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控制生育，夫妻是革命同志。男女都一样，女人半边天
5．抗旱、抗洪、战天斗地，党指向哪就打向哪，有阶级斗争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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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制生育，夫妻是革命同志。男女都一样，女人半边天
党文化无处不在的一个具体表现是，除了完全占据政治、经济等公共领域外，还全面介入一向被认为是百姓个人领地或隐私范畴的家庭生活。结不结婚、跟谁结婚、生几个孩子、何时才能生，党一概要管，而且是动用一切国家暴力机器来管。
夫妻本是姻缘所致，恋爱和婚姻是人类富有浪漫色彩的永久话题，家庭更是人生航程的栖息港湾。家庭和睦，夫妻恩爱，那是人们所期望的幸福。但是，共产党却要把阶级斗争的战场直接开进每个家庭。夫妻变成了立场分明的“革命同志”，政治斗争从工作场所延伸到下班后的厨房和卧室，造成了变异的家庭关系。
上天造人，分为男女，是要他们阴阳互补，刚柔相济，因此男女双方在人的特性和身体能力上各有所长。而共产党却要把女人变成男人，鼓吹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这不但没有让妇女在求职就学和政治官场上的地位上升，反而把中国女人的温柔贤淑抹杀殆尽，造成了大陆社会特有的阴盛阳衰的恶劣后果。
1）控制生育
中共有一项基本“国策”（其实是“党策”）叫“计划生育”，国际社会称其为“一胎化政策”，因为牵涉到妇女儿童权益而在世界上有很大的争议。我们暂时撇开这些是非不说，单是这项政策出台的本身就有着很深的共产党不畏神明、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敢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党文化因素。
无论是中国传统皇朝社会，还是纳粹这样的极权主义国家，政府都不干涉主流民众的私生活，特别是有关生育这样的问题。共产党则不然。
1956 年，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提出了节制生育的主张，这是共产党无所不管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直接延伸，即什么都想纳入计划。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都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停顿一下。”按照这种来源于唯物论的思想，既然生孩子的数量和炼钢织布的产量可以相提并论，都是党眼中的 “生产”，那么就像共产党搞计划经济一样，控制各种产品的生产量，共产党控制人口就不奇怪了。1957年大跃进“粮食卫星”飞上天后，毛和中共改变了看法，“人多是好事”成为主流思想。“人多力量大”，“人不但有一张嘴，还有一双手，可以创造世界”，鼓励中国女性生得越多越光荣，并嘉予有10个以上子女的女性“光荣妈妈”称号。当时的北大校长马寅初写的要控制人口的《新人口论》被当作“资产阶级谬论”和“右派的猖狂进攻”，遭到“彻底的揭发批判”。
中共的人口政策导致了六、七十年代中国人口的急剧增长。1981年3月6日，中共设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计生委），强制要求少生孩子，“计划生育”遂成为中共的基本“国策”。
中共的“计划生育”和外国的“家庭计划”（Family Planning）有着本质的区别。“家庭计划”通常是得到政府补助、服务和相关谘询，由民众自愿进行。而中共的“计划生育”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提倡（在很多单位是强制）晚婚晚育，一对夫妻只生一个（除少数例外），育龄妇女要领取生育指标才能怀孕。
“计划生育”以极端强制的措施来保障执行。胎儿未出生时，或者说流产可行时，计生委“执法人员”强制把非计划怀孕者送至医院流产。倘使胎儿在出生后才被发现，计生委将“依法”对该家庭处以高额罚款。在实际操作中，共产党一如既往地暴力当头，人权根本不在其考虑范围。“计划生育”执行范围广、时间长，又涉及胎儿生命，其过程异常残酷。特别是对 “超生”的农民，中共整起来更加肆无忌惮。基本足月或足月的孩子若无准生证，就不准生出活的来。即便生下来了，医生护士也必须把刚出生的无辜婴儿活活弄死。据估计，从“计划生育”开始，至少有四千万名胎儿或刚出生的婴儿被中共杀死。
从大陆乡村的口号和标语上就能感受到森森杀气。“宁要家破，不让国亡。”“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一人超生，全村结扎！”“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杀杀杀！”“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这样残忍的口号在中国到处可见，并且不是说说而已。抄家、扒房、抓人、连坐、杀婴等等已经让人见怪不怪了。
2006年中国大陆媒体报导过这样一件事。武汉市黄陂区蔡店村村民黄求生因家境非常贫寒，没有钱上下打点，计生办的人冲到他家将已怀孕九个月的黄妻带到计生办手术室，给她打了一针堕胎药，当日下午黄妻将孩子生下来。然而那一针并未将胎儿致死，计生办的人见状，就逼着黄把仍活着的婴儿丢掉。下午五时左右，一位姓刘的太婆听到街坊说，乡财政所后面的厕所里有小孩子的哭声。当过医生的刘太婆赶忙循着哭声找去，果然在男厕所的便池里发现了该男婴，只见他除头部外全身都浸在粪便里。刘太婆急忙上前将孩子捞起，简单的清洗后，马上抱到隔壁的诊所，为孩子剪断脐带，打针消毒。一切处理妥当后，刘太婆用包被将孩子包好，坐在门口给他喂水喝。正在这时，乡计生办的五个人出现在刘太婆家门口，其中一人不由分说一把夺过刘太婆怀中的孩子，掼在地上。当时只听得一声闷响，孩子痛得四肢抽动，计生办的人还不罢休，又上前踢了孩子一脚。之后，这伙人将小孩拎走，走了老远还听到孩子的哭声。最后，计生办的人将孩子放在水稻田里淹死了。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大陆，并非个别现象。
