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11-14 20:50:03作者：
不知道多少个留学生像我一样，是花父母的血汗钱来加拿大读书的。心理上实在想少花父母一点钱，于是我毅然决然的开始找工打。加拿大留学生又不能校外打工（现在貌似可以了，但我那个时候不成），于是我便成了一个法律意义上的“黑工”。
朋友的朋友开了杂货店，于是我经人介绍，成了杂货店的收银员。没搞清楚状况就贸然开始打工了，后来才弄明白此工作的宗旨：一周两天，每天下午3点到晚上10点半，一小时4块钱，多做两周后才发前两周的钱－－也就是说，如果两周内我找到别的工作走了，这两周就算白干－－好嘛，卖给这个杂货店了。
我开始工作。工作量之大是4块钱所始料未及的：连续站7个钟头，没有连续两分钟可以闲着，有时我屁股刚沾到凳子，便有加拿大大叔大婶拎着大包小包过来交钱，于是只能无奈得站起来笑脸相迎。5个钟头之后，脚已经很痛了，非常想脱了鞋袜把脚放在冷水里浸一下，但是不行，刚想走去卫生间，这边又叫人了。女老板说了，忙的时候吃饭是没时间的，所以你最好在家吃好了再来。我心里想，7个半小时，我即使在家吃到胃痉挛也撑不住这么久啊。于是当她放屁。但吃饭的确是5分钟内解决问题的，往往噎得我直喝凉水。
我一辈子没这么恨过钱和烟。钱是要一张一张经手点清的，一分一毫差不得。我这种自己出去买东西都抓一把在手里让售货员自己捡的人，现在竟要把5分10分25分一颗一颗算清楚，经常很抓狂。到下班时候更是提心吊胆的一分一分数好，生怕少了钱扣我4块一小时的工资。天知道，大叔们买四瓶大啤酒就是我一天的工钱！到关店出门的时候，摸了一天钱的手已经怎么洗都洗不干净了。烟是另一样让人心里烦的东西，多种牌子的不说，medium, king size, regular, light, extra light，每一种都要记清楚。到下班时候，还要一盒一盒数清楚，算今天卖掉多少。你小时候学数数数到过900多吗，知道一盒一盒数烟数到900多是个什么心情吗？一边女老板还催：你怎么没数柜子里的cartons？！我忍不住提高音量：你什么时候让我数柜子里的了－－吓自己一跳－－我这种出了名好脾气能忍耐的人，竟然也会提高音量说话。
听女老板说教－－女老板一般都爱说教－－迎接客人要什么什么样的笑脸，说话音量要多大多大，什么货品不用大塑胶袋装要用小塑胶袋装……当说到，不要把杂货店当成纯杂货店，从这里能看到加拿大普通百姓的生活，这是一种文化，然后我心里就笑开了－－我往往在心里笑，也只能在心里笑。
终于下班了，坐上地铁已经夜里11点多了。脚已经痛得不想着地了，想着下了地铁如果有个残疾人的轮椅车坐回家多好。昏昏欲睡又不敢睡，怕坐过站。到家后一屁股坐在地板上不想起来。接电话时候也是跪着，一秒钟都不想再站着了。和朋友在网上聊几句，问为什么不给爱情一个机会；于是我使劲仰头望着天花板，这样即使有眼泪也会倒流进肚子里。我这个样子，爱情是奢侈品啊。
个把月过后，由于收银的工作实在太痛苦无聊，于是我找了第二份黑工，简单的说就是卖三文治的。工作本身没什么可说的，琐碎无比，无数杯子碟子吃的用的留的扔的要擦的要洗的，都需要记在脑子里。我实数细心之人，也时常不是忘了这个、便是漏了那个。我是着实有一些阿Q精神的，穿上小围裙、带个小红帽的时候，便想到千与千寻；或者韩剧里的千与千寻式的女主角－－事实其实远没有那么浪漫。此类工作，如果不给自己一点想像的空间，是根本无法坚持做下去的。
老板是一对夫妻，男的我们暂且忽略不计，单说一下女的吧。本人自出道以来，一共碰到过五个女老板，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动手不动嘴的、动嘴不动手的。前者一般和下面的人“同甘共苦”、一起干活，一般都不讨厌；后者多属有“训话癖”的，也分会训的和不会训的，不会训的那种简直就笨到南极去了，但无论精的还是笨的，这类女老板都会让下属想从心灵深处伸出一根针，在想像的空间里把她们的嘴巴缝起来，顺便再扎几针。等我以后当了女老板，一定引以为戒。
