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12-03 23:47:45作者：姜和平
文革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机关院里，由本部工作人员的子女组成了一支红卫兵，成为教育部文革中不容忽视的力量。
这支红卫兵于1966年6月4日成立，大约有三十名成员。他们自豪地宣称，教育部干部子女红卫兵是继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之后的，世界上第三支红卫兵组织。红卫兵成员是四中、八中、女八中、三十五中和二龙路学校等校的中学生。最小的上初一，十三岁；最大的十八、九岁上高三。他们大多住在教育部大院里。文革一开始，学校都停了课，他们从此不再去学校，在大院里“就地闹革命”。大院里称他们为“小红卫兵”，以区别于机关干部的派别组织。小红卫兵当中有近半数成员的家长是司局级干部。教育部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对于谁的家长是什么级别，从小便耳熟能详。谁的父母级别越高，谁就越趾高气扬。大多数人的家长是中共党员，即所谓“革干”出身。有少数成员的家长不是党员，出身职员，算作“红外围”。红卫兵的头目是一名三十五中的高三学生。他的家长级别最高，母亲是部机关党组书记，父亲是在海军大院任职的军官。他本人还是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成员。
毛泽东为了发动文革，动用夫人江青，并利用青少年造反。这两点特征也体现在教育部的文革中。教育部文革的烈火首先由夫人参政点燃。1966年6月初，以办公厅主任赵秀山、司长肖克杰为代表的左派们率先开始批判高教部长蒋南翔。随后赵、肖和炮轰蒋南翔的少数造反派在本司局都受到了压制。这时蒋在干部会上传达了中宣部代部长张际春对教育部文革的几点指示。几天后，张际春的夫人罗屏于6月9日忽然亲临教育部“辟谣”说，蒋所传达指示纯系谣言。初夏的这天天气炎热，人们簇拥着，呼喊着“罗屏同志”，争着和罗握手。曾经反过蒋的左派们一下子都成了风风光光的英雄，他们扬眉吐气地见到了救星。而保过蒋的“保皇派”则声泪俱下地痛表反戈一击。人们情绪激昂地喊着“向罗屏同志致敬！”“罗屏同志的到来大长无产阶级志气，大灭资产阶级威风！”。蒋南翔闻讯赶到时，罗正在院子里热烈地讲演和慰问遭迫害的左派们。蒋例行公事地试图与罗握手，周围的小红卫兵们急得满头大汗地喊，“别跟他握手！他是坏人！”罗立即缩回了手。从此，小红卫兵以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形象开始在教育部文革的舞台上显露头角。
罗屏的到来是教育部文革的转折，往日平静的大院从此卷入了文革的狂涛骇浪。罗的到来还宣判了蒋南翔政治上的死刑。蒋成为中央定性的走资派，是文革前“十七年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后台”。从此，蒋成了大院里的头号敌人， 蒋被大会批、小会斗。在各司局和全部的批斗会上，蒋先是弯腰低头接受批判，后来被喝令跪下，常被推来搡去。大院里批蒋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一次，一个上初一的女红卫兵厉声质问蒋南翔，“说！你和蒋介石什么关系？”蒋答，“没有关系。”“胡说！你不老实！你们都姓蒋，你们都反党反社会主义！怎么没关系？老实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红卫兵怒斥道。有几位小学三、四年级的小学生，也写了大字报贴在和乐堂后墙上。大字报全文是，“蒋南翔，大坏蛋，白吃人民大米饭”。那稚拙的字体得到了人们的啧啧称赞：“这孩子造反精神多强！”“文化大革命真是史无前例呀！连小孩都发动起来了！”
的确，文革充分利用了青少年的无知和冲动。文革初的6、7、8月间，在大院里监督黑帮劳改，勒令他们唱嚎歌，大破四旧，到处抄家、肆意打人，都是教育部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这些小红卫兵显出了比他们的父辈更强的革命造反精神。红卫兵成立之初，来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庄严肃穆地宣誓：“前辈为革命洒尽碧血，后代保江山掏尽红心”。他们到国防部一本正经地递交请战书，要求去越南参战打美帝。为了备战练就铁脚板，有的红卫兵从西单到厂桥一路赤脚步行。他们还到故宫博物院参观“收租院”泥塑，以增强对阶级敌人的仇恨。他们排着队走在街上，歌声嘹亮：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浪里炼红心。
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横扫一切害人虫！
敢批判，敢斗争，革命造反永不停。
