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11-22 15:20:41作者：龙延
自2004年以来，人们开始对改革进行反思。面对严重的社会问题，人们开始问，到底什么时候老百姓的利益才能得到应有的保护？
没有进行改革前，人民一贫如洗；改革了快三十年的今天，出现了压在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而且贪污腐败泛滥，社会风气败坏，两极分化严重，弱势群体没有任何保护，……，改革的成果绝大部份被党内特权集团化为私有。
改革也给共产党本身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内部出现分裂，内部派系进行激烈的冲突。
民间也在反思，最有代表性的是2004年11月在海外出现的《九评共产党》。在当前的反思中，许多人在讲要解放思想。那么要进行独立的反思，就要摆脱体制内和党文化思维的束缚，进行理性的反思。
一、当代的“太阳系”结构社会
根据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国体改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杨鹏先生认为，目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体制是太阳系的结构：太阳（党）在中央，其它行星（全国老百姓）都围着这个中心转。小行星和太阳是不平等的，中心处于绝对“控股”地位。
这种提法很有意思。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中国是不可能实现民主和自由宪政的。
当然，共产党也毫不掩饰地说自己“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毛泽东被喻为“红太阳”。现在党的领导人还被称为“核心”，“中心”。
为了实现这种太阳系的结构，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砸碎所谓 “旧世界”的一切，就是要把人们心目中的道、“上帝”和传统道德、善念统统打碎，用“党”占据人们思想中道或“上帝”的位置。所以几十年来，中共对思想和信仰的控制是最严的，对思想异己和宗教信仰的打击一直最为严厉。目前在经济上比以前自由多了，但是在思想和信仰领域内的专制一直没有放松，对法轮功和独立家庭教会的严厉打击，就是例子。
共产党以太阳自居，而且在行动中用软、硬、骗、诈等等手法让人们在思想、行动、语言上接受“红太阳”，形成了“党文化” 。在这种“党文化”中，传统的价值观、道德、人性、良知都被“红太阳”摧毁和取代。去“红太阳”的思维就是去党文化的过程。
这个“红太阳”一叶障目。所以必须要用抛开“红太阳”的心态看中国历史。
二、传统文化思想博大精深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是道家体系。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讲宇宙产生以及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和变化规律。
中国传统文化中讲天人合一，人类社会随天象变化而变化。遵循天道就要讲道德，重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天理昭彰，善恶必报。
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被共产党的战天斗地给破坏殆尽了。
道家具有宏大的宇宙观，太极图代表着一个宇宙的结构。这自然不是太阳系能够比的。
如果大家学过物理就知道，太阳系遵守的是牛顿力学，现代物理学中的量子物理体现的是道家的太极思想，以波尔为代表的量子力学哥本哈根学派就把太极图作为其学派的标志。而大家知道，量子物理更能够准确地描述物质世界。
这就是说，从宇宙观的范围和科学性来讲，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都优于共产党的学说。
三、中国历代王朝的政治思想
古代称君主为天子，是天意的体现，这是君主合法性的基础。孔子对君主的态度是师友的味道，而汉代董仲舒倡导的“君为臣纲”，改变了这种态度，变成了对君主要绝对地臣服，自然被君主说喜爱，所以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汉武帝接受。但同时君权也受到两方面的约束：天道和伦理道德的约束（即“五常”的约束，这种约束和法律的强硬约束相比较，这是从心上的软性约束）。这种约束的效果，取决于君主的个人素质和臣民的力量。这种约束，有学者称其为“开明专制”，也有学者戏称其为“君主立宪制”。这种对君主权力制约的思路类似于“君主立宪制”，或简称为“类君主立宪制”。