“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共无神论教育的具体表现。即使发生很大的天灾或战争，屠婴都是重大的反人类罪行，而中共“无神论”教育下的各级官员唯中共马首是瞻，毫无“人命关天”的基本道德观念，对杀害婴儿毫无负罪感。
西方国家有个传统，遇到危险时总要把生机留给小孩和妇女。尊重弱者权利的民族，才会真正尊重所有人的权利。中共对婴儿人权的蔑视，恰恰暴露出中共根本不尊重所有人的人权。中共对农民的压榨，对矿难的冷漠，对上访人员的无情迫害，甚至是对婴儿的杀戮，都反映出“弱肉强食”的价值观。结果就是中共人权记录的持续恶化。
人们可能会找出种种理由说明不强制控制，中国人口膨胀该怎么办？这只是这个问题的表象，而中共决策的党文化因素才是问题的实质。共产党头脑一热，想要人多，就鼓励多生；人多得养不活了，脑门一拍，就不惜一切手段，杀得中华大地上胎魂不散。多生和少生，看起来是两个极端，但恰恰都是中共什么都敢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流氓霸道习性的表现。现在的人口比三十年前多了好几个亿，但是这些年中共在经济领域放松一点，少管一点，人们不是吃得更饱，住得更宽了吗？可见，问题的关键不是人口，而是中共本身。
人口问题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的问题，但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由政府强制实施计划生育的主要是中国。这里不是反对解决人口问题，而是反对中共为所欲为不敬神明，特别是杀人害命的做法。
中共控制生育造成了严重后果，其表现为人口结构迅速老龄化，退休人口不断增加，而工作人口日益减少，资金一直严重不足的社会养老体系面临崩溃的压力。现在的一对夫妇在供养四位老人的同时，还要抚养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并不能绝对保证成才，如果孩子不成器，父母老了就没有依靠，而国家又没有救助机制。在中国农村地区，一个家庭一旦生了女儿，那么在女儿出嫁而父母年老后，将无人、无力从事农业劳动，失去生活来源。
计划生育还造成中国目前的男女出生性别比失衡。从前生了女孩，还可以接着生，直到有男孩为止。现在人们只能生一个孩子，许多人通过堕胎的方式对后代进行性别选择，为了传宗接代，香火传承，流产女婴保男婴，结果造成男女婴儿比例严重失衡，如今达到120:100，这意味着二十年后，会有六分之一的男性（大约4000万）找不到配偶，从而给社会埋下巨大的安全隐患。
控制生育还造成了城市年轻一代极少有兄弟姐妹，独生子女们动辄成为一个个独享宠爱的小皇帝，造成了“骄娇”二气严重以及自私任性、缺乏责任感和缺乏对他人的关爱等等。当这一代独生子女们成为社会的中坚时，他们的性格特点将影响整个中国社会。
其实，正如自然界存在规律一样，人口的数量自身也存在调控的机制，正如《诗经》所说，“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对于一个正常的政府来说，调节人口的方式有很多。人口学和联合国统计资料都已经表明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民众受教育程度高的地区，生育率会自然下降。中国的统计数据显示，只要妇女受过初中教育，生育率即会降低至2.13，从而达到人口的平衡，受高中和大学教育的妇女，生育率会进一步下降至1.82和1.11(以上根据1986年的统计数据，现在在进一步下降)。
习惯于杀戮和强制政策的中共，对于堕胎兴趣盎然，而对于有根本作用的教育，却毫无兴趣，投资比例之低令人咋舌（不到GDP的 4%，在世界排名到几乎末尾，不及非洲的乌干达）。按中共公布的资料，2006年全国的义务教育经费约需2260亿元；而中共公款吃喝仅2004年一年就达3700亿元。换句话说，只要中共停止公款吃喝，便足以让全国适龄儿童受到免费教育；而教育程度的提高将有效减缓人口增长的压力。
本世纪，许多国家采取了家庭计划的办法。例如印度，超过21岁法定年龄结婚者予以奖励、对生育了两个孩子后主动做绝育手术的夫妇在家庭福利和医疗保险等方面给予照顾等等，但没有强制性措施。墨西哥、土耳其、印尼等国家也为家庭计划立法，但这些国家的法律都明确规定：夫妇有权自由决定生育子女的数量和间隔。
西方国家面对低生育率，应对的措施无非是经济上提供补贴或者减税之类的鼓励，政府也不能通过强制手段控制生育。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去管每个家庭的生育问题，更没有暴力机构去保证生育政策的实施。采取控制生育的只有中共统治下的中国，造成的社会问题也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2）夫妻是革命同志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传统文化都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在工业化最发达的美国，有“家庭观念”仍被视为重要的美德。
对于人来说，家庭是一个放松的地方，夫妻之间有恩义、有信赖、有体贴。夫妻之间敞开心扉的倾诉是消解心理压力的最重要方式，也是维系人心理健康从而保持生理健康的重要途径。
