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嘉谚：悲烈星云 长夜波涛(上)——略论“中国自由文化运动”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 - 學术文论


张嘉谚：悲烈星云 长夜波涛——略论“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上）


引言

当今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所包含的众多学科与学术领域，都可以认为是自由文学所催发。[1]因此，本文主要以文学人物为标识评述的中国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以文学带动和涉及的文化运动形态。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起与伏，显与隐，其一路行程，始终与中国自由文学紧密相连。这就是本文着重从自由文学角度，考察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状态的原故。

这无疑是一种为官方权力结构与霸权话语所敌视，拒斥、追查、摧残的文学/文化现象。其“运动”，不过是其特定状态的呈现；而“自由”，才是“中国自由文学/文化”的关键与核心。众所周知，对于言论自由的仇视、打压与封杀，在极权主义专制系统的社会体制中最为严酷。“中国自由文学”与“中国自由文化”被所谓主流话语、时潮话语、精英话语、大众话语所排斥、掩盖、遮蔽、抹煞！其根本原因，是极权体制以威压、洗脑、灌肠等方式，迫使知识精英就范与畸变、愚弄大众随其独断意志附合喧哗所致。那么，“中国自由文学/文化运动”萌发的艰难，生长的曲折，遭受的苦难，结果的珍贵，也就可想而知！

什么是“中国自由文学”？笔者曾论述过“独立边缘的自由文学”：地下文学、抽屉文学、潜流文学、抗争文学、非体制文学等等，都可以“自由文学”统一概括。而当代中国大陆的隐态写作、潜在写作、在野写作、密室写作、反叛写作、体制外写作等各种自由思想的成果，本文则以“中国自由文化”这一个概念集中称谓。

无论对于“中国自由文学”还是“中国自由文化”， 无一不拒绝专制意识的洗脑与灌肠，其独立姿态绝不就范于独裁意识，其精神品格绝然与盲从依附威权誓不两立，直至对极权体制威压的抗争！其内在血色气息，无一不以“自由”为特征；而外在表现，又无不因“自由”而叛离极权主义，与独裁体制相对立。考察中国自由文学文化现象表现的“自由”，我们会发现其既有无庸置疑的针对性又内含多层次的意指性，正如诗人黄翔所说——

是针对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而言。因为从事这种地下状态的秘密写作者，表达的不仅是个人的文字意趣，而是对“写作的自由”的追求，为此，他必须承受风险和可能的致命打击，个人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同时，这种“自由”是指精神创造的自由，它必须具有超越意识，其创作成果与同时代的一般水平，不是处于同一层次上，而具有超前的精神价值。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无可回避地必然承担起对人权的关注和维护，并且注定对极权社会体制构成挑战！[2]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将中国的“自由文学”与“自由文化”理解为不受专制意识控驭的现象，“自由”是其本质定性！以“自由”为核心价值发动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袁红冰先生界定其内含为“自由的思想，自由的写作，自由的表达”，笔者深表认同。本文的论述，也将以此展开。

由于极权机制的严密，专制迫压的严厉，中国自由文学至今生长扭曲，发育不全，造成其发展屡屡受阻的未完成性。然而，文学精神对自由不可遏止的渴望，自由理想对于思想探索的强烈吸引，必定要在逼仄空间寻求枝叶舒展，并由文学向其他文化领域渗透扩展。这样的中国自由文学自由文化，产生于严密的极权裂缝，时时遭受严厉的专制迫压，只能曲曲折折地艰难发展。直到近年海外以《自由圣火》为阵地明确倡导“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并着力推行，摆脱了专制极权的直接威胁，中国自由文学与自由文化才出现明显的转机与生机。

当今华夏大地这样一种自由文学/文化现象，与20世纪俄罗斯地下自由文学/文化现象异曲同调，实属人类精神发展到现时代迸出的亮丽火花，它们都是追求人类普适价值的体现！本文只是择要而论笔者的所闻所见所感所思，抛砖引玉，希望更多的人士对中国自由文学/文化运动投以关注和思考。

起源与潜流

如何看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起源”，袁红冰先生认为——

当代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是广泛的，要说发源的话，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发源于中国人对自由的追求。自中共建政开始，中国追求自由文化和自由写作的活动就从未停止过。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有太多的人为自由思想、自由写作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是一段极其悲壮的历史，发掘这段历史正是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历史使命之一。而且，这个工作已经开始了。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属于所有追求自由思想的中国人。[3]

