼喊：“警察打人！”，姓翁的便衣警察说：“就打你！打得你不敢冒头！”，孙秉干说：“没人打你，我们只看见你打警察。”我被断断续续拳打脚踢了6个小时，全身多处青紫。直到我瘫在沙发上他们才住手。晚上８点他们才将我放回家。
６月４日，我满怀冤屈，带着浑身伤痕又一次踏上了进京上告之路。下午6点，上海市信访办编号为203的办事员（干这工作的人从来不愿说出自己的姓名）和闸北区督解办左××等20多人在苏州将我和另几个上访群众公开绑架回上海。我被他们交给芷江西派出所强行看管。次日上午８点，两名警长、三名警员、三名保安对我施暴，我被逼无奈，不得不头撞墙壁以死抗暴，在此情形下，他们才放我自由。
6月17日上午6点多，我刚出小区门口，就被埋伏在那里的警察毛国良等四人扭送到警车内，押往芷江西街道信访办软禁15个小时后，晚上8点许他们放我回家后，还派了个保安对我继续贴身跟踪，我将此人摆脱后不敢回家，在马路上兜了一夜，于6月18日乘火车第13次赴京上访。
在2003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上海已有等几十名上访维权者在北京上告。其中有揭开上海动迁黑幕的沈婷等人。因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又多次被各级信访部门欺骗甚至迫害，2003年7月6日下午，我们11位上海访民在无可奈何之下前往中南海递交上告信，希望引起中央政府的重视，我们被带到福佑街派出所后，上海市信访办副主任张士民也来到派出所，并将我们送到北京南站民政局接济站软禁，我们11位上海访民集体绝食四天。第3天，闸北访民黄芝兰晕厥，我们要求送医院抢救并让一位访民陪同，张士民一口回绝我们的合理要求，我不得不拦在救护车前，请求让我们访民中的一位女士陪护。市信访办副主任张士民当着各地的上访难民恶狠狠地对我说：“回到上海就捉脱侬！”这句话他连说了三遍。在我的据理力争下，他们最后同意让奚国珍随车陪护。
7月10日我在接济站睡午觉，下午一点左右，上海闸北公安分局蒋亦成，稳定科长李××带领8个全副武装的警察，用手铐将我反铐后押上警车，带往一秘密的地下囚室，这里四面墙壁都用了特殊软材，被囚禁者即使头撞墙也伤不了。关了几个小时后，我被警察们押上火车，11日一回上海就被关进闸北分局特审室进行强制性审问，2天后我又被转移到中兴路上的英丽大酒家软禁，从7月13日至23日我在英丽大酒家共被软禁了10天。在我被软禁期间的7月18日，闸北区委一秘书长带领小江等4名干部到英丽大酒家表示只要我相信政府，给政府时间，一定会将我上访的四个问题解决。临走时他们还一一与我握手道别。
7月23日下午，闸北公安分局徐达芳局长来到英丽大酒家会议室，一见面就对我说：“鼎鼎大名的杜阳明，今天我们终于见面了。我是徐达芳。”我答：“如雷贯耳的徐达芳局长！”徐达芳问：“你怎么认识我？”我答：“你在闸北区做了那么多事，谁听见你名字都要发抖。” 徐达芳接着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找你？”我说：“不知道。”徐达芳说：“我就要你交待上访过程中所有的过激行为。”并要我认错认罪。我回答：“我一不偷窃扒拿，二不吃喝嫖赌，三不杀人放火。我为自己被侵犯的合法权益上访无错，更无罪。你们政府只要把我的问题解决了，我就不上访了。”徐达芳说：“上访的问题我不管，我只管抓人，你今天认错认罪，我们就不处理你。”我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无错无罪！”……