《诗经》上说：“妻子好合，如鼓琴瑟。”传统的家庭中男主外，女主内，男人刚直体贴，为妻儿遮风挡雨；女人温柔贤惠，主管家政，是丈夫的贤内助。夫妻如琴瑟一样相互和谐，两情相悦。婚姻的美满重在互相宽容、能体谅对方，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就是这种状态的写照。
中共党文化不光变异了人们的婚姻礼仪，管制人们的生育，同时也重新规定了夫妻之间的关系。中共批判传统文化，把传统的人伦关系称为封建落后的糟粕，把家庭中的温情与人性贬低成小资产阶级的人性，是党性和革命性不够的表现，由此架空夫妻之间的人伦关系。人性被抽离掉之后，党还要灌输党性，鼓吹夫妻是“革命同志”，不承认夫妻之间的感情和伦理。夫妻“同心”要同党的心，“同志”要同党的志。夫妻间的信赖绝不能超过对党的信赖；夫妻之间的恩义绝不能高于对党的忠心。
家庭生活是婚姻的目的，中共恰恰相反，男女结合并非为了组织家庭，而是为了党，成为党的一个单元，是党搞革命的手段和工具，于是夫妻便成了“革命同志”。中共承认的十位“女革命家”之一、陶铸的夫人曾志在她的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中写到自己的婚姻观：对于一个共产党员，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命。
《共产党宣言》中明确表示要“消灭家庭”：“我们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灭人们最亲密的关系。”家庭、亲情人伦乃天经地义，夫妻、子女、父母、朋友、人与人的正常交往构成了人类社会。人类也因为有夫妻的家庭形式，才能在理性和道义的约束下繁衍和发展。然而，共产党用“革命同志”间的利益关系，取代夫妻间的人伦关系，从根本上变异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
正如本书第六章《习惯了的党话》所分析的那样，夫妻之间称呼“同志”，是让夫妻在日常生活中时时记得自己的“在教身份”，使中共邪教的阴影凌驾在家庭之上。首先是“同志”，然后才是夫妻。若一方被中共划为敌人，则不属于“同志”之列，因此而必须划清界线，抛弃配偶，靠拢党组织。将夫妻等同于“革命同志”，打破了夫妻间的传统亲情，破坏了夫妻的恩义与信赖，人们连枕边人都无法相信。一旦“革命同志”的关系被打破，夫妻之间的伦理也不起作用，直接造成了文革期间和各次政治运动中夫妻相互揭发检举，毫无人性可言。
对人造成最大伤害的常常是最亲近的人，因为对方知道你几乎一切的优点、缺点和弱点。一旦被最信赖的人伤害，人很可能会觉得天下滔滔，无处可以容身，人海茫茫，无人可以再信，进而怀疑一切。这正是共产党所需要的。
“文革”结束后，革命的因素渐渐淡出，这种“革命同志”关系演变成了生活中的“同志关系”，只为了具体的目的和利益而维持家庭，夫妻之间情感的交流和相互体贴非常欠缺，家庭生活变得单调沉闷。很多家庭的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夫妻甚至不知道今后要干什么。
3）男女都一样，女人半边天
俗话说男女有别，而在党文化多年的影响下，提起女性，很多人自然地回想起“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之类的话来。然而，男女本来就是不同的。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阴阳平衡，其实是讲了一个万事万物相互协调的规律，其中包括男女。男为阳，女为阴，男子的特性是刚直，女子的特性是娇柔。二者刚柔相济，和谐共生，而不是恃强凌弱。中国几千年的伦理道德中提倡的是夫妻之间恩爱为重，男主外，要承担家庭责任，要养家糊口，爱护自己的妻子，为她的终身负责；女主内，要上敬公婆、相夫教子，要疼爱自己的丈夫。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在古代中国社会里，家庭和家族更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古人的人生理想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遵循的其实是同一个道理，“平天下”不过是把“齐家”之道推广到更大的范围。在家庭关系中，“夫妇”关系又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共鼓吹“男女都一样”，直接破坏了家庭的平衡与和谐，是中共颠覆传统社会秩序的重要步骤。
在传统社会里，女性虽然在政治、经济、科研、军事等方面没有做出突出的成就，但在教育子女、维系道德和维系正常的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母亲将慈爱根植于孩子幼小的心灵，待孩子长成后才会把这种爱心传递给社会。像“孟母三迁”和“岳母刺字”的故事，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如果没有深明大义的岳母的教导，也许就没有后来岳飞“尽忠报国”的壮举。
中共鼓吹“男女都一样，女人半边天”，强行改变女性传统的贤妻良母的角色，让女人和男人一样冲锋陷阵，去干自己难以胜任的工作。另一方面，照顾老人、教育子女的担子无人承担或无法承担好，对孩子的教育完全依赖上一代（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或者学校和社会，因此而造成复杂难解的社会问题。
鼓吹“男女都一样，女人半边天”，是中共进行全民斗争的需要。因为传统女性很少介入社会活动，这样一来，中共能操控的人就少了一半。中共宣传自己“解放”了妇女，实质是要鼓动女性参加所谓的革命活动，把从前温柔贤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女性组成“铁姑娘队”和“红色娘子军”，把全社会都卷入中共的造反运动中。