彻底砸烂旧世界！革命江山万代红！”
自从6月文革开始，他们就不上学了，每天聚在一起念毛语录，唱革命歌，写大字报、大标语。有时候还去中宣部、人民教育出版社、或是去北大、清华看大字报，进行革命串联。有一次小红卫兵到中宣部，正逢那里揪斗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张盘石、张子意等大小“阎王”。于是他们往中宣部楼上贴了“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牛鬼蛇神窝”的对联。回到教育部，小红卫兵在本部办公楼上也贴了同样的斗大字的对联。
教育部大院前身是清朝时的王府，院里有不少具文物价值的古迹。大红门和二宫门之间有一对石狮子，一公一母座落在二宫门外两侧。这对石狮和天安门前、故宫里的一样大小，一般气派。在破四旧的狂潮中，这石狮也成了革命对象。这天，小红卫兵们在石狮面前挖了大深坑，用粗大的绳子套住石狮，借用了两辆卡车，高喊着口号，用冲天的革命干劲硬是把狮子拉倒在坑里“活埋”掉了。
大院里竖起了高音喇叭，日夜广播，批判阶级敌人的三反言行。广播员由小红卫兵担任，愤怒和响亮的声讨响彻大院上空：“蒋南翔鼓吹资产阶级白专，他口口声声说，清华大学是培养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实际上摇来摇去，摇出了修正主义苗子！”“蒋南翔丧心病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他恶毒攻击说，‘不能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就是不再发展了。’”“ 蒋南翔说，延安整风，甄别了十年，所以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掌握好政策。蒋南翔妄图压制文化大革命罪该万死！打倒蒋南翔！”
有一次，有人发现大操场上有大字报碎片。小红卫兵认定这是阶级敌人破坏。于是他们在大院里彻夜巡逻，保卫革命的大字报。他们雄赳赳气昂昂的造反歌声在大院里处处回荡：
“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背叛。
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要是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撤他娘的职，就滚他妈的蛋！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1966年8月，小红卫兵在教育部院里开始抄家。这天他们来到大院里的西跨院宿舍，到对外司副司长钱其琛家抄家。钱曾任驻苏联使馆二秘，不久前离任回国。小红卫兵因此把钱视同苏修。钱家有些从苏联带回来的艺术品、用品等，都被视为修正主义黑货，他们一边喊着“反帝必反修！砸烂苏修的狗头！”一边把那些黑货砸烂、烧毁。当时钱夫人周寒琼和十岁的女儿京京在家。红卫兵发现他们有一套斑竹做的艺术品摆设，是手巴掌大小的家具，精致小巧，也不分青红皂白上前一脚踩了个稀巴烂。抄完家，有人出主意“放水淹黑帮家”。于是他们从附近的水房拉过来长长的橡皮管子，向钱家放水。然后又冲着嘤嘤哭泣的京京喊了一通“打倒苏修！打倒黑帮分子钱其琛”才离开。
红卫兵把各司局揪出的走资派组成劳改队，勒令他们每天早晨戴着自制高帽到小食堂旁边集合，然后在大院各处扫院子、扫厕所。这些人被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或叫“牛鬼蛇神”，约有十几人。其中除了高教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以外，还有高教部副部长兼清华大学副校长高沂，教育部副部长刘季平，教育部副部长黄辛白，对外司司长李涛，副司长钱其琛，小学司司长张健，中学司司长周子明，《人民教育》总编辑章炼烽，中专司司长肖敬若，肖岩副司长，鲍正鹄司长，司机张景玉等。他们每天集合后，要听小红卫兵训话，喊打倒黑帮分子XXX（自己的名字），交代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行，还要将自己写的“劳改日记”交小红卫兵审阅。小红卫兵指定肖岩（肖的丈夫是《人民日报》总编吴冷西）教其他黑帮唱牛鬼蛇神嚎歌。
文革开始，打人尚未成风。有一天小红卫兵在监督蒋南翔劳改时，一名高中男红卫兵对蒋拳脚相加。这时，办公厅机要员王耀鲁路过正好看见，他喝住这个红卫兵说，“不能打！你们把蒋南翔打坏了谁负责？”但是这句话立刻引起小红卫兵群起攻之，他们七嘴八舌地斥骂比他们年长三十岁的王，“你臭老保！蒋南翔是你亲爸爸？你心疼走资派是怎么着？告诉你，打死他活该！”王耀鲁从此灰溜溜地成了院里臭名昭著的保皇派。