半个小时后，我被警察押上一辆有铁栅栏的囚车，送往闸北看守所关了一晚上，7月24日，我被转到上海殷高路上的“两劳”单位禁闭室内关了7天，于7月31日被送往苏北大丰的上海市第二劳教所三大队一中队。开始了我人生中最为屈辱的一年半劳教生涯。时年我已59岁，赶上劳教年龄的末班车，可见政府官员对我政治上的迫害是用足政策的。
一中队队长王水兵一开始就对我说，外面的事情你不要多想，我们会给你烫平的，你只要服从我们的管理，遵守劳教所的制度规章。由于我对政府能给我解决问题尚抱有幻想，相信了政府官员骗人的鬼话，存在私心，因此被哄骗得“默契配合”，将劳教所的所有规定变成了绑在我身上的绳索和枷锁。
劳教所对刚来的劳教人员通称为“新收”，狱警对新收人员施以各种极端的训练来“校路子”，在我所经历的“新收”18天中，我受尽了各种酷刑的折磨，早晨4：45分起床，晚上22点睡觉。起床后只有15分钟的漱洗时间，接下来是反复打“内务包”（叠被子），打得不好，重新来过，再打得不好，狱警便拳打脚踢，到6点吃早饭，吃完饭便是静坐，静坐早中晚三次，每次两小时，要求挺胸收腹，双手放在膝盖上，两眼平视，不准打瞌睡，不准说话，不准前后观望。一般“新收”训练结束后，劳教人员的屁股上都会出现坐疮且经久不褪，以后坐着凳子就会很疼，因此罚坐板凳成了狱警制约劳教人员的有效手段。
静坐结束后，狱警就让劳教人员到操场上军训操练，上午和下午各一次，每次2—3小时。我到劳教所正值盛夏，在高温40℃的无遮拦的操场内，狱警让我们长跑、做各种军训操练，做得不对就要被拳打脚踢。狱警经常故意延长口令时间，使劳教人员产生错觉而受到惩罚，劳教所狱警因封闭式的环境都有点变态，他们以惩罚和虐待劳教人员为乐趣。一中队狱警陈亮、刘云松被大家称为豺狼虎豹中的豺和狼，他们专以寻衅殴打劳教人员为乐事。陈亮除了对我拳打脚踢以外，还罚我对着火辣太阳罚站，使我受伤的眼睛雪上加霜，视力降到0.49度以下，平时老用警棍威胁我，刘云松更是在我静坐时从背后突然用电警棍电我。
在劳教所，劳教人员违反规定，轻则遭拳头栗凿，重则被警棍电击，如有不服。就被关禁闭、扎床。所谓扎床是用宽皮带把劳教人员五花大绑于铁床，床中间有一个大窟窿，是专门给被绑者大小便的，狱警将被绑者的衣服拉至肚脐上，裤子拉到膝盖处，寒冬时被绑者冻得浑身冰凉发青，酷暑时让被绑者喂蚊子，其痒难熬。最残酷和下流的是狱警用电警棍电击生殖器，甚至塞进嘴内电击。
在我进去一个多月后，一中队来了个叫顾鲁兵的中队指导员（此人原为一大队队长，因在管理中整死了劳教人员，被降级处理来到一中队），对我表现出过分的热情与关注，经常带我到操场上散步谈心，为我理发，并对我说：“你的问题好解决，你在劳教所最多呆两个月，各级政府对你的问题很关注，明天上海电视台要对你进行采访。”第2天管教陈亮把我带到办公室，拿出电警棍放在台子上，桌子上有预先放好的茶杯茶叶，给我泡好茶就开始训斥我，现在上海电视台要采访你，你不许隐瞒，老老实实对他们讲，喝完茶过了10分钟，我被带到接待处，后来发生了什么我就迷迷糊糊，感觉上好像看到了蒋亦成等闸北区公安局的人，问了我些什么，叫我做了些什么，我都没印象了。以后几次提审，在我喝完茶抽完烟后都出现类似的精神恍惚现象，不知道别人问了我些什么，自己又回答了些什么。只有反复出现的一句问话还依稀存留在脑子里：“王明清是不是头？”，我回答说：“王明清是头，我就是总统了。”后来闸北区再来人找我谈话，我便一概不喝不抽他们给我的茶和烟，并且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以后再也没有人来找我了。