“男女都一样”表面上好像提高了女性的地位，殊不知这样的观念是建立在对党文化的认同上。这种全然不顾女人生理上的不同而强迫她们做很多力不胜任的工作，用对男人的标准来要求女人，实际对女人是不公平的，是党文化下对女性真正的奴役。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恰恰是每个人不同的特点构成了一个多彩的社会。每个人各有所长，互相尊重，平等相待。而在中共那里，要“统一思想”，把社会变成一元化的社会。对于男女这种天地生成的不同，中共则灌输“弱肉强食”的丛林思想，让女人觉得如果比男人弱就会被牺牲掉，就会被压迫。而女人如果想保护自己，就必须强悍起来。
女人弃柔从刚，等于放弃自己的长处，而以自己的短处去与男人的长处争强，于是失去自己很多本色的东西。女人除学习工作外、又得做好贤妻、又要繁衍后代、还得为自己要不要作良母挣扎，又得当男子闯关夺将，又得做女儿描红绣朵。中国女人自己也感到了这种压力，感到做女人累。
“男女都一样”的观念导致了中华大地阴盛阳衰的现象。这种党文化造就的女性形象就是刘胡兰、李铁梅、江姐、阿庆嫂……等等，她们个个杏眼圆睁，走起路来虎虎生风，讲起话来气壮声粗。中国古代女人温情的一面被人为的抛弃了。这一点，很多女性自己也从书报、影视上发现了，日本、韩国、台湾的女人更会打扮，更有女人味。党文化指导下的女人在男性化过程中失去了温柔的特性，变得粗暴蛮横，强调女性实现人生价值的核心就是战胜男人的激进观念，造就了当今许多失去女性特质的女孩子，也造成了今天男女之间的恶性竞争、婚姻家庭关系的紧张。
人们在被党文化变异了的婚姻和家庭中很难得到有精神上的归宿感。女人要去顶半边天，做男人要做的事，势必使女人也变得像男人一样强悍。家里谁也不服谁，互相间的争强斗胜使家庭失去温馨。男人抱怨女人没有女人味，女人也恨自己的男人不刚强，窝窝囊囊。被女人压制的男人，不再可能顶天立地，拥有男子汉的尊严，变成了“妻管严”。很多男人在家里无法实现男人的尊严，就去家庭之外寻找女人对男人的顺从和尊重，结果造成了更多的矛盾，人们更加淡漠对婚姻的责任感。现代中国社会的高离婚率和各种婚外情的泛滥，与家庭受到党文化破坏有很大的关联。
“男女都一样”还表现在女性的着装上。毛曾赋诗说，“不爱红装爱武装”。其实，爱美是人的天性，更是女人的天性。中国女人到底爱什么怎么能由共产党的男性党魁说了算呢？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女人只能穿三种颜色：蓝、黑、灰，服装样式也限于列宁装、绿军装几种。一旦有人敢于穿带点花样的衣服，轻则受批评，重则被批判。共产党曾经专门派人把女人高跟鞋的跟砍断、把好布料做的裤子用剪刀剪开。外国人来到中国，看到中国女人的无性化装束，着实吓了一跳，还以为中国穷到女人连裙子也穿不起，只好把丈夫的衣裤穿到大街上。
现在人们的衣服虽然花样多了起来，可是党文化灌输的观念还在顽固地发挥著作用。和其它国家的人相比，中国女人着装不得体，说话粗声大气，不够善解人意，行为也常常显得无礼。娇柔、优雅、端庄、细腻、体贴等女性美的体现，被共产党破坏得所剩无几了。
5．抗旱、抗洪、战天斗地，党指向哪就打向哪，有阶级斗争观念
1）抗旱、抗洪、战天斗地
提到自然灾害，我们脑海里会自动跳出抗旱、抗洪这样的字眼，浮现出排人墙、堵堤坝、人在堤在、严防死守等场景。共产党对自然的态度是：“与天斗，与地斗”。在党文化的影响下，很多中国人相信，对于自然灾害的处理，一定要用这种对抗的办法才行得通。“改造自然”、“战天斗地”被解释成英雄气概。然而以血肉之躯与洪魔做殊死搏斗，堵来堵去，险情还是接连不断，洪水还是冲决了大堤，人在大自然面前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对待自然灾害，中国古代的“大禹治水”和都江堰工程给后人留下了很好的启示。
大禹治水的故事，我们都十分熟悉。禹的父亲鲧治水采用“堵”的办法，但“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大禹采取“疏导”的方法治水，逢山开山，遇坡筑堤，疏通水道，依据水的流势加以引导，最终使其归海。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古代水利工程“都江堰水坝”，堪称人类文化精华。川西平原因为有了都江堰，变水患为水利，才成了肥沃富饶的著名 “天府之国”。最为神奇的是，绵绵2200多年，它一直滋润着川西平原，迄今依然不倦地哺育着天府之国。在全世界还没有另外一个工程有如此之长的生命。
都江堰包括岷江中间的一条鱼嘴分水浅堤，把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这条堤并不是去挡住洪水，而是在河当中，把洪水自动按四六分成，洪水季节外江六成，内江四成，而在枯水季节内江六成外江四成。分入内江的水进“宝瓶口”向东灌溉川西平原。为进一步控制流入宝瓶口的水量，在鱼嘴分水堤的尾部，又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溢洪道。内江水位过高，洪水经平水槽漫过飞沙堰入外江，保障内江灌区免遭水淹。过飞沙堰流入外江的水流的漩涡作用保证泥沙不在宝瓶口前后沉积。整个都江堰工程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人顺应自然和“天人合一”的思想，不和自然对抗，而是巧借自然之力以用其妙，化害为利，与自然和谐共处。
现代西方国家采用分蓄洪区减轻洪水危害，对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破坏最小，防洪的成本最低，也是暗合因势利导之妙。而对普通居民，标准的防洪措施是离开家，事先买保险，家里东西采取保护措施，尽量减少损失，而不是像中共那样顶着大自然硬干，逆天行事。
此外，中国古人认为到天灾的出现是对国家失道行为的警告，警示当政者及百姓，如不悔改，更大的灾祸就会到来。商汤登上王位的时候，天下大旱，于是汤王在桑林设坛向上天祷告，检讨自己的行为，灾情因此而得到缓解。这就是历史典故“汤祷桑林”的由来。