这个三文治女老板，属于动手不动嘴的。长得秀气，人也和蔼可亲，偶尔教训人几句，过过“训话癖”、“老板瘾”而已。多数时候，都在厨房孜孜不倦的切菜，或者站在柜台，和大家一起叫卖三文治。很长时间，我对她的印象，就仅限于那句问候客人的“how are you”－－她那个u拖得很长，挺起来仿佛“悠欧欧”，可爱无比。今天不忙的时候，忽然见她从包包里面抽出一本书，入神得读。我凑近瞄了一眼，竟然是那种需要从上往下、从右至左读的书，我这种高考时候古文题都完全放弃的人，自然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想中国人在国外混日子，知识分子都开三文治店了；还有杂货店的外卖工，以前是什么机关的翻译；还有出租车司机，以前是什么大学的副教授－－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想起当年犹豫要不要出国时候，有经验人士对我说，要走就立刻走；如果在国内有了点什么，财产也好、社会地位也好，那时候就不要出国了－－于是我就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出国了，嘿嘿。
常客里有一对老夫妇，总是在午餐时候光顾。他们已经很老了，也许70岁、也许80岁、也许100岁，反正是到了那个年龄已经不再重要的年龄。老头儿总是牵着老太太的手，牵得紧紧地；老太太知道老头儿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老头儿端着托盘走的时候，让老太太挽着他的手臂。说实话，我被“婚姻”这个概念撞到了……幻想着，到了70岁的时候，如果有一个老头儿，牵着我的手，替我点一份薄荷冰淇淋……那么我真的原意花上40年的时间：十年熟悉、十年磨合、十年奋斗、十年走遍千山万水、相濡以沫……
打黑工的时候，国内事业有成的老同学也好、周围拿全额奖学金的也好，总之很多人向我抱以怜悯的同情。我琢磨琢磨，其实觉得这段经历没什么不好的。现在不打黑工了，回想起黑工的日子，苦也好、累也好，收获了经历，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好事。
朋友的朋友开了杂货店，于是我经人介绍，成了杂货店的收银员。没搞清楚状况就贸然开始打工了，后来才弄明白此工作的宗旨：一周两天，每天下午3点到晚上10点半，一小时4块钱，多做两周后才发前两周的钱－－也就是说，如果两周内我找到别的工作走了，这两周就算白干－－好嘛，卖给这个杂货店了。
我开始工作。工作量之大是4块钱所始料未及的：连续站7个钟头，没有连续两分钟可以闲着，有时我屁股刚沾到凳子，便有加拿大大叔大婶拎着大包小包过来交钱，于是只能无奈得站起来笑脸相迎。5个钟头之后，脚已经很痛了，非常想脱了鞋袜把脚放在冷水里浸一下，但是不行，刚想走去卫生间，这边又叫人了。女老板说了，忙的时候吃饭是没时间的，所以你最好在家吃好了再来。我心里想，7个半小时，我即使在家吃到胃痉挛也撑不住这么久啊。于是当她放屁。但吃饭的确是5分钟内解决问题的，往往噎得我直喝凉水。
我一辈子没这么恨过钱和烟。钱是要一张一张经手点清的，一分一毫差不得。我这种自己出去买东西都抓一把在手里让售货员自己捡的人，现在竟要把5分10分25分一颗一颗算清楚，经常很抓狂。到下班时候更是提心吊胆的一分一分数好，生怕少了钱扣我4块一小时的工资。天知道，大叔们买四瓶大啤酒就是我一天的工钱！到关店出门的时候，摸了一天钱的手已经怎么洗都洗不干净了。烟是另一样让人心里烦的东西，多种牌子的不说，medium, king size, regular, light, extra light，每一种都要记清楚。到下班时候，还要一盒一盒数清楚，算今天卖掉多少。你小时候学数数数到过900多吗，知道一盒一盒数烟数到900多是个什么心情吗？一边女老板还催：你怎么没数柜子里的cartons？！我忍不住提高音量：你什么时候让我数柜子里的了－－吓自己一跳－－我这种出了名好脾气能忍耐的人，竟然也会提高音量说话。