此说勾勒了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深远辽阔的网系式源泉。沿着这广阔的视野深入搜寻，我们发现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最根本的起源，并不在人们的眼界之外，它其实就隐藏在每一个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投入者与潜在的参与者心中！如果我们承认对自由的渴求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宿命的话。正如袁红冰先生所言——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发源于中国人对自由的追求。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属于所有追求自由思想的中国人。

这就是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无比深邃的源泉，无限广袤的背景。

从“运动形态”的角度，有必要为当代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起源确定明显的标记。本文不妨认为，形成当今众士齐攘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有三个历史源头：若追溯到古代，应当是先秦时代的诸子争鸣；现代起源没有争议，应为陈独秀在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为起点的“新文化运动”[4]；而当代起源，本文指认为1978年10月11日，由黄翔创办的中国第一份自由民刊《启蒙》在北京王府井街头的散发，及以大字报诗歌《火神交响诗》于同一地点的张贴与吼诵所引发的民主墙运动，所催发的自由文学与思想文化解放大潮，这也是当代中国自由文学第一次公开出台亮相。应当说，这是中国自由的“文学”与“文化”在当代成为“运动形态”有明确时空点的一个标记。

标记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不同起点，是让有识之士看到它虽然萌发久远但实效甚微的艰难。比如，若无晚清社会的大转型与大变革，决不会产生以陈独秀、胡适等领军的“新文化运动”，亦称“五四新文化运动”（本文称其为“前新文化运动”）。然而，虽然辛亥革命承接了晚清社会变革的一系列成果（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集会结社组党自由，以及民间社会形成的多种权力实体均衡制约力量，包括初步的宪法等等），却因“中国民主革命之父”孙文蔑视法理，迷信武力而毁于一旦！对前新文化运动之多方目标特别是自由、人权诉求的隔膜与不解，更使孙文擅自取消个人自由强制纳入党团纪律，直接影响以后红白两党继续扼制个人权利个人自由进行暴力相争！中国人本来近在咫尺的前景——在充分言论自由基础上创建真正的民主宪政共和政体，就这样因军阀争战特别是国共两党的暴力角逐而断送！[5]前新文化运动尚未充分展开即告夭折直至百年之久！后人虽然远没有前人的社会条件，仍不得不重新开始！！—— 七十年代末出现的“启蒙”民主墙文化复兴运动，瞬息之间即遭极权毒手扼杀！又过了20多年，哪怕已进入互联网时代，而今仍只能在海外网络上重新发动“中国自由文化运动”，难免隔靴搔痒地做起。这是何其惨痛的历史事实！！！

前新文化运动的内在精神当然不会泯灭，它的尚未充分展开性，它所发育的未完成性，在新的历史条件因缘聚合后，必将不顾一切阻挠与挫折而重新开始并屡扑屡起，直到这块古老文化已延续千年的华夏之邦，重建新的民主共和乐土。这是中国西西弗斯的宿命——中华民族巨人安泰在一次次被沉重击倒之后，仍将又一次一次地以新的力量和姿态跃起，顽强不屈地走上摆脱东方专制极权的自由民主进程。

我们考察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历史流迹的眼光，不得不落在当代中国这块苦难大陆上。

极权红色皇朝建国伊始，中国的自由写作随即转入地下状态。此时的自由文化果实，个人著述极少；现有据可查的，似乎仅见无名式的《无名书》与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6]，其他多是私人书信、笔记、读书札记，日记式的随感等。其中为崩溃的旧文化与旧王朝殉葬的感伤体诗歌最是引人注目：今天，陈寅恪的这类旧体诗作人们已广泛知晓；而新体诗自由写作最早的似乎是伍汶宪，这位身处贵州地域的没落贵族子弟，是一个至今依稀可辩的悲剧性存在。在专政暴力的咄咄威逼之下，他只能以极隐密的日记方式记录心灵的忧伤和压抑——