这种政治思想是圣人、明君治国模式，这种模式具有悠久的根源，远古时代的尧舜都是圣人治国的楷模。历史上人们追求“明主”，上承天意，下惜民情。在这种体制中，君主并没有绝对的权力，受到“道”和“德”的软性约束。人们可以骂昏君无道，甚至可以“替天行道”，起“义兵”讨伐。这在中国现在的“红太阳”体系下是不一样的，“红太阳”没有任何约束，只要“红太阳”的需要，坏事干绝、杀人再多都是“革命需要”，都是“伟光正”的。因此，中国1949年之后出现的政治体制是严重的倒退。中国人民认识不到这一点是因为党文化的原因。
然而历史并不是这么简单。自汉代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虽然儒家成为主流思想，但是韩非的法家思想也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统治者仍然喜欢重刑法来维护统治，一直延续到今天。
韩非提出的法家思想将“重法、重势、重术”三者紧密结合，提倡高度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法”是指健全法制，实行“法治”严刑重罚，反对仁义，这样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专制统治才能巩固； “势”是指君主的绝对权势，君主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君主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尤其是防止犯上作乱，以维护君主地位。秦始皇采纳了韩非的法家思想，在统一六国和建立中央集权专制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随着秦朝的灭亡，其独裁暴政一直被后人谴责，法家由盛转衰，但是并没有灭亡，只是后人对法家思想多是“做而不说”，有“闷声大发财”的味道。
因此归纳起来看，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其实是“道儒法”相结合，外“道儒”，内“法、势、术”。“道儒”在外，这是人们对追求尧舜圣人（明君）之治的向往，这是理想主义的部份；内用法家思想，用以巩固统治和驾御群臣，这是实用主义的部份。董仲舒的儒和韩非的法在维护君权上是一致的，只是前者用仁政维护，后者用暴政维护。仁政和暴政共存，相互消长，既可以产生明君或盛世，又可以产生暴君和乱世。中国之后两千年的历史也印证了这点。
共产党掌权后，对中国文化传统进行批判式的继承：摧毁了传统政治思想中的“道儒”部份，用“党”占据“道”的位置，用党文化替代儒，把“法”部份拿来为己所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实质就是暴政），这也是毛泽东所说的和中国国情相结合，实际上是人类历史的一次大倒退。中共的体制破坏了太极结构，把道德部份摧毁了，而继承了暴政，把糟粕发扬光大，所以是越来越坏，现在社会上的腐败泛滥，道德沦丧，“贪官都是爱党的”就不足为怪了。
太极式的政治体系是稳定的，但是中共破坏了太极结构，破坏了体制的稳定，社会失去了平衡，所以中共体制不可能出现长治久安，只能处于永恒的“合法性”危机中，于是不停地加强暴政，不停地搞出什么新理论，试图解决合法性问题。于是，一个理论破产了，又要“发展”新的理论，在这种理论谎言中重复下去。
四、法家思想和西方的自然法
韩非的法家思想是基于“人性是恶的”，使用严刑重罚使人民屈服，反对仁义，没有人权的概念，可以无度地惩罚要处罚的人。如秦始皇“焚书坑儒”，把不喜欢的儒生活埋掉。
法家思想被秦始皇钟爱，帮助了秦始皇巩固权力，强大国家。但是靠这种“法势术”手段来巩固权力和强大国家不能持久，所以强大的秦国很快就灭亡了。法家思想后来又被毛泽东赏识和使用。法家思想并不是真正的法治，法律只是帝王统治（执法者）的工具，帝王在法律之上。现在共产党宣传的“法治”也只是针对老百姓的，目的是维护“红太阳”的专制统治，共产党（执法者）用宪法的形式规定自身是在法律之上的。韩非的法家是“刑不上士大夫”，现在是“刑不上共产党”。
另一方面，法家对被统治者却使用重刑处罚，对重刑犯（尤其是政治犯），进行处罚是没有底线的，可以滥用酷刑，于是就出现了严重的滥杀问题。因为政治犯被视为威胁了统治者的统治，所以受到最为严厉的打击，可以不被当人看。秦始皇要灭儒，那儒生自然就是政治犯，就被活埋了。毛泽东从秦始皇那里继承下来了重刑处罚，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并且给予“发扬光大”。如秦始皇坑的儒在毛泽东的眼里只是小菜一碟。中共中央军委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有秘密规定，“阶级敌人” 不被当作人看，可以被用来进行革命化处理，当时的“革命化处理”是制作食品。中共把法轮功定为“阶级敌人”，不把法轮功学员当人看，对法轮功的“革命化处理”是活体摘取他们的人体器官，卖给急需器官移植者，从中吸取暴利。