2003年10月12日下午，闸北区政府督解办和芷江西街道政法委书记贺德山等人来劳教所找我谈判，他们的“化解”方案被我拒绝。过了5点误了开饭时间，我回到寝室吃了管教为我预留的饭菜（还有点微温），肚子里就开始翻江倒海地疼痛起来（我平时肠胃很好，不要说还有点热的，即使是冷的也能吃，恰恰是这一次居然五天滴水不沾）。我到卫生所挂急诊，告诉他们我是吃晚饭后不舒服的，没有任何感冒症状，但每天的当班医生都把我当感冒治，给我吃安乃静、头孢等药。在这期间我滴水不进。连续5天后，我休克被送场部医院，被确诊为急性胃溃疡。住了9天医院，还没有康复又被押回一中队。
面对为所欲为的警察，我声嘶力竭地抗议道：“我不是犯人！你们凭什么这么对待上访的老百姓？”……，提篮桥狱警喝道：“进来了就是犯人！你再凶，绑起来！”，四个服刑犯在狱警指使下上前对我粗暴抄身，搜走身上物品，不开具清单。接着四个服刑犯强行将我手脚分开绑在床上，成五马分尸状。此时，我看到墙上的钟指向午夜12：05分，其间我多次要求小便，都被拒绝。４月25日清晨4点多我便溺于身上和被褥上，至当天下午18点以后才将我松绑，整整18个小时！这18个小时内不许吃饭、不让喝水，尿湿的裤子全靠体温烘干，松绑后两腿浮肿、左胸肋下皮肤被绳子磨破出血。当晚他们又把我送到闸北看守所专门羁押嫌疑人的4号楼关押，并不说明任何理由。我为抗议这种野蛮的法西斯行为，4月24日—5月2日我绝食8天。
这期间闸北分局警方共提审我2次，第一次提审是在半夜，此时我已绝食四天，两个承办坐在长条桌前，三个警察和便衣分别拿着照相机和摄像机，他们示意让我坐在桌前的一个小凳子上，我飞起一脚把小凳踢开，承办员自圆其说地说：“杜阳明不肯坐小凳子，帮他搬个太师椅来。”我两手撑住桌面，承办蒋亦成要我交代问题，我把台子一拍说：“我今天审问你们！你们必须交代贪污腐败的所有罪行！”我指着蒋亦成说：“你抽的是中华牌，算你一天两包，一个月2400，抽烟的开销一般是收入的六分之一到八分之一，那么你的收入应该是15000左右，算你是副局级干部，也只有4000多元，另外10000多元钱你是从哪里贪污来的？”他们心虚理亏，马上收场，再把我送回411监房。第二次也是在半夜，由闸北区公安分局的一个国字脸的副局长提审，我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整个过程我不说一句话，他们也没纪录一个字。
在这期间，看守所的王警长一直骗我说是被“非典隔离”。在我被关押16天后，我向所部提出抗议：既然黄警长说我是“非典隔离”为什么到现在还把我关押在这里？最后由所部把蒋亦成叫到看守所，宣布我被刑事拘留一个月，罪名是“聚众冲击国家机关”5月23日释放我那天，我发觉归还我的财物中少掉了100元，蒋亦成多次表示要认真追查，给我一个交待（此后竟无下文）。我要求他们出示刑事拘留证原件，蒋亦成从包里拿出原件，我一看上面有上海市公安局长吴志明的大红印章。
2003年6月３日（六四前一天）中午，我空身一人在上海新客站行走，芷江西派出所任继新等多名警察看见后拦住我说：“今天是特别的日子，你们这些人都要看起来。”随后我被他们一路上架着押上警车送到芷江街道信访办，交给信访科长孙秉干等两名信访员和翁、顾两名便衣警察及一名临时雇用的打手，他们关上信访办的门后对我说：“今天上面给了我们任务，就是要看牢你。”我反问：“难道我连走路的权利都没有了吗？我要回家。”见我要开门，他们5个人强行把我按到在沙发上，当我挣扎时，翁、顾两名便衣警察和临时打手一起将我的手臂反拗成“飞机式”，将我的头按在地上，我声嘶力竭地呼喊：“警察打人！”，姓翁的便衣警察说：“就打你！打得你不敢冒头！”，孙秉干说：“没人打你，我们只看见你打警察。”我被断断续续拳打脚踢了6个小时，全身多处青紫。直到我瘫在沙发上他们才住手。晚上８点他们才将我放回家。