亲爱的老祖国、妈妈：/让我们去吧！/让我们度过那红波怒涛的海洋，/妈妈，让我们去吧！/让我们流浪到自由的他乡……

我的后代/将会建立起我的青铜塑像，/我将高高地挺着胸脯，/站立在我苦难重重的老祖国的土地上。/用他坚强的意志，不屈的精神/散布着自由和人权的神圣思想。

只让酷爱自由的人们/向我们走来，/共同走往人类千年来/向往的地方。[7]

可见，自由精神一开始就植入了中国独立写作。特别是陈寅恪先生坚持的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精神信条在九十年代被掘发出来，对于中国现代士人的崛起，是十分深刻而广泛的冲击与影响。

随着红党政治运动不断升级与专制效能逐步强化，直到爆发文革的十七年中，中国人的自由思想几近窒息，自由写作更举步维艰，自由表达的作品更谈不上有发表的可能。然而地层之下，自由火星依然闪烁不熄！那些被流放、监禁、劳改、劳教、监控、管制的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胡风分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只专不红分子等等，创造了这一时段中国自由思想最为沉痛的记忆文本！[8]其中最令人悲痛的，是处于生命绝境中自由思想者苦难的惨烈！——“恶不能辍，愤不忍说；节不允改，志不可夺！书愤沥血，明志绝粒；此身似絮，此心似铁！自由无价，年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林昭：《自诔》）更令人吃惊的，是这种从惨烈苦难中发出的自由歌声！在红朝五、六十年代，林昭和黄翔的“思”与“诗”堪为男女绝唱，最为透明地穿透红朝社会的反人性本质！他们倔强与丰沛的自由写作，是“那个时代寻找人的尊严的最响亮的声音”[9]，在自由思想的刻度上，在自由精神的高度与包容度上，成为中国自由文化最早呈现的双璧，遥遥领先地超越了那个罪恶累累的时代！

这是圣女林昭1960年—1968年写于狱中的《啊，大地》一诗——

啊，大地/祖国的大地，/你的苦难，可有尽期？/在无声的夜里，/我听见你沉重的叹息。/你为什么这样衰弱，/为什么这样缺乏生机？/为什么你血泪成河？/为什么你常遭乱离？/难道说一个真实美好的黎明/竟永远不能在你上面升起？

在红朝统治甚嚣尘上一片红光眩人眼花缭乱的年月，林昭竟然用“苦难”，“沉重的叹息”，“衰弱”，“缺乏生机”，甚至用了“血泪成河”的意象来形容中华大地！这样的自由诗篇，当然是空谷足音！其穿透民族生活本质的洞见，简直使人难以置信！圣女林昭以“人血不是水”愤懑指控红朝极权犯下“滔滔流成河”的罪恶；林昭向她鄙视的红朝检察官们“献上一朵枚槐花”，表现的是胸有精神信仰的单个弱女子以博爱对抗暴力的诗性胸怀[10]；巾帼林昭惨烈殉难，将“注入祖国的血液”的鲜血“向挚爱的自由献祭”！[11]即便在今天读到这样的自由诗篇，我们仍然为这种先知之声所震颤，而惊叹不已！

1959年，被专制的鞭子无情抽击的青年诗人黄翔，带着永不熄灭的梦幻，开始独自流浪，以自由的“独唱” 逃离红朝的全民大合唱。 1963年，这只“被追逐的两脚兽”混迹于贵州深山的湄潭茶场，参与一个文学圈子活动；1968年，他回到省城贵阳成为“野鸭沙龙”的重要一员。这只不断为红朝暴力捕获，被监管围攻、捆绑吊打、撕抓啃咬的“诗兽”，哪怕留下一付白骨，也要追问“人”是什么？“人”在哪里？哪怕只剩一根骨头，也要“哽住”那一个“可憎年代的咽喉”！[12]他以“火炬”之光炽热的自由思想照亮了一个庞然大物掀动肆虐红潮的独裁寡头嘴脸，洞悉这个“帝王的帝王”才是“一切灾难的结果和原因”！同时，他的火炬之光也投向黑暗中喘息蠕动的人群，向彼此隔离的门扉送出关怀与温暖，深刻地揭穿了红朝极权主义发动空前绝后的精神战摧残人性摧毁文化的罪恶实质。[13]