这里面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人类的历史中可以看到，立法的出发点是什么是至关重要的。韩非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君王的独裁统治，能够让君王强大和发展；共产党立法的出发点在本质上和韩非的一样，目的是为了维护“红太阳”的独裁统治。
在西方文明中，现代的自由宪政体系基于自然法，基本精神是人生而平等，上天赋予人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天赋的人权，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人们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执法者和其他人一样受法律保护和约束。
自由宪政的目的是维护人的基本权利，是道德和正义的。即法应该要合理的。法家的法律只是体现统治者的独裁意志，并不考虑合不合理的问题。而不合理的法，即是“恶法”。
对“恶法”人们也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认为“恶法非法”，不与遵守，像美国黑人人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是不遵守恶法；另一种认为是“恶法亦法”，也要遵守，中国现在实行的就是“恶法亦法”，把针对恶法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视为“非法”，其实这是错上加错，严厉打击民间维权和法轮功的和平申诉就是这种情况。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家思想和自然法出发点之间的根本区别，也就是“社会主义法治”和自由宪政之间的根本区别，是维护统治者的独裁意志还是为了维护每一个人的公民权利。
所以“红太阳”宣传的“社会主义法治”，本质上还是秦始皇式的法治，是不平等的法治，自然没有公平所言，这和西方自由社会中的法治，其内涵是非常不一样的。
两千年来，法家的思想对中国人的思维影响深远，不被统治者认可的弱势群体处于非常悲惨的处境，尤其是钦犯（现代称为“阶级敌人”），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法家被中共利用后，灌到无产阶级专政中去了，对现在中国人的毒害非常之深，法律体现的是赤裸裸的党的意志，不需要人性和公义，没有任何人性和道德的底线，党干多少坏事都是“合法”的。挖去死刑犯的器官，活割阶级敌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卖了为党创收，成了政绩，军队内有人还因此晋级升官。
这种党文化的毒害不清除掉，中国就不可能性出现真正的法治。
五、公平、平等的问题
人们反思改革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社会公平的问题。现在还由一些人怀念毛时代，觉得那时候社会公平，其实这种观念是自欺欺人的。
在“太阳系”体制下的社会，是没有平等的，太阳永远处于中心位置，处于绝地统治的地位，行星都围绕着太阳转。人们说的毛时代的平等，不过是说行星之间的平等，或者说是奴隶之间、农奴之间的平等。地球和太阳之间没有平等，奴隶和奴隶主之间没有平等。那些仍然怀念毛时代的人们，必须要认清这一点，去掉奴性思维。
法家思想也讲平等，但那只是奴隶（或农奴）们之间是平等的，君主和臣民之间是绝对没有平等的。中共完全继承了这种平等观，工人之间可以平等，农民之间可以平等，但是工人和农民之间不平等，而老百姓要绝对服从党，和党是绝对不平等的。但是中共又大大的发展了法家的统治“术”，那就是在重刑和暴政之上，再加上愚民和精神控制。
现在当局也说要关注平等，也只是说行星之间的平等、公平的问题。仍然回避太阳和行星之间的平等问题。当然在中国目前“太阳系”体制下，是不可能性实现的。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抛弃“太阳系”体制，寻找另外的体制，建立真正平等自由的公民社会。
六、“道儒法”和西方自由社会