听女老板说教－－女老板一般都爱说教－－迎接客人要什么什么样的笑脸，说话音量要多大多大，什么货品不用大塑胶袋装要用小塑胶袋装……当说到，不要把杂货店当成纯杂货店，从这里能看到加拿大普通百姓的生活，这是一种文化，然后我心里就笑开了－－我往往在心里笑，也只能在心里笑。
终于下班了，坐上地铁已经夜里11点多了。脚已经痛得不想着地了，想着下了地铁如果有个残疾人的轮椅车坐回家多好。昏昏欲睡又不敢睡，怕坐过站。到家后一屁股坐在地板上不想起来。接电话时候也是跪着，一秒钟都不想再站着了。和朋友在网上聊几句，问为什么不给爱情一个机会；于是我使劲仰头望着天花板，这样即使有眼泪也会倒流进肚子里。我这个样子，爱情是奢侈品啊。
个把月过后，由于收银的工作实在太痛苦无聊，于是我找了第二份黑工，简单的说就是卖三文治的。工作本身没什么可说的，琐碎无比，无数杯子碟子吃的用的留的扔的要擦的要洗的，都需要记在脑子里。我实数细心之人，也时常不是忘了这个、便是漏了那个。我是着实有一些阿Q精神的，穿上小围裙、带个小红帽的时候，便想到千与千寻；或者韩剧里的千与千寻式的女主角－－事实其实远没有那么浪漫。此类工作，如果不给自己一点想像的空间，是根本无法坚持做下去的。
老板是一对夫妻，男的我们暂且忽略不计，单说一下女的吧。本人自出道以来，一共碰到过五个女老板，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动手不动嘴的、动嘴不动手的。前者一般和下面的人“同甘共苦”、一起干活，一般都不讨厌；后者多属有“训话癖”的，也分会训的和不会训的，不会训的那种简直就笨到南极去了，但无论精的还是笨的，这类女老板都会让下属想从心灵深处伸出一根针，在想像的空间里把她们的嘴巴缝起来，顺便再扎几针。等我以后当了女老板，一定引以为戒。
这个三文治女老板，属于动手不动嘴的。长得秀气，人也和蔼可亲，偶尔教训人几句，过过“训话癖”、“老板瘾”而已。多数时候，都在厨房孜孜不倦的切菜，或者站在柜台，和大家一起叫卖三文治。很长时间，我对她的印象，就仅限于那句问候客人的“how are you”－－她那个u拖得很长，挺起来仿佛“悠欧欧”，可爱无比。今天不忙的时候，忽然见她从包包里面抽出一本书，入神得读。我凑近瞄了一眼，竟然是那种需要从上往下、从右至左读的书，我这种高考时候古文题都完全放弃的人，自然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想中国人在国外混日子，知识分子都开三文治店了；还有杂货店的外卖工，以前是什么机关的翻译；还有出租车司机，以前是什么大学的副教授－－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想起当年犹豫要不要出国时候，有经验人士对我说，要走就立刻走；如果在国内有了点什么，财产也好、社会地位也好，那时候就不要出国了－－于是我就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出国了，嘿嘿。
常客里有一对老夫妇，总是在午餐时候光顾。他们已经很老了，也许70岁、也许80岁、也许100岁，反正是到了那个年龄已经不再重要的年龄。老头儿总是牵着老太太的手，牵得紧紧地；老太太知道老头儿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老头儿端着托盘走的时候，让老太太挽着他的手臂。说实话，我被“婚姻”这个概念撞到了……幻想着，到了70岁的时候，如果有一个老头儿，牵着我的手，替我点一份薄荷冰淇淋……那么我真的原意花上40年的时间：十年熟悉、十年磨合、十年奋斗、十年走遍千山万水、相濡以沫……
打黑工的时候，国内事业有成的老同学也好、周围拿全额奖学金的也好，总之很多人向我抱以怜悯的同情。我琢磨琢磨，其实觉得这段经历没什么不好的。现在不打黑工了，回想起黑工的日子，苦也好、累也好，收获了经历，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