8月18日毛泽东首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对红卫兵说“要武嘛！” 从此社会上红卫兵打人、打人致死时时发生。教育部邻近的师大女附中校长被本校红卫兵活活打死。副校长胡志涛家住教育部大院，她的丈夫丁丁是教育部的一位副司长。胡在学校挨斗，被打成重伤，肋骨断裂，不能行走。仅一街之隔，胡的女儿每次都要用平板车把遍体鳞伤的母亲拉回家。第二天，女附中的红卫兵又来到胡志涛家，喊着革命口号把她再揪回学校批斗、殴打。受到如此耳濡目染的教育部红卫兵们越加信奉“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此时任何粗鄙的语言和暴力的行为都是可贵的造反精神。从此他们打人也越来越凶。在抄李涛家的时候，小红卫兵对李拳打脚踢，把李的衣服撕破。在揪斗黑帮时，凡挨斗者为女性，必定给她剃阴阳头。有一次在办公楼前的台阶上斗黑帮，小红卫兵给教育科研所的范祖珠连薅带拽剃了阴阳头，范的头上被剪刀弄伤多处，鲜血淋淋。她浑身还被吐满了吐沫。几个男红卫兵围殴身材高大的高沂，对高没头没脑地痛打。高顿时头破血流，遍身青肿。事后高去邮电医院治伤，经诊断“眼眶骨折”，几乎伤及眼球。有一次，小红卫兵们议论说，近来阶级敌人不老实，于是把几个黑帮抓到红卫兵总部，皮带棍棒，拳打脚踢，一顿狠打。其中对张健打得最重，张直呼“救命”。因为他们说张最“嚣张”。
8月下旬的一天，小红卫兵来到蒋南翔家抄家。蒋住在教育部大门对面的一个独院。抄家，即先把红卫兵认为是四旧的东西能砸的都砸烂，能烧的都烧毁，再把他们认为是反革命罪证的东西抄走。为防止“阶级敌人报复”，还要没收所有的刀、剪。在抄家过程中，红卫兵发现蒋家有很多中央文件，有的带有“机密”字样，还有很多照片，其中有一些蒋和毛泽东的合影。红卫兵们翻看着怒斥说，“蒋南翔你这个黑帮，你还配跟毛主席照像！”于是他们派一红卫兵看守这些文件。其余人继续革命行动。抄蒋家是小红卫兵的单独行动，没有本部干部或其他成人在场。蒋八十高龄的母亲和六十多岁的姐姐在家。在场的还有在蒋家工作的公务员姜树桂。抄家行动已近完成时，蒋家一片狼籍。以红卫兵头目为首的几个高中男生开始轮流用铜头宽皮带毒打蒋。他们喝令蒋面向打人者下跪，再由施暴者用一只脚踩住蒋的头，使其紧挨地面，动弹不得，然后用皮带猛抽蒋的后背。时逢夏天，蒋穿一件白衬衣。他们打了一阵，撩开衬衣一看，蒋的后背已经皮开肉绽，血痕累累。其中一红卫兵说，“不行，还没组成图案！”于是再往伤痕尚少的地方抽打。他们毒打蒋的时候，强迫蒋母和姐姐在旁观看。被指控为“地主婆”剃了阴阳头的蒋母和姐姐在一旁瑟瑟发抖地抽泣。几个十七、八岁的男性对这两位老年女性也施以皮带、拳脚。蒋母和姐姐挨着打凄厉地哭叫着姜树桂，“老姜啊！”姜在一旁说，“你们叫我有什么用呢。”过了一会儿，红卫兵打累了，其中一打人者问蒋的姐姐，“他反党，该打不该打？”蒋姐颤栗着说，“该打。”“好，你说该打，你就得打他，跟他划清界限！” 这个红卫兵递过皮带，强迫蒋的姐姐抽打蒋。被剃成阴阳头的蒋的姐姐一边哭喊着，“你反党，你反党”，一边抽打自己的兄弟。按照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命令，当天晚上，小红卫兵押送蒋母和姐姐到北京火车站遣返回原籍。蒋母回到原籍后不久便去世了。
挨打最重的是蒋的司机张景玉。蒋南翔成了黑帮，和蒋有工作关系者都被列入“蒋家王朝”而遭殃，连司机张景玉也被指为特务、历史反革命。张往日言语不多，在往年部里的新年联欢会上，常表演几个小魔术节目。张家住在邻近的宏庙胡同。他家孩子多，妻子是家庭妇女。小红卫兵到张家抄家时，为了找出“变天账”，把他家屋里挖地三尺。抄家后，张即被小红卫兵带走关押和劳改。张表演魔术用的道具都被说成是特务用具抄走后砸毁。这天抄家后，张被带到小食堂旁边红卫兵总部。红卫兵命令他交代特务罪行，并残酷地殴打他。他们毒打张的工具是一种包着橡胶皮管子的直径约一寸的钢丝鞭。红卫兵对张劈头盖脸地狠抽，只消几下，张的脸部便青紫肿大得面目全非变了形。张不住地惨叫，一施暴者狠狠地说，“好哇，你还敢哎哟？”接着是更加凶猛地抽打。从此，在院里的劳改队伍中，多了一名脸部变形的蹒跚行动者。
从1966年秋开始，四旧破得差不多了，打人、抄家风有所减弱。教育部红卫兵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部机关两派的派仗。
1966年5月25日，教育部政治教育司司长卢正义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揭发批判副部长刘季平。此举使卢成为响当当的革命左派。但是很快有人揭发卢在1949年前曾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江苏省反省院，有自首变节嫌疑。于是“北京公社”一派便开始攻击卢。小红卫兵们立刻到卢家造反，“打倒大叛徒、政治大扒手卢正义”的标语和侮辱卢家人的大字报糊满了卢家门窗。在此之前，小红卫兵抄家、打人等行为全都所向无敌，没有受到过阻止。但是，红卫兵到卢正义家造反招致了保卢一派的指责。红卫兵没有丝毫退缩，在斗争会上用攻击谩骂的语言激烈辩论。哪里有派仗的战场，哪里就有怒发冲冠和唇枪舌剑的红卫兵。有一女红卫兵的父亲和她不是一派，她在大会上“控诉父亲的迫害”。有一次她在操场上还指着父亲的鼻子，当众辱骂：“你是小丑！”