以太极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涵盖了很大的宇宙范围。中国历史上走了“道儒法”这条路，表现出来的是太极阴阳之理，可以出现最好的，也可以出现最坏的。
其实现在西方自由社会实行的也是“道儒法”这种形式，只是“道”并不是仅指中国道家的道，而是广义的“道”，包含“天”、“上帝”、“天帝”等等，因为有信仰自由（但是政教分离），所以人们可以自由地信仰自己选择的“天”、“上帝”、“天帝”等等；用基督教替代了儒教，从心法上对人们进行约束，维护社会的稳定；用基于自由宪政替代了维护独裁的法家的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遵重人权。
因此从内涵上看，中国和西方自由社会的关键差别是，中国的“道儒法”思想体制中多出了独裁和专制的部份，缺乏 “人人平等”和人权的理念。儒中有等级，法家只维护统治者，对被统治者不讲人权。
看西方自由社会的代表美国，从政治运作上来讲，共和党、民主党互相较量，更像是道家的阴阳互动。
中国道家讲“无为而治”一种理解为，遵循“天道”，顺天意而行、而治，不要把自己的私欲加进去，那样就破坏了“天道”，不能够真正顺天意而行。这种为“道治”，对治者提出很高的要求，要达到圣人之修为的道德境界，由于人的私欲在人类是不易实现的。
“无为而治”也被人理解为统治者（政府）什么也不干，或者尽量少干，这样就减少个人私欲的影响和破坏。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应该是美国政府。美国前总统杰弗逊说的“最好的国家政府是小政府”仍然影响深远。被美国人誉为最伟大的总统之一的里根，就非常相信“无为而治”。政府不去多管闲事，更不会去管人们的思想和干预人们的信仰。
美国的两党政治体系是太极图的结构，如果用“天人合一”的观点看，其对应的宇宙范围同样远远超出太阳系的范围。
美国虽然是个以基督教为主的社会，但是社会对太极图的认识还是很广泛的，例如美国首都华盛顿北部的29号公路的标志是太极图。
七、当前的首要任务
经过反思，依笔者愚见，中国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有：
1．解体“太阳系”式的政治结构。以前要完成这个任务，非常艰钜，甚至社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现在时机已经成熟，目前汹涌的退党大潮，为解体“太阳系”式的政治结构提供了绝妙的机会，只要大家都退党，中国就将以最小的代价完成一次充满风险的体制转变，这对中国和整个人类都是一件大好事。
2．从中国历史过程来看，法家思想是中国历史上独裁暴政的主要根源，那么就要废除从法家思想继承下来维护暴政统治的“恶法”，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自由宪政体制。
中国目前正在走秦始皇式的暴政之路，最近还允许军队直接解决社会矛盾，这为军队镇压平民打开了方便之门。用秦始皇式的暴政即使能使国家崛起，但也不能长久，也难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别忘了近来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她的新书里的提醒：“中国不可能成为超级大国。”“因为它没有那种可以推进自己的力量，进而削弱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染性的学说”。
退党大潮进程越快，退党人数越多，暴政的机会就越少，国家和人民的损失就越小。
3．取消信息封锁，还全国人民的知情权，让全国人民了解真相，并且积极参与决定自己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活动中来。
八、未来可能政治模式的思考
比较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和西方自由社会，可以看到它们具有这样一种共同的思想结构：道+心法+法治。这个思想结构中的三个组成部份简述如下：
这个道是指前面所说的广义的道。有神论可以理解为“上帝”、“天帝”，无神论可以理解为“宇宙万物运行的客观规律”，在这样一个“道”的前提下，有神论和无神论和平共存。美国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心法（或称“心治”）。这部份主要是道德的约束，可以出自于的基督教，也可以出自于的本土的儒教，或出自于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其它来源。亚洲的四小龙是以儒家为基础的社会，它们照样可以发展，所以没有必要全盘否定儒教，去掉“三纲五常”中的“三纲”，其“五常”——“仁义礼智信”是可取的。