６月４日，我满怀冤屈，带着浑身伤痕又一次踏上了进京上告之路。下午6点，上海市信访办编号为203的办事员（干这工作的人从来不愿说出自己的姓名）和闸北区督解办左××等20多人在苏州将我和另几个上访群众公开绑架回上海。我被他们交给芷江西派出所强行看管。次日上午８点，两名警长、三名警员、三名保安对我施暴，我被逼无奈，不得不头撞墙壁以死抗暴，在此情形下，他们才放我自由。
6月17日上午6点多，我刚出小区门口，就被埋伏在那里的警察毛国良等四人扭送到警车内，押往芷江西街道信访办软禁15个小时后，晚上8点许他们放我回家后，还派了个保安对我继续贴身跟踪，我将此人摆脱后不敢回家，在马路上兜了一夜，于6月18日乘火车第13次赴京上访。
在2003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上海已有等几十名上访维权者在北京上告。其中有揭开上海动迁黑幕的沈婷等人。因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又多次被各级信访部门欺骗甚至迫害，2003年7月6日下午，我们11位上海访民在无可奈何之下前往中南海递交上告信，希望引起中央政府的重视，我们被带到福佑街派出所后，上海市信访办副主任张士民也来到派出所，并将我们送到北京南站民政局接济站软禁，我们11位上海访民集体绝食四天。第3天，闸北访民黄芝兰晕厥，我们要求送医院抢救并让一位访民陪同，张士民一口回绝我们的合理要求，我不得不拦在救护车前，请求让我们访民中的一位女士陪护。市信访办副主任张士民当着各地的上访难民恶狠狠地对我说：“回到上海就捉脱侬！”这句话他连说了三遍。在我的据理力争下，他们最后同意让奚国珍随车陪护。
7月10日我在接济站睡午觉，下午一点左右，上海闸北公安分局蒋亦成，稳定科长李××带领8个全副武装的警察，用手铐将我反铐后押上警车，带往一秘密的地下囚室，这里四面墙壁都用了特殊软材，被囚禁者即使头撞墙也伤不了。关了几个小时后，我被警察们押上火车，11日一回上海就被关进闸北分局特审室进行强制性审问，2天后我又被转移到中兴路上的英丽大酒家软禁，从7月13日至23日我在英丽大酒家共被软禁了10天。在我被软禁期间的7月18日，闸北区委一秘书长带领小江等4名干部到英丽大酒家表示只要我相信政府，给政府时间，一定会将我上访的四个问题解决。临走时他们还一一与我握手道别。
7月23日下午，闸北公安分局徐达芳局长来到英丽大酒家会议室，一见面就对我说：“鼎鼎大名的杜阳明，今天我们终于见面了。我是徐达芳。”我答：“如雷贯耳的徐达芳局长！”徐达芳问：“你怎么认识我？”我答：“你在闸北区做了那么多事，谁听见你名字都要发抖。” 徐达芳接着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找你？”我说：“不知道。”徐达芳说：“我就要你交待上访过程中所有的过激行为。”并要我认错认罪。我回答：“我一不偷窃扒拿，二不吃喝嫖赌，三不杀人放火。我为自己被侵犯的合法权益上访无错，更无罪。你们政府只要把我的问题解决了，我就不上访了。”徐达芳说：“上访的问题我不管，我只管抓人，你今天认错认罪，我们就不处理你。”我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无错无罪！”……
半个小时后，我被警察押上一辆有铁栅栏的囚车，送往闸北看守所关了一晚上，7月24日，我被转到上海殷高路上的“两劳”单位禁闭室内关了7天，于7月31日被送往苏北大丰的上海市第二劳教所三大队一中队。开始了我人生中最为屈辱的一年半劳教生涯。时年我已59岁，赶上劳教年龄的末班车，可见政府官员对我政治上的迫害是用足政策的。