正当反卢、保卢之争日益激烈、难解难分时，中宣部副部长刘祖春来教育部作重要指示。刘下结论说，“卢正义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他是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人。”什么？！不可能！坐在下面听的小红卫兵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有人急得哭起来，他们登时大喊大叫，“他是大叛徒！” 红卫兵不能服输，他们喊着毛语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追到中宣部，在礼堂里围住刘祖春数小时，和他激辩并逼他表态。
但是，小红卫兵也不是逢人必反，他们保教育部长何伟。高教部长蒋南翔被“批倒批臭”以后，中央指示高教、教育两部合并为新的教育部，由原教育部长何伟任部长。没过多久，院里一派造反组织“延安公社”开始炮轰何伟。小红卫兵保何，一是因为和他们观点近似的一派组织“北京公社”保何。二是听说何调任教育部长前在河南省委工作，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上级。前不久毛接见红卫兵，还在天安门城楼上见了焦的女儿。因此焦的上级怎么能是走资派呢？再说，何长相慈眉善目，不像坏人。为了寻找支持，小红卫兵去北大附中求见红旗战斗小组头目彭小蒙。前不久彭小蒙在北京大学的辩论中表现出色，受到正在北大讲话的江青等中央首长的高度赞赏。江青还和彭拥抱，亲吻。毛泽东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里，指名道姓地说他对彭“表示热烈的支持”。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彭小蒙在天安门城楼上讲演“前面是刀山，是火海，我们跟着毛主席走定了！”因此，彭是文革初知名度最高的造反明星。
1966年夏末的一天下午，小红卫兵们来到北大附中，他们先听说彭最近很忙，现正在睡觉。但是只等了片刻，又听说彭起来了并有请。他们来到一间教室，见到彭身穿旧军装，腰系宽皮带，睡眼惺忪地问，“你们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我们是教育部红卫兵。最近部里有人炮轰何伟。” 红卫兵一头目说。
“什么？何伟？我对他印象不错嘛！”彭的断言使红卫兵振奋。
彭问，“王任重你们知道吗？”
“知道！他刚和毛主席一块畅游长江。” 红卫兵响亮回答。
“王任重有个孩子叫三宝，你们知道吗？他提出教育要革命。有人要压制他，但是何伟坚决支持他。所以何伟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彭继续鼓励红卫兵们，“我告诉你们，要革命就不要怕嘛！砍掉脑袋不就碗大个疤嘛！”
面见彭小蒙后，红卫兵更加坚定了保何的决心。他们在对立派围攻、揪斗何伟时，喊着“何伯伯”挺身围在何四周，和大人们一起脸红脖子粗地和对立派辩论，尽力斥退反何派。
1967年6月4日，经过一年文革洗礼的红卫兵在院里的礼堂“逸仙堂”演出了一台自编歌舞节目，纪念红卫兵成立一周年。他们身穿军装，腰束皮带，戴着大红袖章，连唱带跳地把舞台跺得咚咚响：
“钢气节，英雄胆，洒热血，捍江山。
老子英雄儿好汉，不破不立，反反反！”
1968年4月，红卫兵的对立派延安公社头目被公安局逮捕。1970年，公安部发出通缉令，通缉两年前神秘失踪的卢正义。红卫兵们确信这是文化大革命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也证明了自己在文革中的派别观点正确无疑。
1968年夏，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来到教育部逸仙堂讲话。陈对文革作了一番指示，宣布了中央对教育部机构改革的决定，陈说，管理全国教育，有三十人就够了。现在部机关上千人，要下放。从此教育部被撤消，由国务院科教组行使职能。
这时候，红卫兵的使命完成。老三届响应毛泽东号召上山下乡，很多人相继离开了北京。红卫兵中有人去北大荒、内蒙、云南，有人跟着家长去了安徽省凤阳教育部五七干校，还有人越境到缅甸参加了缅共游击队。临别前，其中几人随便抓了院里人家养的鸡，到香山公园吃了一顿“百鸡宴”。
三十年后，1996年年末。当年的教育部红卫兵相聚在和乐堂。人们久别重逢，兴奋叙旧。提起文革往事，有人又唱起了造反歌，跳起了造反舞。他们唱得还是那么自豪、那么亢奋，似无悔意：
“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后代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
歌唱领袖歌唱党，党是我的亲爹娘。