法治部份。走自由宪政的法治之路。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没有进行改革前，人民一贫如洗；改革了快三十年的今天，出现了压在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而且贪污腐败泛滥，社会风气败坏，两极分化严重，弱势群体没有任何保护，……，改革的成果绝大部份被党内特权集团化为私有。
改革也给共产党本身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内部出现分裂，内部派系进行激烈的冲突。
民间也在反思，最有代表性的是2004年11月在海外出现的《九评共产党》。在当前的反思中，许多人在讲要解放思想。那么要进行独立的反思，就要摆脱体制内和党文化思维的束缚，进行理性的反思。
一、当代的“太阳系”结构社会
根据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国体改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杨鹏先生认为，目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体制是太阳系的结构：太阳（党）在中央，其它行星（全国老百姓）都围着这个中心转。小行星和太阳是不平等的，中心处于绝对“控股”地位。
这种提法很有意思。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中国是不可能实现民主和自由宪政的。
当然，共产党也毫不掩饰地说自己“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毛泽东被喻为“红太阳”。现在党的领导人还被称为“核心”，“中心”。
为了实现这种太阳系的结构，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砸碎所谓 “旧世界”的一切，就是要把人们心目中的道、“上帝”和传统道德、善念统统打碎，用“党”占据人们思想中道或“上帝”的位置。所以几十年来，中共对思想和信仰的控制是最严的，对思想异己和宗教信仰的打击一直最为严厉。目前在经济上比以前自由多了，但是在思想和信仰领域内的专制一直没有放松，对法轮功和独立家庭教会的严厉打击，就是例子。
共产党以太阳自居，而且在行动中用软、硬、骗、诈等等手法让人们在思想、行动、语言上接受“红太阳”，形成了“党文化” 。在这种“党文化”中，传统的价值观、道德、人性、良知都被“红太阳”摧毁和取代。去“红太阳”的思维就是去党文化的过程。
这个“红太阳”一叶障目。所以必须要用抛开“红太阳”的心态看中国历史。
二、传统文化思想博大精深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是道家体系。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讲宇宙产生以及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和变化规律。
中国传统文化中讲天人合一，人类社会随天象变化而变化。遵循天道就要讲道德，重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天理昭彰，善恶必报。
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被共产党的战天斗地给破坏殆尽了。
道家具有宏大的宇宙观，太极图代表着一个宇宙的结构。这自然不是太阳系能够比的。
如果大家学过物理就知道，太阳系遵守的是牛顿力学，现代物理学中的量子物理体现的是道家的太极思想，以波尔为代表的量子力学哥本哈根学派就把太极图作为其学派的标志。而大家知道，量子物理更能够准确地描述物质世界。
这就是说，从宇宙观的范围和科学性来讲，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都优于共产党的学说。
三、中国历代王朝的政治思想
古代称君主为天子，是天意的体现，这是君主合法性的基础。孔子对君主的态度是师友的味道，而汉代董仲舒倡导的“君为臣纲”，改变了这种态度，变成了对君主要绝对地臣服，自然被君主说喜爱，所以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汉武帝接受。但同时君权也受到两方面的约束：天道和伦理道德的约束（即“五常”的约束，这种约束和法律的强硬约束相比较，这是从心上的软性约束）。这种约束的效果，取决于君主的个人素质和臣民的力量。这种约束，有学者称其为“开明专制”，也有学者戏称其为“君主立宪制”。这种对君主权力制约的思路类似于“君主立宪制”，或简称为“类君主立宪制”。