不论是大禹治水，都江堰，还是商汤桑林祈雨，都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对天灾的态度：因势利导与修德禳解，顺应天理和自然规律。而中共信奉无神论，一直进行自我神化和造神，以“伟、光、正”自诩，当然不会把自然灾害当成对其暴政的警告，更不会从而改过迁善。而中共常用的治国手段又深受斗争思想的指导，因此习惯于对自然灾害进行对抗。
另一方面，受唯物论影响，中共只在意自然界可以带来的看得见的经济或者农业利益，而忽视客观和最基本的生态规律，只把自然当做可以改造和利用的对象。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共产党很喜欢搞“大工程”，动员全国人民一起折腾。为了在人们面前扮演无所不能的角色和展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胆量，中共愚昧地“围湖造田”、“焚林造田”、“辟草造田”，给中国人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和生态灾难。
举长江为例。中国自古有河患而无江患，是指黄河经常泛滥成灾，而长江则鲜少水患。这是因为长江上游的原始森林大约有4000亿立方米的蓄水能力，而中共夺取政权后滥砍滥伐原始森林，造成蓄水能力锐减至1000亿立方米， 3000亿立方米蓄水能力被中共破坏，相当于10个三峡工程（三峡蓄水能力不过300亿立方米）。而中共围湖造田，使长江中下游地区在50年时间失去湖泊面积12000平方公里，超过目前五大淡水湖面积的总和。治理水患完全可以通过植树造林，涵养水土和放弃“围湖造田”这种人工破坏的方式来实现，而中共党文化词典中恰恰没有的就是“顺应自然”。
中共在内蒙辟草造田，上千年形成的植被一火焚之，然后撒上种子种庄稼。开始的三年由于土壤覆盖着有上千年积累的腐殖质层，不用施肥即可获得大丰收。然而甜头也仅三年而已，庄稼没有固定水土功能，大风吹起加上雨水冲刷，土地迅速沙化。大片大片的千年草原，三年垦殖即毁坏殆尽，留给子孙不可逆转的大片大片沙漠和遮天蔽日的沙尘暴。
中共新疆兵团为了在盐碱地种庄稼，耗费每亩数千立方米的水 “淹灌洗盐”，即把土地用水反复浸泡，土壤含水量饱和后，下渗的水将耕种层中的盐碱带到土壤深层。两三年后，地下水位上升，将盐碱带回地面，耕地无法再用，原本的植被被铲除，只留下一片沙漠。仅50年代，中共用这种办法就制造了200万亩沙漠。塔里木河水位下降、最终断流，使原本沿河灌溉的绿洲也荒漠化，又是一个无法挽回的生态灾难。
不仅如此，更有用中共培养出的所谓“科学家”提出用原子弹把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宽50公里的口子，让印度洋上的暖湿气流经尼泊尔吹进青藏高原的疯狂想法，其根源也是“战天斗地”。
在这种自然观的影响下，人们为了经济利益或政治目的，无节制地破坏自然环境，造成了今日中国的各种自然灾害和环境问题。对于抗洪、抗旱，很多人习惯于看事情发生时的轰轰烈烈，却忽略了造成自然灾害的原因。实际上，造成中国目前各种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正是中共“战天斗地”的党文化思维。
2）党指向哪就打向哪，有阶级斗争观念
经过长期的党文化灌输，人们在生活中“党指向哪就打向哪”，人人都有阶级斗争观念。具体表现在，党一旦对哪个人群“定了性”，甚至稍作暗示，整个社会或主动参与迫害，或歧视、疏远被党定为“异己”的人群，或对于被打击的受害者保持戒惧和冷漠，而民众的言论和行为，又进一步成为中共宣扬其“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的依据。
有人觉得如今中共并不搞阶级斗争了，人们的思想都集中在经商、捞钱，大都政治意识淡漠，党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并不大。还有一些人，自认为久经政治风雨历练，早已看破党文化的实质，厌倦了中共的政治运动，并不受其影响。
实际上，中共几十年来发动的残酷整人斗争，波及每一个社会成员。以无神论和斗争思想为基础的党文化结合这种遍及社会、每隔几年重复一次的斗争形式，几乎渗透到全社会的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人们或因为受骗、冲动盲目跟随中共去作恶，或为了生存与利益而主动跟随中共去整人，或出于无奈而对中共的运动不置可否，或由于厌倦而不愿了解有关事实，其实都是在直接或间接配合中共加强其对社会成员的思想控制，都是在党文化的作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随着中共的指挥棒起舞、冲杀。
因为受骗、冲动盲目而跟从中共“指向哪就打向哪”
这种情形，今天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们都比较熟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共鼓吹的“人间天堂”梦幻仍然被许多人所憧憬，加上中共一贯以谎言宣传马恩列毛的伟大，人们出于冲动和受骗在中共的号召下做出许多匪夷所思的举动。
如中共号召搞人民公社，人人都热血沸腾，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几个月的时间，人民公社的浪潮淹没了农村。家家户户都把储蓄的口粮无偿上交给食堂。没几年，就出现饿殍遍野的惨象。
中共搞大炼钢铁，全国上下就得以此为首要任务，都搞土法炼钢，乡下人砸铁锅，城里人拆钢窗、卸暖气管，用土高炉炼出来几百万吨什么用也没有的土钢废铁。同时很多农民丢下农活去“找矿”、“炼钢”，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地没有收入仓，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抛撒。有人估计四川省“抛撒、浪费的粮食约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十左右……当在二百二十万吨以上。”河南省则有百分之五十的秋粮被毁弃在地里未收获入仓。