一中队队长王水兵一开始就对我说，外面的事情你不要多想，我们会给你烫平的，你只要服从我们的管理，遵守劳教所的制度规章。由于我对政府能给我解决问题尚抱有幻想，相信了政府官员骗人的鬼话，存在私心，因此被哄骗得“默契配合”，将劳教所的所有规定变成了绑在我身上的绳索和枷锁。
劳教所对刚来的劳教人员通称为“新收”，狱警对新收人员施以各种极端的训练来“校路子”，在我所经历的“新收”18天中，我受尽了各种酷刑的折磨，早晨4：45分起床，晚上22点睡觉。起床后只有15分钟的漱洗时间，接下来是反复打“内务包”（叠被子），打得不好，重新来过，再打得不好，狱警便拳打脚踢，到6点吃早饭，吃完饭便是静坐，静坐早中晚三次，每次两小时，要求挺胸收腹，双手放在膝盖上，两眼平视，不准打瞌睡，不准说话，不准前后观望。一般“新收”训练结束后，劳教人员的屁股上都会出现坐疮且经久不褪，以后坐着凳子就会很疼，因此罚坐板凳成了狱警制约劳教人员的有效手段。
静坐结束后，狱警就让劳教人员到操场上军训操练，上午和下午各一次，每次2—3小时。我到劳教所正值盛夏，在高温40℃的无遮拦的操场内，狱警让我们长跑、做各种军训操练，做得不对就要被拳打脚踢。狱警经常故意延长口令时间，使劳教人员产生错觉而受到惩罚，劳教所狱警因封闭式的环境都有点变态，他们以惩罚和虐待劳教人员为乐趣。一中队狱警陈亮、刘云松被大家称为豺狼虎豹中的豺和狼，他们专以寻衅殴打劳教人员为乐事。陈亮除了对我拳打脚踢以外，还罚我对着火辣太阳罚站，使我受伤的眼睛雪上加霜，视力降到0.49度以下，平时老用警棍威胁我，刘云松更是在我静坐时从背后突然用电警棍电我。
在劳教所，劳教人员违反规定，轻则遭拳头栗凿，重则被警棍电击，如有不服。就被关禁闭、扎床。所谓扎床是用宽皮带把劳教人员五花大绑于铁床，床中间有一个大窟窿，是专门给被绑者大小便的，狱警将被绑者的衣服拉至肚脐上，裤子拉到膝盖处，寒冬时被绑者冻得浑身冰凉发青，酷暑时让被绑者喂蚊子，其痒难熬。最残酷和下流的是狱警用电警棍电击生殖器，甚至塞进嘴内电击。
在我进去一个多月后，一中队来了个叫顾鲁兵的中队指导员（此人原为一大队队长，因在管理中整死了劳教人员，被降级处理来到一中队），对我表现出过分的热情与关注，经常带我到操场上散步谈心，为我理发，并对我说：“你的问题好解决，你在劳教所最多呆两个月，各级政府对你的问题很关注，明天上海电视台要对你进行采访。”第2天管教陈亮把我带到办公室，拿出电警棍放在台子上，桌子上有预先放好的茶杯茶叶，给我泡好茶就开始训斥我，现在上海电视台要采访你，你不许隐瞒，老老实实对他们讲，喝完茶过了10分钟，我被带到接待处，后来发生了什么我就迷迷糊糊，感觉上好像看到了蒋亦成等闸北区公安局的人，问了我些什么，叫我做了些什么，我都没印象了。以后几次提审，在我喝完茶抽完烟后都出现类似的精神恍惚现象，不知道别人问了我些什么，自己又回答了些什么。只有反复出现的一句问话还依稀存留在脑子里：“王明清是不是头？”，我回答说：“王明清是头，我就是总统了。”后来闸北区再来人找我谈话，我便一概不喝不抽他们给我的茶和烟，并且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以后再也没有人来找我了。
2003年10月12日下午，闸北区政府督解办和芷江西街道政法委书记贺德山等人来劳教所找我谈判，他们的“化解”方案被我拒绝。过了5点误了开饭时间，我回到寝室吃了管教为我预留的饭菜（还有点微温），肚子里就开始翻江倒海地疼痛起来（我平时肠胃很好，不要说还有点热的，即使是冷的也能吃，恰恰是这一次居然五天滴水不沾）。我到卫生所挂急诊，告诉他们我是吃晚饭后不舒服的，没有任何感冒症状，但每天的当班医生都把我当感冒治，给我吃安乃静、头孢等药。在这期间我滴水不进。连续5天后，我休克被送场部医院，被确诊为急性胃溃疡。住了9天医院，还没有康复又被押回一中队。