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杀杀杀！嘿！
这支红卫兵于1966年6月4日成立，大约有三十名成员。他们自豪地宣称，教育部干部子女红卫兵是继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之后的，世界上第三支红卫兵组织。红卫兵成员是四中、八中、女八中、三十五中和二龙路学校等校的中学生。最小的上初一，十三岁；最大的十八、九岁上高三。他们大多住在教育部大院里。文革一开始，学校都停了课，他们从此不再去学校，在大院里“就地闹革命”。大院里称他们为“小红卫兵”，以区别于机关干部的派别组织。小红卫兵当中有近半数成员的家长是司局级干部。教育部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对于谁的家长是什么级别，从小便耳熟能详。谁的父母级别越高，谁就越趾高气扬。大多数人的家长是中共党员，即所谓“革干”出身。有少数成员的家长不是党员，出身职员，算作“红外围”。红卫兵的头目是一名三十五中的高三学生。他的家长级别最高，母亲是部机关党组书记，父亲是在海军大院任职的军官。他本人还是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成员。
毛泽东为了发动文革，动用夫人江青，并利用青少年造反。这两点特征也体现在教育部的文革中。教育部文革的烈火首先由夫人参政点燃。1966年6月初，以办公厅主任赵秀山、司长肖克杰为代表的左派们率先开始批判高教部长蒋南翔。随后赵、肖和炮轰蒋南翔的少数造反派在本司局都受到了压制。这时蒋在干部会上传达了中宣部代部长张际春对教育部文革的几点指示。几天后，张际春的夫人罗屏于6月9日忽然亲临教育部“辟谣”说，蒋所传达指示纯系谣言。初夏的这天天气炎热，人们簇拥着，呼喊着“罗屏同志”，争着和罗握手。曾经反过蒋的左派们一下子都成了风风光光的英雄，他们扬眉吐气地见到了救星。而保过蒋的“保皇派”则声泪俱下地痛表反戈一击。人们情绪激昂地喊着“向罗屏同志致敬！”“罗屏同志的到来大长无产阶级志气，大灭资产阶级威风！”。蒋南翔闻讯赶到时，罗正在院子里热烈地讲演和慰问遭迫害的左派们。蒋例行公事地试图与罗握手，周围的小红卫兵们急得满头大汗地喊，“别跟他握手！他是坏人！”罗立即缩回了手。从此，小红卫兵以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形象开始在教育部文革的舞台上显露头角。
罗屏的到来是教育部文革的转折，往日平静的大院从此卷入了文革的狂涛骇浪。罗的到来还宣判了蒋南翔政治上的死刑。蒋成为中央定性的走资派，是文革前“十七年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后台”。从此，蒋成了大院里的头号敌人， 蒋被大会批、小会斗。在各司局和全部的批斗会上，蒋先是弯腰低头接受批判，后来被喝令跪下，常被推来搡去。大院里批蒋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一次，一个上初一的女红卫兵厉声质问蒋南翔，“说！你和蒋介石什么关系？”蒋答，“没有关系。”“胡说！你不老实！你们都姓蒋，你们都反党反社会主义！怎么没关系？老实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红卫兵怒斥道。有几位小学三、四年级的小学生，也写了大字报贴在和乐堂后墙上。大字报全文是，“蒋南翔，大坏蛋，白吃人民大米饭”。那稚拙的字体得到了人们的啧啧称赞：“这孩子造反精神多强！”“文化大革命真是史无前例呀！连小孩都发动起来了！”
的确，文革充分利用了青少年的无知和冲动。文革初的6、7、8月间，在大院里监督黑帮劳改，勒令他们唱嚎歌，大破四旧，到处抄家、肆意打人，都是教育部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这些小红卫兵显出了比他们的父辈更强的革命造反精神。红卫兵成立之初，来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庄严肃穆地宣誓：“前辈为革命洒尽碧血，后代保江山掏尽红心”。他们到国防部一本正经地递交请战书，要求去越南参战打美帝。为了备战练就铁脚板，有的红卫兵从西单到厂桥一路赤脚步行。他们还到故宫博物院参观“收租院”泥塑，以增强对阶级敌人的仇恨。他们排着队走在街上，歌声嘹亮：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浪里炼红心。
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横扫一切害人虫！
敢批判，敢斗争，革命造反永不停。
彻底砸烂旧世界！革命江山万代红！”