中共提出除四害，于是连鸟雀都成了“战斗”的对象。男女老少挥舞扫帚，敲打锅碗，喊声震天，工厂鸣汽笛、汽车鸣喇叭，使众麻雀惊飞，无地可落，最后吓死累死。麻雀大减，害虫却大增，造成农作物大歉收，饥荒严重。
1968年毛泽东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很多人便热血沸腾，数百万城镇大中学毕业生告别父母、亲人和家乡，到农村和边疆“战天斗地”，继续掀起“革命”新高潮去了（实际上是接受变相劳动改造）。
“文革”时中共鼓吹破“四旧”，很快寺院、道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就成了打砸对象。无数文物被付之一炬。连名人祖坟，死人尸骨也是“革命”斗争的目标。孔子、王羲之、岳飞、海瑞、张居正、袁崇焕、蒲松龄……凡是史籍中挂了个名字的人，只要能找着，差不多都在一九六六年中被掘了坟。
中共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屋前屋后的蔬菜瓜果、家禽牲畜很快就被割走了。有些农民人为解决生活困难偷偷拿出些鸡蛋换日用品，马上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检举揭发。
这些造成疯狂的破坏力和荒唐行为的事，跟“党指向哪就打向哪”这种盲目斗争心态是紧密联系的。
为了生存或利益而跟随中共“指向哪就打向哪”
有三种典型情况。先说第一种。各级政府、司法、执法、监督机构的官员、基层职员是执行中共“政策”的工具。中共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强迫他们就范，跟随中共作恶。一方面中共层层下达了硬性指标，完不成就要丢乌纱帽、丢饭碗，另一方面中共又采取或明或暗的奖励措施，用物质手段奖励那些违背良心追随中共作恶者。中国人十几年来到处都在骂贪官、骂腐败，但是中共有决心和力量打压异己人士、民间信仰，有能力封锁媒体、互联网，就是不能根治腐败，原因就是中共需要给各级官员以贪腐的机会，通过这种隐性的奖励，鼓励他们听随中共的指挥棒打压异己、巩固政权。有很多民众对于警察、城管人员横行霸道、为非作歹都很气愤，查一下互联网可以发现网民对他们几乎没有好评。原因就是中共希望给这些基层人员以非法手段“创收”的机会，鼓励他们忠实执行自己的“政策”，在必要的时候 “党指向哪就打向哪”。
比如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开始时有大批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中共把各地上访人数作为衡量当地“治安状况”的指标，造成各地官员、警察不遗余力地抓捕“上访者”、以体罚、酷刑和罚款强迫法轮功学员保证不再上访。各单位也是如此，常常是一人上访，全单位扣除奖金等等，用牵连措施迫使人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仇视法轮功学员。
此外中共把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转化比率作为各级监狱、劳教所、拘留所的政绩指标，造成大批法轮功学员在这些机构遭受酷刑折磨甚至被虐杀。很多官员、警察就告诉被酷刑折磨的法轮功学员，“我们也是没办法，不然要丢饭碗”。各地610办公室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的罚款已经是司空见惯了；而 2001年以后许多劳教所、监狱和医院勾结，残忍地进行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这都是中共给“第一线”忠实执行迫害政策者的隐性奖励。
另一方面，因为中共全面掌控社会资源，人们的生计已经和是否听从党的指挥棒紧密相联系了，观察风向保证自己不要闯到党禁忌的方向，也成了人们的另一种生活经验。比如中共的媒体、各级官员遇到关系到百姓生命的大事，如禽流感、SARS、松花江污染事件……在“党中央”的态度明朗之前，一律闭口沉默、封锁消息。本来发现疫情要尽早采取隔离措施、通知民众防范传染，发现污染要早通知下游受到影响的地区采取补救措施，这都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知识，只要有良心就能做到的。但中共的媒体、官员在这种关键时刻生怕自己说错话，跟党中央不一致而丢了饭碗、乌纱帽，所以宁可违背良心也要跟随中共的指挥。
“党指向哪就打向哪”还有一种表现，就是当“党”的喜恶并无可操作的明确标准时，人们为了自保往往“宁左勿右”，表现得比党的表面要求更过分。比如中共并没有在明确规定在互联网站点上含有哪些词的文章要封杀，但许多网站版主出于自保往往划定很大的封杀范围，比如含有“自由”、“台湾”、“独立”等词语的文章、对话完全有可能是符合中共意识形态的，但很多网站把这些词语都列为封杀的关键词。
第二种，利用公开“批斗大会”等挑动民众的“革命热情”，在大家一哄而上的狂热气氛中，虽然很多民众明知被批判的对象是乡里、街坊的好人，但人们为了自保而努力表现出立场坚定，主动参与“批斗、揭发”。比如中共夺权不久发动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就经常采用“群众批判大会”，由党定性，然后挑动民众起来“控诉”，接着就随意处死。往往只要当地中共“领导”点头，下面的民众呼应说“该杀”，就格杀勿论。在群情激昂中，没有人敢对“地主”、“反革命分子”表示同情。