面对为所欲为的警察，我声嘶力竭地抗议道：“我不是犯人！你们凭什么这么对待上访的老百姓？”……，提篮桥狱警喝道：“进来了就是犯人！你再凶，绑起来！”，四个服刑犯在狱警指使下上前对我粗暴抄身，搜走身上物品，不开具清单。接着四个服刑犯强行将我手脚分开绑在床上，成五马分尸状。此时，我看到墙上的钟指向午夜12：05分，其间我多次要求小便，都被拒绝。４月25日清晨4点多我便溺于身上和被褥上，至当天下午18点以后才将我松绑，整整18个小时！这18个小时内不许吃饭、不让喝水，尿湿的裤子全靠体温烘干，松绑后两腿浮肿、左胸肋下皮肤被绳子磨破出血。当晚他们又把我送到闸北看守所专门羁押嫌疑人的4号楼关押，并不说明任何理由。我为抗议这种野蛮的法西斯行为，4月24日—5月2日我绝食8天。
这期间闸北分局警方共提审我2次，第一次提审是在半夜，此时我已绝食四天，两个承办坐在长条桌前，三个警察和便衣分别拿着照相机和摄像机，他们示意让我坐在桌前的一个小凳子上，我飞起一脚把小凳踢开，承办员自圆其说地说：“杜阳明不肯坐小凳子，帮他搬个太师椅来。”我两手撑住桌面，承办蒋亦成要我交代问题，我把台子一拍说：“我今天审问你们！你们必须交代贪污腐败的所有罪行！”我指着蒋亦成说：“你抽的是中华牌，算你一天两包，一个月2400，抽烟的开销一般是收入的六分之一到八分之一，那么你的收入应该是15000左右，算你是副局级干部，也只有4000多元，另外10000多元钱你是从哪里贪污来的？”他们心虚理亏，马上收场，再把我送回411监房。第二次也是在半夜，由闸北区公安分局的一个国字脸的副局长提审，我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整个过程我不说一句话，他们也没纪录一个字。
在这期间，看守所的王警长一直骗我说是被“非典隔离”。在我被关押16天后，我向所部提出抗议：既然黄警长说我是“非典隔离”为什么到现在还把我关押在这里？最后由所部把蒋亦成叫到看守所，宣布我被刑事拘留一个月，罪名是“聚众冲击国家机关”5月23日释放我那天，我发觉归还我的财物中少掉了100元，蒋亦成多次表示要认真追查，给我一个交待（此后竟无下文）。我要求他们出示刑事拘留证原件，蒋亦成从包里拿出原件，我一看上面有上海市公安局长吴志明的大红印章。
2003年6月３日（六四前一天）中午，我空身一人在上海新客站行走，芷江西派出所任继新等多名警察看见后拦住我说：“今天是特别的日子，你们这些人都要看起来。”随后我被他们一路上架着押上警车送到芷江街道信访办，交给信访科长孙秉干等两名信访员和翁、顾两名便衣警察及一名临时雇用的打手，他们关上信访办的门后对我说：“今天上面给了我们任务，就是要看牢你。”我反问：“难道我连走路的权利都没有了吗？我要回家。”见我要开门，他们5个人强行把我按到在沙发上，当我挣扎时，翁、顾两名便衣警察和临时打手一起将我的手臂反拗成“飞机式”，将我的头按在地上，我声嘶力竭地呼喊：“警察打人！”，姓翁的便衣警察说：“就打你！打得你不敢冒头！”，孙秉干说：“没人打你，我们只看见你打警察。”我被断断续续拳打脚踢了6个小时，全身多处青紫。直到我瘫在沙发上他们才住手。晚上８点他们才将我放回家。
６月４日，我满怀冤屈，带着浑身伤痕又一次踏上了进京上告之路。下午6点，上海市信访办编号为203的办事员（干这工作的人从来不愿说出自己的姓名）和闸北区督解办左××等20多人在苏州将我和另几个上访群众公开绑架回上海。我被他们交给芷江西派出所强行看管。次日上午８点，两名警长、三名警员、三名保安对我施暴，我被逼无奈，不得不头撞墙壁以死抗暴，在此情形下，他们才放我自由。