这种政治思想是圣人、明君治国模式，这种模式具有悠久的根源，远古时代的尧舜都是圣人治国的楷模。历史上人们追求“明主”，上承天意，下惜民情。在这种体制中，君主并没有绝对的权力，受到“道”和“德”的软性约束。人们可以骂昏君无道，甚至可以“替天行道”，起“义兵”讨伐。这在中国现在的“红太阳”体系下是不一样的，“红太阳”没有任何约束，只要“红太阳”的需要，坏事干绝、杀人再多都是“革命需要”，都是“伟光正”的。因此，中国1949年之后出现的政治体制是严重的倒退。中国人民认识不到这一点是因为党文化的原因。
然而历史并不是这么简单。自汉代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虽然儒家成为主流思想，但是韩非的法家思想也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统治者仍然喜欢重刑法来维护统治，一直延续到今天。
韩非提出的法家思想将“重法、重势、重术”三者紧密结合，提倡高度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法”是指健全法制，实行“法治”严刑重罚，反对仁义，这样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专制统治才能巩固； “势”是指君主的绝对权势，君主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君主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尤其是防止犯上作乱，以维护君主地位。秦始皇采纳了韩非的法家思想，在统一六国和建立中央集权专制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随着秦朝的灭亡，其独裁暴政一直被后人谴责，法家由盛转衰，但是并没有灭亡，只是后人对法家思想多是“做而不说”，有“闷声大发财”的味道。
因此归纳起来看，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其实是“道儒法”相结合，外“道儒”，内“法、势、术”。“道儒”在外，这是人们对追求尧舜圣人（明君）之治的向往，这是理想主义的部份；内用法家思想，用以巩固统治和驾御群臣，这是实用主义的部份。董仲舒的儒和韩非的法在维护君权上是一致的，只是前者用仁政维护，后者用暴政维护。仁政和暴政共存，相互消长，既可以产生明君或盛世，又可以产生暴君和乱世。中国之后两千年的历史也印证了这点。
共产党掌权后，对中国文化传统进行批判式的继承：摧毁了传统政治思想中的“道儒”部份，用“党”占据“道”的位置，用党文化替代儒，把“法”部份拿来为己所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实质就是暴政），这也是毛泽东所说的和中国国情相结合，实际上是人类历史的一次大倒退。中共的体制破坏了太极结构，把道德部份摧毁了，而继承了暴政，把糟粕发扬光大，所以是越来越坏，现在社会上的腐败泛滥，道德沦丧，“贪官都是爱党的”就不足为怪了。
太极式的政治体系是稳定的，但是中共破坏了太极结构，破坏了体制的稳定，社会失去了平衡，所以中共体制不可能出现长治久安，只能处于永恒的“合法性”危机中，于是不停地加强暴政，不停地搞出什么新理论，试图解决合法性问题。于是，一个理论破产了，又要“发展”新的理论，在这种理论谎言中重复下去。
四、法家思想和西方的自然法
韩非的法家思想是基于“人性是恶的”，使用严刑重罚使人民屈服，反对仁义，没有人权的概念，可以无度地惩罚要处罚的人。如秦始皇“焚书坑儒”，把不喜欢的儒生活埋掉。
法家思想被秦始皇钟爱，帮助了秦始皇巩固权力，强大国家。但是靠这种“法势术”手段来巩固权力和强大国家不能持久，所以强大的秦国很快就灭亡了。法家思想后来又被毛泽东赏识和使用。法家思想并不是真正的法治，法律只是帝王统治（执法者）的工具，帝王在法律之上。现在共产党宣传的“法治”也只是针对老百姓的，目的是维护“红太阳”的专制统治，共产党（执法者）用宪法的形式规定自身是在法律之上的。韩非的法家是“刑不上士大夫”，现在是“刑不上共产党”。
另一方面，法家对被统治者却使用重刑处罚，对重刑犯（尤其是政治犯），进行处罚是没有底线的，可以滥用酷刑，于是就出现了严重的滥杀问题。因为政治犯被视为威胁了统治者的统治，所以受到最为严厉的打击，可以不被当人看。秦始皇要灭儒，那儒生自然就是政治犯，就被活埋了。毛泽东从秦始皇那里继承下来了重刑处罚，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并且给予“发扬光大”。如秦始皇坑的儒在毛泽东的眼里只是小菜一碟。中共中央军委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有秘密规定，“阶级敌人” 不被当作人看，可以被用来进行革命化处理，当时的“革命化处理”是制作食品。中共把法轮功定为“阶级敌人”，不把法轮功学员当人看，对法轮功的“革命化处理”是活体摘取他们的人体器官，卖给急需器官移植者，从中吸取暴利。