第三种，中共在运动中先打压一批所谓“罪大恶极”者造成恐怖气氛，然后迫使每个人自我“坦白”、“检讨”，宣布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检举有奖，立功赎罪”的政策，再充分利用人们希望早日过关的心理，使人们出于自保或投机而揭发陷害他人。这就使得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扭曲人性，“检举、揭发”亲人、朋友、同事，表明自己的立场是站在“党的一边”的。如中共早年的“延安整风运动”、1952年发动针对“资本家”的“五反”运动等都是采取这种手法，迫使人们为了“过关”而互相揭发；1957年的“反右”运动更是采取了分配右派指标到各单位，强迫大家“揭发”同事。
自以为“党指向哪”就“不打向哪”，其实还是“指向哪就打向哪”
经过几十年运动，人们的思想变得更为复杂。相信共产主义的几乎没有了，对党魁的狂热个人崇拜也绝迹了，共产党的假恶斗很多人也看透了。现在共产党发动政治运动时，面对的百姓同过去已经有很大的区别。人们已经不愿卷入共产党的那些政治斗争去了，除了少数心怀不轨想捞取政治资本的坏人，大部份群众在这些运动中不再会积极主动地跳出来，而是觉得自己很超然了。这种“超然”，就是不去探究事情中的细节和对错，也不愿去听取别人的申辩和了解有关事实，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是一种间接的“党指向哪就打向哪”的表现，在党文化中，恰恰因为人们不信任党，讨厌党、讨厌政治，反而造成“党指向哪就打向哪”的荒唐事。
一方面，中共希望那些不愿卷入的人作壁上观，表现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打个比方，当一伙盗匪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强奸的时候，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全体乘客都装作聋子、瞎子，这样他们行恶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和顾忌，而受害者出于绝望也可能就不会激烈反抗。如有人觉得中共对异议人士、民间维权人士、民间信仰的镇压等等与己无关，甚至把放弃个人的良知、道德责任当作一种不介入政治的“清高”，让中共对民间的打压更加肆无忌惮。
另一方面，在党文化中实际上很难真正地“超然”。共产党绝不会允许真正的“超然”。你总得看电视、读报纸、听广播、上网站吧？诺大的国家，都是它的宣传声音，不可能不往你耳朵里灌。单位、学校、乡村和街道委员会也都是传达党的声音的通道。人们天天泡在政治中，不知不觉地，以为自己“不参与政治”的人们早已个个都成“政治家”了。这时，如果不反抗中共从而解脱中共的政治，而是消极配合中共，那其实就是在十足地展现自己的“政治面貌”了，哪里还有“超然”可言？
共产党的攻势一来，觉得自己“超然”的人们，是这样表现自己的“超然”的：党说表态，就去表态，党说签字，就去签字，党说谁谁不好，就跟着说不好，党说不要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党说跟谁决裂，就去跟谁决裂；党把谁定了性，就不敢和谁接触，甚至宁可听凭中共的谎言灌输而不敢了解受害者的真实情况。“超然”超在不跟党“斗”，“超然”超在“党说干啥，就干啥”，“超然”超在“党指向哪就打向哪”。这种“超然”，不过是“政治化的超然”或者说是“超然的政治化”，是参与中共政治的另一种形式而已。其实，这就是在历史上沉淀下来的各种党文化因素在新时期的综合表现。
可能有人认为自己正是对政治反感，早已是“党指向哪”就“不打向哪”了，怎么反而成了“打向哪”？事实就是这样啊。人们现在觉得文化大革命是多么可笑，琢磨着自己今天可别那么傻了，那么政治化了，可别参与什么派系了。人们认为正是人们政治上的激情被共产党利用而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现在人们对政治的反感和冷淡应该保证不会再发生这样的荒唐事了。可是，大家看看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迫害，人人都体会到是文革再现，而且其宣传诽谤造谣煽动仇恨的攻势藉助今天现代化的媒体工具比文革更是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过去的运动藉助了人们盲目的政治热情，而中共今天的政治运动的推行很大程度上正是靠了人们对政治的反感、恐惧和“明哲保身”的所谓超然态度。造成的后果都是“党指向哪就打向哪”，让中共虐杀迫害民众的行径得逞。更可怕的是，由于今天人们的所谓“超然”和对政治的所谓“不关心”，使得中共的迫害能够更轻易地得手，更惨烈地展开，特别是当中共把迫害从地上转向地下时，在背地里更是使尽了阴毒的手段。
中共的政治就像高速行驶的火车，你只要坐在里面，你就是火车的一部份，不管你动还是不动，是主动地动还是被动地动。“超然”不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只有人们都跳出中共的党文化怪圈，不配合中共的政治迫害，退出中共，解体中共，才能从源头上杜绝文革的再现。
阶级斗争观念的作用与表现
“党指向哪就打向哪”，那个“打”字有讲究，那是中共阶级斗争思维活生生的写照。“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像严冬般冷酷”，“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好像不打不斗就没有别的解决办法。
共产党自创立之初就建立了阶级斗争理论（《共产党宣言》称“迄今为止所有存在社会的（文字）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其后这一理论又被马恩列毛等发展。中共在夺取统治权之前需要鼓吹阶级斗争理论，因为这是其推翻当时合法政府的唯一理由；中共建政之后，不断开展阶级斗争是其巩固统治、杀戮异己的手段。所谓阶级斗争理论成为了党文化的基石之一。