林昭与黄翔在红潮滚滚中唱出的自由之歌，如沉沉暗夜深处闪出火光，至今仍令人震撼。整个20世纪下半页，中国自由思想最耀眼的光芒，却在苦难最深重，时代最黑暗的六十年代闪耀在广袤的大陆地平线上。而林昭与黄翔，便成了当代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最伟大的先驱。

60—70年代，这块喘息未定的苦难大陆，终于被文革的汹汹红潮彻底淹没，一个民族在一场文化大浩劫的灭顶之灾中疯狂自残！而此时，一代新人的自由精神却随着红朝威势不断生长，并且以地下沙龙式的文学活动浮现在历史的暗角。1962－1963年，在北京出现了 郭世英（郭沫若子）为核心的“X社”； 1963－1966年，张郎郎（画家张仃之子）组织了地下文学沙龙“太阳纵队”；因其活动地处红朝中心，两者很快惨遭专制铁手捶击！[14]那些年月，上海亦出现了松散的文学聚会，其中以朱育琳、钱玉林、陈建华、王定国、汪圣宝等在1966—1968年常聚一起的“文学小会”较为成形；后因核心人物朱育琳不堪迫害跳楼自杀，此秘密聚会亦被当作“小集团”获罪终于解散；[15]与此同时，四川成都出现了邓恳、蔡楚、杜九森、陈墨、冯里、乐加等人的“野草诗社”，专制迫害亦如影随形；[16]随着起伏泛滥的红潮在阵歇地痉孪喘息，又一些中国自由思想群落如贵州的“野鸭沙龙”，河北的北洋淀诗群，四川西昌周伦佑的自由文学群落，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袁红冰等人的自由思想小组等纷纷活跃起来，这些小群体及其与之联系者的自由思想探索幸免于难，它们也为后来岁月的中国自由文学自由文化贡献了黄翔、食指、袁红冰、北岛、周伦佑、哑默，芒克、多多、根子式的领潮者或弄潮儿。

令人惊讶的是中国的自由之歌在文革红潮的狂涛怒浪之中，竟然越发高亢激昂！林昭、张志新、李九莲、遇罗克……这些在罪恶红朝兽性大发作中惨遭吞噬的巾帼志士的自由思想，在监狱，在刑场，不约而同怒向专制恶兽昂起了倔强的头颅！顾准、穆旦，张中晓，绿原、曾卓、牛汉、彭燕郊……等等，这些受难深重的灵魂，或紧张，或沉郁，亦在这个时期结出了中国自由思想与自由文学的宝贵果实。

不可一世的皇冠终于自我囚禁水晶棺里，这一令亿万人瞠目随即愚泪滂沱的历史瞬间，独有一支自由之歌忍不住欢快夺腔而出，为独裁者送葬！[17]一个百年难遇的历史瞬间出现了，1978年10月11日，自由诗人黄翔与他的几个同伴进入了这个历史瞬间，以大无畏的胆识爆破了专制极权铁桶般的禁锢，使中国民间以“启蒙”为标记的民主墙思想文化运动夺路而出！从此，中国的自由思想与自由写作得以全面铺开，从80年代一直到上世纪末，包括89六四之后流亡海外的作家，以民刊为自由表达园地的自由文学和各种形式的民间自由聚会活动遍及全国并始终不断，生生不息；乃至“地下文学的地下出版和地上化构成了一种全新的文学景观”。[18]与此同时，在各个思想文化学术领域，中国自由精神亦在生长、漫延、向极权体制结构的各个方向渗透，挤兑和占领。

转型与整合

自由文学与文化思想的转型，对于个体而言，是指独立写作从文稿的手写式转变为电脑输入式的换笔；对于群体来说，转型意味着自由写作从有限的纸质民刊大面积转移到网络建站设坛。这种转型所带来的整合，不仅是从纸质民刊转移到网站论坛的“过渡”，也是整合形式的改变与规模的拓展：毫无疑问，通过网站与论坛进行的整合比通过纸质民刊整合更为方便快捷，更容易迅速形成规模，使原来各地域分散的沙龙式聚会活动，更容易转变为五湖四海追求自由的大聚汇运动！