这里面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人类的历史中可以看到，立法的出发点是什么是至关重要的。韩非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君王的独裁统治，能够让君王强大和发展；共产党立法的出发点在本质上和韩非的一样，目的是为了维护“红太阳”的独裁统治。
在西方文明中，现代的自由宪政体系基于自然法，基本精神是人生而平等，上天赋予人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天赋的人权，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人们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执法者和其他人一样受法律保护和约束。
自由宪政的目的是维护人的基本权利，是道德和正义的。即法应该要合理的。法家的法律只是体现统治者的独裁意志，并不考虑合不合理的问题。而不合理的法，即是“恶法”。
对“恶法”人们也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认为“恶法非法”，不与遵守，像美国黑人人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是不遵守恶法；另一种认为是“恶法亦法”，也要遵守，中国现在实行的就是“恶法亦法”，把针对恶法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视为“非法”，其实这是错上加错，严厉打击民间维权和法轮功的和平申诉就是这种情况。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家思想和自然法出发点之间的根本区别，也就是“社会主义法治”和自由宪政之间的根本区别，是维护统治者的独裁意志还是为了维护每一个人的公民权利。
所以“红太阳”宣传的“社会主义法治”，本质上还是秦始皇式的法治，是不平等的法治，自然没有公平所言，这和西方自由社会中的法治，其内涵是非常不一样的。
两千年来，法家的思想对中国人的思维影响深远，不被统治者认可的弱势群体处于非常悲惨的处境，尤其是钦犯（现代称为“阶级敌人”），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法家被中共利用后，灌到无产阶级专政中去了，对现在中国人的毒害非常之深，法律体现的是赤裸裸的党的意志，不需要人性和公义，没有任何人性和道德的底线，党干多少坏事都是“合法”的。挖去死刑犯的器官，活割阶级敌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卖了为党创收，成了政绩，军队内有人还因此晋级升官。
这种党文化的毒害不清除掉，中国就不可能性出现真正的法治。
五、公平、平等的问题
人们反思改革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社会公平的问题。现在还由一些人怀念毛时代，觉得那时候社会公平，其实这种观念是自欺欺人的。
在“太阳系”体制下的社会，是没有平等的，太阳永远处于中心位置，处于绝地统治的地位，行星都围绕着太阳转。人们说的毛时代的平等，不过是说行星之间的平等，或者说是奴隶之间、农奴之间的平等。地球和太阳之间没有平等，奴隶和奴隶主之间没有平等。那些仍然怀念毛时代的人们，必须要认清这一点，去掉奴性思维。
法家思想也讲平等，但那只是奴隶（或农奴）们之间是平等的，君主和臣民之间是绝对没有平等的。中共完全继承了这种平等观，工人之间可以平等，农民之间可以平等，但是工人和农民之间不平等，而老百姓要绝对服从党，和党是绝对不平等的。但是中共又大大的发展了法家的统治“术”，那就是在重刑和暴政之上，再加上愚民和精神控制。
现在当局也说要关注平等，也只是说行星之间的平等、公平的问题。仍然回避太阳和行星之间的平等问题。当然在中国目前“太阳系”体制下，是不可能性实现的。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抛弃“太阳系”体制，寻找另外的体制，建立真正平等自由的公民社会。
六、“道儒法”和西方自由社会
以太极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涵盖了很大的宇宙范围。中国历史上走了“道儒法”这条路，表现出来的是太极阴阳之理，可以出现最好的，也可以出现最坏的。