自从6月文革开始，他们就不上学了，每天聚在一起念毛语录，唱革命歌，写大字报、大标语。有时候还去中宣部、人民教育出版社、或是去北大、清华看大字报，进行革命串联。有一次小红卫兵到中宣部，正逢那里揪斗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张盘石、张子意等大小“阎王”。于是他们往中宣部楼上贴了“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牛鬼蛇神窝”的对联。回到教育部，小红卫兵在本部办公楼上也贴了同样的斗大字的对联。
教育部大院前身是清朝时的王府，院里有不少具文物价值的古迹。大红门和二宫门之间有一对石狮子，一公一母座落在二宫门外两侧。这对石狮和天安门前、故宫里的一样大小，一般气派。在破四旧的狂潮中，这石狮也成了革命对象。这天，小红卫兵们在石狮面前挖了大深坑，用粗大的绳子套住石狮，借用了两辆卡车，高喊着口号，用冲天的革命干劲硬是把狮子拉倒在坑里“活埋”掉了。
大院里竖起了高音喇叭，日夜广播，批判阶级敌人的三反言行。广播员由小红卫兵担任，愤怒和响亮的声讨响彻大院上空：“蒋南翔鼓吹资产阶级白专，他口口声声说，清华大学是培养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实际上摇来摇去，摇出了修正主义苗子！”“蒋南翔丧心病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他恶毒攻击说，‘不能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就是不再发展了。’”“ 蒋南翔说，延安整风，甄别了十年，所以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掌握好政策。蒋南翔妄图压制文化大革命罪该万死！打倒蒋南翔！”
有一次，有人发现大操场上有大字报碎片。小红卫兵认定这是阶级敌人破坏。于是他们在大院里彻夜巡逻，保卫革命的大字报。他们雄赳赳气昂昂的造反歌声在大院里处处回荡：
“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背叛。
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要是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撤他娘的职，就滚他妈的蛋！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1966年8月，小红卫兵在教育部院里开始抄家。这天他们来到大院里的西跨院宿舍，到对外司副司长钱其琛家抄家。钱曾任驻苏联使馆二秘，不久前离任回国。小红卫兵因此把钱视同苏修。钱家有些从苏联带回来的艺术品、用品等，都被视为修正主义黑货，他们一边喊着“反帝必反修！砸烂苏修的狗头！”一边把那些黑货砸烂、烧毁。当时钱夫人周寒琼和十岁的女儿京京在家。红卫兵发现他们有一套斑竹做的艺术品摆设，是手巴掌大小的家具，精致小巧，也不分青红皂白上前一脚踩了个稀巴烂。抄完家，有人出主意“放水淹黑帮家”。于是他们从附近的水房拉过来长长的橡皮管子，向钱家放水。然后又冲着嘤嘤哭泣的京京喊了一通“打倒苏修！打倒黑帮分子钱其琛”才离开。
红卫兵把各司局揪出的走资派组成劳改队，勒令他们每天早晨戴着自制高帽到小食堂旁边集合，然后在大院各处扫院子、扫厕所。这些人被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或叫“牛鬼蛇神”，约有十几人。其中除了高教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以外，还有高教部副部长兼清华大学副校长高沂，教育部副部长刘季平，教育部副部长黄辛白，对外司司长李涛，副司长钱其琛，小学司司长张健，中学司司长周子明，《人民教育》总编辑章炼烽，中专司司长肖敬若，肖岩副司长，鲍正鹄司长，司机张景玉等。他们每天集合后，要听小红卫兵训话，喊打倒黑帮分子XXX（自己的名字），交代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行，还要将自己写的“劳改日记”交小红卫兵审阅。小红卫兵指定肖岩（肖的丈夫是《人民日报》总编吴冷西）教其他黑帮唱牛鬼蛇神嚎歌。
文革开始，打人尚未成风。有一天小红卫兵在监督蒋南翔劳改时，一名高中男红卫兵对蒋拳脚相加。这时，办公厅机要员王耀鲁路过正好看见，他喝住这个红卫兵说，“不能打！你们把蒋南翔打坏了谁负责？”但是这句话立刻引起小红卫兵群起攻之，他们七嘴八舌地斥骂比他们年长三十岁的王，“你臭老保！蒋南翔是你亲爸爸？你心疼走资派是怎么着？告诉你，打死他活该！”王耀鲁从此灰溜溜地成了院里臭名昭著的保皇派。