例如中国诗歌的自由写作——《启蒙》、《今天》、《崛起的一代》、《非非》、《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大骚动》、《空房子诗报》等等，都曾以民刊方式凸显了一种反叛、独立与自由的品格。进入网络时代，传播自由思想文化的论坛网站则如雨后春笋，此伏彼起，成为争取人权、民主与自由，彰显思想独立与艺术独创的主要阵地。互联网为中国大陆自由写作的大转型提供了活动平台。笔者对此曾就诗歌界的情况作过评述——

在文学为市场经济迫向边缘化时，诗人们忽然发现，互联网是诗歌重新繁荣的新大陆！……而今，互联网上的论坛网站让国人的“同人刊物”梦想真正实现，成为造就诗歌流派、诗歌运动与新型文化人的集结地。正像当年俄国的《火星报》、《祖国纪事》；中国五四时期的《新青年》、《小说月报》、《创造周报》、《创造月刊》、《现代评论》、《晨报》副刊和《语丝》周刊；三十年代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现代》；四十年代的《七月》、《诗创造》等报刊一样，有共同思想倾向与艺术追求的人们，纷纷汇聚到网络上。[19]

中国自由写作全面进入网络，借助网络，各独立边缘的自由写作得以呼应联合，并重新书写自身的形象。多边地域的独立自由写作随之洗牌更叠，通过整合重新摊牌组合，这是互联网出现带来的新格局。

2004—05年，在空房子诗报论坛、由杨春光、丁友星、张嘉谚、川歌、东海一枭、小王子等人倡导，展开了颇具声势的自由文学/文化运动，与众多具有独立自由写作倾向的诗人一起，在中国网络上开辟了争取话语权力的主战场，推动了中国自由文学/文化运动的写作潮流。“低诗歌运动”（张嘉谚）、“网络文学革命”（杨春光）、“网络文化革命”（丁友星），被认为是网络话语革命由低到高紧密联系的三阶段；与之配合的，是川歌提倡的“大中华文化复兴”，杨春光身体力行的“后政治”写作，丁友星主张的“反饰”写作，小王子呼应的“争取话语权力”写作，张嘉谚倡导“诗性正治”与“个体先锋”写作，东海一枭的特立独行写作等等，这些诗歌写作主张的倡导、讨论与践行，通过中国大陆网络的《空房子诗报》、《争取话语权力》、《中国低诗潮》等论坛，使各地零散的独立自由诗歌趋向整合，获得了写作品格的提升，也使中国自由/文学文化运动获得了一次有声有色的实验与演习。

与此同时，中国自由文学开始通过网络面向世界，彰显其与人类普适价值的对接。流亡海外的黄翔与袁红冰，开始发挥其重要的文学/文化影响。

流亡海外的诗人黄翔，以《逃避逃亡》，《隐于大纽约》、《简单言说》、《东方诗人》、《世纪之殇》、《一朵红玫瑰的力量》等诗作，以及《女性精神肖象系列》、《蓝色星球上》与《匹兹堡梦巢随笔》等散文写作，丝毫不减自由创造的活力，并使自己独特的创造实绩——立体写作与立体艺术形式，与画家、音乐家、演奏家等合作，配合摇滚、爵士乐等同台朗诵、表演，让诗歌与书法、与绘画、与音乐、与舞蹈、与影视等结合起来，使中国诗歌以感性书写活动方式进入公众视野，进入大众媒体，进入西方主流社会进行感性式文化交流，不同于此前的器物与餐饮文化交流，由现代诗歌导引的高层次综合艺术，让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化的精神品格有了感性化的认知和了解。

自由作家袁红冰流亡海外后，则于2005年点燃“自由圣火”，并以《自由圣火》网站为阵地发起“中国自由文化运动”， 倡导“自由的思想，自由的创作，重建高贵的文化精神，重建我们民族精神的家园。”推动全方位的思想文化运动。为中国自由写作创造了全新的历史条件，使之转向了更为有效的运作层面与更为壮大宏阔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

如果说，活动只是个体的作为，群体的参与才能形成运动。而今，中国自由思想者正从各种独立边缘的写作活动向着一个中心趋进形成整体性的运动。例如——

黄翔：从“野鸭沙龙”——启蒙文化运动——“中国自由文化运动”
袁红冰：内蒙古呼和浩特自由思想小组——长年自由著述——自由圣火/“中国自由文化运动”
杨春光：从独立边缘的自由写作——空房子诗派——低诗歌运动/网络文学/文化革命——“中国自由文化运动”；
东海一枭：从独立边缘的自由写作——网络独行侠——“中国自由文化运动”；
川歌：从独立边缘的自由写作——倡导“大中华文化复兴”——“中国自由文化运动”；
……