斗争哲学造成了一种全社会随时随刻都可以调动起来的准军事化心态，所以不管是哪一次大的运动，其动员速度都是惊人的。除了军队被塑造成指哪打哪的工具外，各个工作领域都被中共称为“战线”，当然也是军事化管理，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只要中共指出一个目标或一个方向，很多人就会立刻附和，一哄而上。在人们日常的生活中，人们常常会看到、听到经济活动被称为“××战役”、科研上“打一场攻坚战”、职位调动叫做“赶赴新战场”，什么都带有“打”、“斗”、硬干的心态。不但在前面提到的“抗洪、抗旱”等对待自然灾害的问题上采取封堵和斗争的办法，在对待所有社会问题和矛盾上，中共的思路都是“斗争”和“强迫”。任何社会矛盾只要一露头，中共便用暴力“消灭在萌芽状态”。日常生活中尚且如此，在中共真正进行阶级斗争，整人、迫害人的时候，表现就更变本加厉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共所谓的阶级斗争，并不局限于“阶级”之间的斗争。比如“历史反革命”、“右派”、“走资派”等等“阶级敌人”在被批斗之前，就早已失去了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共产党仍然把他们列为阶级敌人，理由是，他们的思想、立场仍然站在“无产阶级的对立面”。所以“阶级”的划分依据，实际上是人们的思想。思想不被中共认同的，一概被划为阶级敌人加以清除。
早年因为占有生产资料而被批斗的“资本家”，如今被称作“企业家”，只要其思想、立场被中共认同，就可以被划为“无产阶级”，加入所谓“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成为中共党员；一无所有的失业工人、失地农民则被视为不稳定因素，如果敢于上访喊冤、表达不满，说了中共不喜欢听的话，则可以用武力镇压这些真正的“无产阶级”。
在今天的社会中，“阶级斗争”意识的外延更广泛，表现更复杂，但其实质都是按某种标准把社会成员分类，对于不属于自己的异类加以打击。这种深入生活的“阶级斗争”意识的具体表现有：强制别人按自己的意图行事、不尊重他人；攻击、贬低、抹黑别人，直接打击对方的心灵、名誉和人格；不讲道理，不好好说话；跟人吵、骂、斗；善于使用权力、利益、生活条件、人的感情或者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和渠道，用各种办法给别人施加压力、把对方镇压倒、弄服。解决生活中、社会中的问题也很少考虑他人，从积极的、建设性的、把事情办好的方面出发，常用的是斗争、带有破坏性的一套负面手法。
每个人的个性、才能、工作、家庭状况、财富多寡、生活环境、文化背景都不同，人类社会从古到今都存在着差异甚至矛盾。而共产党把这些差异的原因归结为阶级，推行用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这些差异和矛盾，使得中国人看问题简单化，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不是朋友就是敌人，而忽略了人的思维和行为本来是复杂的，不存在完全的对立或者完全的一致，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或者认同也不可能建立在没有矛盾或者没有不同见解的基础上。解决具体问题的方式，也遗忘了为人着想，倾听他人意见，谦逊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西方的团队精神，包容化和多元化也无从谈起。稍微有不合或者差异，自然而然的就用斗争的手段解决问题。中国人的内耗内斗现象每个人都深有体会，阶级斗争的观念从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如果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发动的政治运动中，民众尚需动员、威逼、利诱之后才能参与，那么在其后的几十年中，随着人们的恐惧心在运动中逐步增长，随着中共灌输斗争思想、宣传“党的伟大”，跟随中共的指挥棒起舞、冲杀就逐渐开始融入中国人的思想方式，成为日常思维、行动的自然状态了。
结语
政治只是正常社会生活的一部份，而且不是最重要的部份。党文化入侵以后，中国人的私人生活被强行拖入政治。我们的传统节日被废除或者被纂改了内涵，我们被迫过党安排的节日，把党的喜怒哀乐纪念庆典当作我们自己的喜怒哀乐纪念庆典。婚姻大事要党操办，年轻人结婚时既无拜天地父母的仪式，也不表示夫妻恩爱相敬如宾，却要感谢党，向党表忠心。
我们讨论抗洪抗旱、控制生育问题时，应该意识到这并不是中共没有科学决策，而是中共不可能科学决策。中共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不是科学决策，而是“斗争哲学”。“抗洪抗旱，战天斗地”反映了对自然的态度就是斗争。人口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投资教育和社会保障系统来解决，而中共偏偏放弃一切人道和温和的做法通过杀人和强制来控制生育。宣传“男女都一样，女人半边天”，则是鼓动女子与男人争强，背后仍然是一个“斗”字。“党指向哪就打向哪”，一个“打”字也反映了“斗争”思想。
经过中共灌输党文化中斗争思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邪说之后，中国人在生活中习惯用斗的思想来解决具体问题。遇到矛盾的时候，想到的不是“有话好好说”， “退一步海阔天空”，而是用强制、杀人、群众运动等斗争的手段。遇到与自然界相关的问题，想到的不是顺应自然，而是硬着脖子逆天而行。
深挖“斗争哲学”的根源，则与中共的无神论与唯物论的宣传有很大关系。正因为无神，所以不会敬畏天地，不会“仁者爱人”。这是斗争思想得以推广的原因。
只有剥离党文化，我们才能过上正常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