8月18日毛泽东首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对红卫兵说“要武嘛！” 从此社会上红卫兵打人、打人致死时时发生。教育部邻近的师大女附中校长被本校红卫兵活活打死。副校长胡志涛家住教育部大院，她的丈夫丁丁是教育部的一位副司长。胡在学校挨斗，被打成重伤，肋骨断裂，不能行走。仅一街之隔，胡的女儿每次都要用平板车把遍体鳞伤的母亲拉回家。第二天，女附中的红卫兵又来到胡志涛家，喊着革命口号把她再揪回学校批斗、殴打。受到如此耳濡目染的教育部红卫兵们越加信奉“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此时任何粗鄙的语言和暴力的行为都是可贵的造反精神。从此他们打人也越来越凶。在抄李涛家的时候，小红卫兵对李拳打脚踢，把李的衣服撕破。在揪斗黑帮时，凡挨斗者为女性，必定给她剃阴阳头。有一次在办公楼前的台阶上斗黑帮，小红卫兵给教育科研所的范祖珠连薅带拽剃了阴阳头，范的头上被剪刀弄伤多处，鲜血淋淋。她浑身还被吐满了吐沫。几个男红卫兵围殴身材高大的高沂，对高没头没脑地痛打。高顿时头破血流，遍身青肿。事后高去邮电医院治伤，经诊断“眼眶骨折”，几乎伤及眼球。有一次，小红卫兵们议论说，近来阶级敌人不老实，于是把几个黑帮抓到红卫兵总部，皮带棍棒，拳打脚踢，一顿狠打。其中对张健打得最重，张直呼“救命”。因为他们说张最“嚣张”。
8月下旬的一天，小红卫兵来到蒋南翔家抄家。蒋住在教育部大门对面的一个独院。抄家，即先把红卫兵认为是四旧的东西能砸的都砸烂，能烧的都烧毁，再把他们认为是反革命罪证的东西抄走。为防止“阶级敌人报复”，还要没收所有的刀、剪。在抄家过程中，红卫兵发现蒋家有很多中央文件，有的带有“机密”字样，还有很多照片，其中有一些蒋和毛泽东的合影。红卫兵们翻看着怒斥说，“蒋南翔你这个黑帮，你还配跟毛主席照像！”于是他们派一红卫兵看守这些文件。其余人继续革命行动。抄蒋家是小红卫兵的单独行动，没有本部干部或其他成人在场。蒋八十高龄的母亲和六十多岁的姐姐在家。在场的还有在蒋家工作的公务员姜树桂。抄家行动已近完成时，蒋家一片狼籍。以红卫兵头目为首的几个高中男生开始轮流用铜头宽皮带毒打蒋。他们喝令蒋面向打人者下跪，再由施暴者用一只脚踩住蒋的头，使其紧挨地面，动弹不得，然后用皮带猛抽蒋的后背。时逢夏天，蒋穿一件白衬衣。他们打了一阵，撩开衬衣一看，蒋的后背已经皮开肉绽，血痕累累。其中一红卫兵说，“不行，还没组成图案！”于是再往伤痕尚少的地方抽打。他们毒打蒋的时候，强迫蒋母和姐姐在旁观看。被指控为“地主婆”剃了阴阳头的蒋母和姐姐在一旁瑟瑟发抖地抽泣。几个十七、八岁的男性对这两位老年女性也施以皮带、拳脚。蒋母和姐姐挨着打凄厉地哭叫着姜树桂，“老姜啊！”姜在一旁说，“你们叫我有什么用呢。”过了一会儿，红卫兵打累了，其中一打人者问蒋的姐姐，“他反党，该打不该打？”蒋姐颤栗着说，“该打。”“好，你说该打，你就得打他，跟他划清界限！” 这个红卫兵递过皮带，强迫蒋的姐姐抽打蒋。被剃成阴阳头的蒋的姐姐一边哭喊着，“你反党，你反党”，一边抽打自己的兄弟。按照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命令，当天晚上，小红卫兵押送蒋母和姐姐到北京火车站遣返回原籍。蒋母回到原籍后不久便去世了。
挨打最重的是蒋的司机张景玉。蒋南翔成了黑帮，和蒋有工作关系者都被列入“蒋家王朝”而遭殃，连司机张景玉也被指为特务、历史反革命。张往日言语不多，在往年部里的新年联欢会上，常表演几个小魔术节目。张家住在邻近的宏庙胡同。他家孩子多，妻子是家庭妇女。小红卫兵到张家抄家时，为了找出“变天账”，把他家屋里挖地三尺。抄家后，张即被小红卫兵带走关押和劳改。张表演魔术用的道具都被说成是特务用具抄走后砸毁。这天抄家后，张被带到小食堂旁边红卫兵总部。红卫兵命令他交代特务罪行，并残酷地殴打他。他们毒打张的工具是一种包着橡胶皮管子的直径约一寸的钢丝鞭。红卫兵对张劈头盖脸地狠抽，只消几下，张的脸部便青紫肿大得面目全非变了形。张不住地惨叫，一施暴者狠狠地说，“好哇，你还敢哎哟？”接着是更加凶猛地抽打。从此，在院里的劳改队伍中，多了一名脸部变形的蹒跚行动者。
从1966年秋开始，四旧破得差不多了，打人、抄家风有所减弱。教育部红卫兵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部机关两派的派仗。
1966年5月25日，教育部政治教育司司长卢正义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揭发批判副部长刘季平。此举使卢成为响当当的革命左派。但是很快有人揭发卢在1949年前曾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江苏省反省院，有自首变节嫌疑。于是“北京公社”一派便开始攻击卢。小红卫兵们立刻到卢家造反，“打倒大叛徒、政治大扒手卢正义”的标语和侮辱卢家人的大字报糊满了卢家门窗。在此之前，小红卫兵抄家、打人等行为全都所向无敌，没有受到过阻止。但是，红卫兵到卢正义家造反招致了保卢一派的指责。红卫兵没有丝毫退缩，在斗争会上用攻击谩骂的语言激烈辩论。哪里有派仗的战场，哪里就有怒发冲冠和唇枪舌剑的红卫兵。有一女红卫兵的父亲和她不是一派，她在大会上“控诉父亲的迫害”。有一次她在操场上还指着父亲的鼻子，当众辱骂：“你是小丑！”