6月17日上午6点多，我刚出小区门口，就被埋伏在那里的警察毛国良等四人扭送到警车内，押往芷江西街道信访办软禁15个小时后，晚上8点许他们放我回家后，还派了个保安对我继续贴身跟踪，我将此人摆脱后不敢回家，在马路上兜了一夜，于6月18日乘火车第13次赴京上访。
在2003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上海已有等几十名上访维权者在北京上告。其中有揭开上海动迁黑幕的沈婷等人。因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又多次被各级信访部门欺骗甚至迫害，2003年7月6日下午，我们11位上海访民在无可奈何之下前往中南海递交上告信，希望引起中央政府的重视，我们被带到福佑街派出所后，上海市信访办副主任张士民也来到派出所，并将我们送到北京南站民政局接济站软禁，我们11位上海访民集体绝食四天。第3天，闸北访民黄芝兰晕厥，我们要求送医院抢救并让一位访民陪同，张士民一口回绝我们的合理要求，我不得不拦在救护车前，请求让我们访民中的一位女士陪护。市信访办副主任张士民当着各地的上访难民恶狠狠地对我说：“回到上海就捉脱侬！”这句话他连说了三遍。在我的据理力争下，他们最后同意让奚国珍随车陪护。
7月10日我在接济站睡午觉，下午一点左右，上海闸北公安分局蒋亦成，稳定科长李××带领8个全副武装的警察，用手铐将我反铐后押上警车，带往一秘密的地下囚室，这里四面墙壁都用了特殊软材，被囚禁者即使头撞墙也伤不了。关了几个小时后，我被警察们押上火车，11日一回上海就被关进闸北分局特审室进行强制性审问，2天后我又被转移到中兴路上的英丽大酒家软禁，从7月13日至23日我在英丽大酒家共被软禁了10天。在我被软禁期间的7月18日，闸北区委一秘书长带领小江等4名干部到英丽大酒家表示只要我相信政府，给政府时间，一定会将我上访的四个问题解决。临走时他们还一一与我握手道别。
7月23日下午，闸北公安分局徐达芳局长来到英丽大酒家会议室，一见面就对我说：“鼎鼎大名的杜阳明，今天我们终于见面了。我是徐达芳。”我答：“如雷贯耳的徐达芳局长！”徐达芳问：“你怎么认识我？”我答：“你在闸北区做了那么多事，谁听见你名字都要发抖。” 徐达芳接着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找你？”我说：“不知道。”徐达芳说：“我就要你交待上访过程中所有的过激行为。”并要我认错认罪。我回答：“我一不偷窃扒拿，二不吃喝嫖赌，三不杀人放火。我为自己被侵犯的合法权益上访无错，更无罪。你们政府只要把我的问题解决了，我就不上访了。”徐达芳说：“上访的问题我不管，我只管抓人，你今天认错认罪，我们就不处理你。”我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无错无罪！”……
半个小时后，我被警察押上一辆有铁栅栏的囚车，送往闸北看守所关了一晚上，7月24日，我被转到上海殷高路上的“两劳”单位禁闭室内关了7天，于7月31日被送往苏北大丰的上海市第二劳教所三大队一中队。开始了我人生中最为屈辱的一年半劳教生涯。时年我已59岁，赶上劳教年龄的末班车，可见政府官员对我政治上的迫害是用足政策的。
一中队队长王水兵一开始就对我说，外面的事情你不要多想，我们会给你烫平的，你只要服从我们的管理，遵守劳教所的制度规章。由于我对政府能给我解决问题尚抱有幻想，相信了政府官员骗人的鬼话，存在私心，因此被哄骗得“默契配合”，将劳教所的所有规定变成了绑在我身上的绳索和枷锁。