通过现代网络空间活动带来的“转型与整合”，中国自由文学与文化开始了极为重要的战略转移，并显示了如下重要意义：

1） 现代网络提供了现代文化人越过时代断层实现自由言论生存方式的转型，使处于边缘的个体或群体独立写作得以互相呼应。现实社会层面非常困难的整体组合，在互联网上已不是难事；从而告别了中国自由写作分散化，零碎化的历史。

2） 自由思想的争鸣是现代人的基本权利，网络平台无疑是最能实现这种思想话语的交流、论争、辩驳、对话的最佳场所。互联网上自由写作与自由民主活动广泛的平面化结构形式，官方的特权专控与专制打压已无能为力；这就为人们选择未来社会制度及各种相关事物提供了公正的最大可能，便于导向选择的合理性与合法化。

3） 转型后的整合更深层的意义，是中国自由写作终于走出历史大狭谷而豁然开朗，获得了从中国看全球的超越视野，能够进行更高战略层面的总体性地操持运作，从地域性的自由写作走向全国乃至全球性的自由写作，全面铺开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最终与人类普世价值相衔接对应。

总而言之，转型后的整合极大地延展了独立写作的视域，使自由文学得以话语升级，随之形成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全面启动的总体格局。



[1]黄翔：“要谈中国当代政治，离不开中国大陆潜在的文化衍变；要谈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的民主墙运动，也必须从地下文学谈起。”（《民主墙与当代政治和文化》，电子文本）；
[2] 黄翔：《自由写作的坚守》，电子文本；
[3] 摘自袁红冰先生06年11月12日给笔者的信。
[4] “中国历史上的文化春天曾经有两次，一次是在春秋战国奴隶封建社会交替的时候出现的百家争鸣。 一次就是上民国初年帝制社会和共和社会交替的时候出现的新文化运动。”（烈雷：爆发在辛亥革命前的新文化运动------略论泛自由文化运动的任务与前途》一文《自由圣火》首发稿）；笔者此说受烈雷先生启发：
[5]可参见中国当今著名史学家袁伟时先生有关文章的披露与论述：
[6]陈思和：《我们的抽屉》，电子文本；
[7]哑默：《文脉潜行——寻找湮灭者的足迹》之《迢遥的呼唤》2000年10月（电子文本）；
[8]陈思和《我们的抽屉》： “我们今天读到的胡风、绿原、曾卓、牛汉、彭燕郊等人的诗作、彭柏山的长篇小说、张中晓的随笔札记等，都是那个时代如尼采说的血写的书。”
[9] “那个时代寻找人的尊严的最响亮的声音，我认为是诗人黄翔和政治反抗者林昭分别喊出来的。”（摩罗：《文革时期的潜在写作》）电子文本；
[10] 信仰基督教的林昭狱中诗《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云：“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电子文本；
[11] 林昭狱中诗“将这一滴注入祖国的血液里，/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揩吧!擦吧!洗吧!/这是血呢!/　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 电子文本；
[12] 见黄翔诗《白骨》、《野兽》；
[13] 请参见黄翔早年诗作《火神交响诗》等；
[14]贝岭：《二十世纪汉语文学中被遮蔽的传统——中国的地下文学》，电子文本；
[15] 李润霞：《革命诗风中的另类诗意——论文革时期上海诗人群的诗歌活动》（《蓝》2005年总第18、19期合并号；
[16]比如其中的蔡楚，“21岁时因诗作《乞丐》等被人检举揭发，受到大字报围攻和批判，25岁时因参加地下文学活动，被关押、批斗100余天，次年被文革当局缺席判决，实施內控……”（见邹洪复:《诗歌写作的支点——读蔡楚先生诗歌作品随感》一文）电子文本；
[17]见黄翔诗《倒下的偶象》；
[18] 参见贝岭：《二十世纪汉语文学中被遮蔽的传统——中国的地下文学》，电子文本；
[19]见张嘉谚：《低诗歌运动——试看网络文学革命的前潮》；《中国低诗潮》等电子文本；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