正当反卢、保卢之争日益激烈、难解难分时，中宣部副部长刘祖春来教育部作重要指示。刘下结论说，“卢正义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他是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人。”什么？！不可能！坐在下面听的小红卫兵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有人急得哭起来，他们登时大喊大叫，“他是大叛徒！” 红卫兵不能服输，他们喊着毛语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追到中宣部，在礼堂里围住刘祖春数小时，和他激辩并逼他表态。
但是，小红卫兵也不是逢人必反，他们保教育部长何伟。高教部长蒋南翔被“批倒批臭”以后，中央指示高教、教育两部合并为新的教育部，由原教育部长何伟任部长。没过多久，院里一派造反组织“延安公社”开始炮轰何伟。小红卫兵保何，一是因为和他们观点近似的一派组织“北京公社”保何。二是听说何调任教育部长前在河南省委工作，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上级。前不久毛接见红卫兵，还在天安门城楼上见了焦的女儿。因此焦的上级怎么能是走资派呢？再说，何长相慈眉善目，不像坏人。为了寻找支持，小红卫兵去北大附中求见红旗战斗小组头目彭小蒙。前不久彭小蒙在北京大学的辩论中表现出色，受到正在北大讲话的江青等中央首长的高度赞赏。江青还和彭拥抱，亲吻。毛泽东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里，指名道姓地说他对彭“表示热烈的支持”。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彭小蒙在天安门城楼上讲演“前面是刀山，是火海，我们跟着毛主席走定了！”因此，彭是文革初知名度最高的造反明星。
1966年夏末的一天下午，小红卫兵们来到北大附中，他们先听说彭最近很忙，现正在睡觉。但是只等了片刻，又听说彭起来了并有请。他们来到一间教室，见到彭身穿旧军装，腰系宽皮带，睡眼惺忪地问，“你们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我们是教育部红卫兵。最近部里有人炮轰何伟。” 红卫兵一头目说。
“什么？何伟？我对他印象不错嘛！”彭的断言使红卫兵振奋。
彭问，“王任重你们知道吗？”
“知道！他刚和毛主席一块畅游长江。” 红卫兵响亮回答。
“王任重有个孩子叫三宝，你们知道吗？他提出教育要革命。有人要压制他，但是何伟坚决支持他。所以何伟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彭继续鼓励红卫兵们，“我告诉你们，要革命就不要怕嘛！砍掉脑袋不就碗大个疤嘛！”
面见彭小蒙后，红卫兵更加坚定了保何的决心。他们在对立派围攻、揪斗何伟时，喊着“何伯伯”挺身围在何四周，和大人们一起脸红脖子粗地和对立派辩论，尽力斥退反何派。
1967年6月4日，经过一年文革洗礼的红卫兵在院里的礼堂“逸仙堂”演出了一台自编歌舞节目，纪念红卫兵成立一周年。他们身穿军装，腰束皮带，戴着大红袖章，连唱带跳地把舞台跺得咚咚响：
“钢气节，英雄胆，洒热血，捍江山。
老子英雄儿好汉，不破不立，反反反！”
1968年4月，红卫兵的对立派延安公社头目被公安局逮捕。1970年，公安部发出通缉令，通缉两年前神秘失踪的卢正义。红卫兵们确信这是文化大革命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也证明了自己在文革中的派别观点正确无疑。
1968年夏，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来到教育部逸仙堂讲话。陈对文革作了一番指示，宣布了中央对教育部机构改革的决定，陈说，管理全国教育，有三十人就够了。现在部机关上千人，要下放。从此教育部被撤消，由国务院科教组行使职能。
这时候，红卫兵的使命完成。老三届响应毛泽东号召上山下乡，很多人相继离开了北京。红卫兵中有人去北大荒、内蒙、云南，有人跟着家长去了安徽省凤阳教育部五七干校，还有人越境到缅甸参加了缅共游击队。临别前，其中几人随便抓了院里人家养的鸡，到香山公园吃了一顿“百鸡宴”。
三十年后，1996年年末。当年的教育部红卫兵相聚在和乐堂。人们久别重逢，兴奋叙旧。提起文革往事，有人又唱起了造反歌，跳起了造反舞。他们唱得还是那么自豪、那么亢奋，似无悔意：
“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后代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
歌唱领袖歌唱党，党是我的亲爹娘。
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杀杀杀！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