其实现在西方自由社会实行的也是“道儒法”这种形式，只是“道”并不是仅指中国道家的道，而是广义的“道”，包含“天”、“上帝”、“天帝”等等，因为有信仰自由（但是政教分离），所以人们可以自由地信仰自己选择的“天”、“上帝”、“天帝”等等；用基督教替代了儒教，从心法上对人们进行约束，维护社会的稳定；用基于自由宪政替代了维护独裁的法家的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遵重人权。
因此从内涵上看，中国和西方自由社会的关键差别是，中国的“道儒法”思想体制中多出了独裁和专制的部份，缺乏 “人人平等”和人权的理念。儒中有等级，法家只维护统治者，对被统治者不讲人权。
看西方自由社会的代表美国，从政治运作上来讲，共和党、民主党互相较量，更像是道家的阴阳互动。
中国道家讲“无为而治”一种理解为，遵循“天道”，顺天意而行、而治，不要把自己的私欲加进去，那样就破坏了“天道”，不能够真正顺天意而行。这种为“道治”，对治者提出很高的要求，要达到圣人之修为的道德境界，由于人的私欲在人类是不易实现的。
“无为而治”也被人理解为统治者（政府）什么也不干，或者尽量少干，这样就减少个人私欲的影响和破坏。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应该是美国政府。美国前总统杰弗逊说的“最好的国家政府是小政府”仍然影响深远。被美国人誉为最伟大的总统之一的里根，就非常相信“无为而治”。政府不去多管闲事，更不会去管人们的思想和干预人们的信仰。
美国的两党政治体系是太极图的结构，如果用“天人合一”的观点看，其对应的宇宙范围同样远远超出太阳系的范围。
美国虽然是个以基督教为主的社会，但是社会对太极图的认识还是很广泛的，例如美国首都华盛顿北部的29号公路的标志是太极图。
七、当前的首要任务
经过反思，依笔者愚见，中国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有：
1．解体“太阳系”式的政治结构。以前要完成这个任务，非常艰钜，甚至社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现在时机已经成熟，目前汹涌的退党大潮，为解体“太阳系”式的政治结构提供了绝妙的机会，只要大家都退党，中国就将以最小的代价完成一次充满风险的体制转变，这对中国和整个人类都是一件大好事。
2．从中国历史过程来看，法家思想是中国历史上独裁暴政的主要根源，那么就要废除从法家思想继承下来维护暴政统治的“恶法”，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自由宪政体制。
中国目前正在走秦始皇式的暴政之路，最近还允许军队直接解决社会矛盾，这为军队镇压平民打开了方便之门。用秦始皇式的暴政即使能使国家崛起，但也不能长久，也难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别忘了近来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她的新书里的提醒：“中国不可能成为超级大国。”“因为它没有那种可以推进自己的力量，进而削弱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染性的学说”。
退党大潮进程越快，退党人数越多，暴政的机会就越少，国家和人民的损失就越小。
3．取消信息封锁，还全国人民的知情权，让全国人民了解真相，并且积极参与决定自己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活动中来。
八、未来可能政治模式的思考
比较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和西方自由社会，可以看到它们具有这样一种共同的思想结构：道+心法+法治。这个思想结构中的三个组成部份简述如下：
这个道是指前面所说的广义的道。有神论可以理解为“上帝”、“天帝”，无神论可以理解为“宇宙万物运行的客观规律”，在这样一个“道”的前提下，有神论和无神论和平共存。美国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心法（或称“心治”）。这部份主要是道德的约束，可以出自于的基督教，也可以出自于的本土的儒教，或出自于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其它来源。亚洲的四小龙是以儒家为基础的社会，它们照样可以发展，所以没有必要全盘否定儒教，去掉“三纲五常”中的“三纲”，其“五常”——“仁义礼智信”是可取的。
法治部份。走自由宪政的法治之路。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