劳教所对刚来的劳教人员通称为“新收”，狱警对新收人员施以各种极端的训练来“校路子”，在我所经历的“新收”18天中，我受尽了各种酷刑的折磨，早晨4：45分起床，晚上22点睡觉。起床后只有15分钟的漱洗时间，接下来是反复打“内务包”（叠被子），打得不好，重新来过，再打得不好，狱警便拳打脚踢，到6点吃早饭，吃完饭便是静坐，静坐早中晚三次，每次两小时，要求挺胸收腹，双手放在膝盖上，两眼平视，不准打瞌睡，不准说话，不准前后观望。一般“新收”训练结束后，劳教人员的屁股上都会出现坐疮且经久不褪，以后坐着凳子就会很疼，因此罚坐板凳成了狱警制约劳教人员的有效手段。
静坐结束后，狱警就让劳教人员到操场上军训操练，上午和下午各一次，每次2—3小时。我到劳教所正值盛夏，在高温40℃的无遮拦的操场内，狱警让我们长跑、做各种军训操练，做得不对就要被拳打脚踢。狱警经常故意延长口令时间，使劳教人员产生错觉而受到惩罚，劳教所狱警因封闭式的环境都有点变态，他们以惩罚和虐待劳教人员为乐趣。一中队狱警陈亮、刘云松被大家称为豺狼虎豹中的豺和狼，他们专以寻衅殴打劳教人员为乐事。陈亮除了对我拳打脚踢以外，还罚我对着火辣太阳罚站，使我受伤的眼睛雪上加霜，视力降到0.49度以下，平时老用警棍威胁我，刘云松更是在我静坐时从背后突然用电警棍电我。
在劳教所，劳教人员违反规定，轻则遭拳头栗凿，重则被警棍电击，如有不服。就被关禁闭、扎床。所谓扎床是用宽皮带把劳教人员五花大绑于铁床，床中间有一个大窟窿，是专门给被绑者大小便的，狱警将被绑者的衣服拉至肚脐上，裤子拉到膝盖处，寒冬时被绑者冻得浑身冰凉发青，酷暑时让被绑者喂蚊子，其痒难熬。最残酷和下流的是狱警用电警棍电击生殖器，甚至塞进嘴内电击。
在我进去一个多月后，一中队来了个叫顾鲁兵的中队指导员（此人原为一大队队长，因在管理中整死了劳教人员，被降级处理来到一中队），对我表现出过分的热情与关注，经常带我到操场上散步谈心，为我理发，并对我说：“你的问题好解决，你在劳教所最多呆两个月，各级政府对你的问题很关注，明天上海电视台要对你进行采访。”第2天管教陈亮把我带到办公室，拿出电警棍放在台子上，桌子上有预先放好的茶杯茶叶，给我泡好茶就开始训斥我，现在上海电视台要采访你，你不许隐瞒，老老实实对他们讲，喝完茶过了10分钟，我被带到接待处，后来发生了什么我就迷迷糊糊，感觉上好像看到了蒋亦成等闸北区公安局的人，问了我些什么，叫我做了些什么，我都没印象了。以后几次提审，在我喝完茶抽完烟后都出现类似的精神恍惚现象，不知道别人问了我些什么，自己又回答了些什么。只有反复出现的一句问话还依稀存留在脑子里：“王明清是不是头？”，我回答说：“王明清是头，我就是总统了。”后来闸北区再来人找我谈话，我便一概不喝不抽他们给我的茶和烟，并且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以后再也没有人来找我了。
2003年10月12日下午，闸北区政府督解办和芷江西街道政法委书记贺德山等人来劳教所找我谈判，他们的“化解”方案被我拒绝。过了5点误了开饭时间，我回到寝室吃了管教为我预留的饭菜（还有点微温），肚子里就开始翻江倒海地疼痛起来（我平时肠胃很好，不要说还有点热的，即使是冷的也能吃，恰恰是这一次居然五天滴水不沾）。我到卫生所挂急诊，告诉他们我是吃晚饭后不舒服的，没有任何感冒症状，但每天的当班医生都把我当感冒治，给我吃安乃静、头孢等药。在这期间我滴水不进。连续5天后，我休克被送场部医院，被确诊为急性胃溃疡。住了9天医院，还没有康复又被押回一中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