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嘉谚：悲烈星云 长夜波涛(中)——略论“中国自由文化运动”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 - 學術文論

张嘉谚：悲烈星云 长夜波涛——略论“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中）


中国当代学人

1985年前后直到九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各领域兴起了种种非体制性新兴学术思潮，以及伴随这些学术思潮涌现出来的新锐学人，包括各种文化研究者、文化批评者、良知作家与文艺家、政论家与公共知识分子等等，虽然其学术立场与言说话语各各不同，在红朝威权结构中的身份地位与所起的作用也大有区别，但其观念取向，彻底否定极权主义与专制体制已成一种共识。本文所指的“中国当代学人”，便立足在这个基点上。他们在各个知识与学术领域的活动，形成了今日中国非常独特的解构极权腐朽大厦的各路蚁群，无一不在颠覆官方主导话语，消解极权意识。这是一些当今中国的“白蚁”之士，而今已遍布海内外。 以下仅为随手列举，远远不是一份完全的名单：

力虹、于仲达、余杰、余英时、余世存、余樟法（东海一枭）、王怡、王康、王力雄、王岳川、王小东、王晓明、王富仁、付正明、付国涌、安琪、汪晖、汪丁丁、朱学勤、朱大可、朱学渊、朱健国、孙立平、还学文、史铁生、北明、甘阳、方觉、冯崇义、高寒、高全喜、龙应台、艾晓明、汉心、石勇、李昌平、李银河；林毓生、林行止、卢跃刚、任不寐、任剑涛、任畹町、马健、吴思、吴国光、吴稼祥、吴敬琏、许纪霖、许志永、徐 贲、徐友渔、刘康、刘自立、刘小枫、刘军宁、刘再复、刘晓波、刘国凯、严家其、茉莉、仲维光、焦国标、赵达功、郑义、郑也夫、郑贻春、杜光、杜维明、杜导斌、范亚峰、贺卫方、贺伟华、胡平、胡志伟、胡绩伟、季卫东、陈丹青、陈永苗、陈映真、陈璧生、陈明、陈西、陈思和、陈奎德、何清涟、烈雷、笑蜀、崔健、崔卫平、苏晓康、韩少功、张五常、张卫星、张光芒、张伟国、张承志、张祖桦、郎咸平、章诒和、孟繁华、周国平、周伦佑、金观涛、秋风、狄马、茅于轼、党治国、唯色、杨远宏、摩罗、谢泳、黄贝岭、郭国汀、郭罗基、曹长青、蒋品超、秦晖、槟榔、袁伟时、顾万久、康晓光、梁泉、钱永祥、钱理群、戴晴、戴锦华、蒋庆、费良勇、温铁军、辛灏年、草庵居士……
这是一些中国最有实力也最具活力的自由精英写作人物，这是一支目前最为理性，最为聪明与也最具渗透性影响的思想启蒙队伍，是最不可漠视的意识消解话语颠覆力量。其中不少的话语领域，官方意识权力已被剥夺尽净，极权主义话语已踪迹全无！这与文革之前的马教式党化学术相比，应该说是非常重大的转变。这些自由学术人物，其写作特点是冷静，理性与智慧；其思考则与专制结构、极权意识、独断主义分道扬镳！在反对专制主义、破斥极权意识，否决独裁机制，消解权力话语方面，中国当代学人的写作，富于理性策略与话语颠覆性。在他们的学术研究旁边，虽然官方威权虎视眈眈，但文革之后的非毛化反思，对体制病害的揭露批判，仍由这样一批当代学人发出。其学术研究话语通过官方报刊发表，虽经党化机制检查难免转弯抹角，使自由思想大打折扣，但正是这些中国当代学人的学术活动与话语言说，切实地影响了当今中国知识人的思想启蒙。

无论他们的言说姿态与历史需求有多么大的距离，无论时代与社会现实对他们多么不满意，当今中国学人毕竟是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极权主义淤泥中生长起来的思想苦果与涩果！最为直接地负担了埋葬中国专制思想与极权意识的历史任务。应当看到，近年来许多中国学人已通过国内外网络活跃地知名于世。他们或置身于体制内或游离于体制外，或从业于经济活动或从事于新兴学术，或公然活动于公众视野，干脆以特立独行姿态着力于自由写作，成为引人注目的新锐学人与独立作家。正是中国当代学人在体制内外互相影响，在网络上下互相呼应，在中心与边缘互相激发，在国内或海外互相推动，形成中国争取自由民主与人权宪政的活泼力量。他们的写作活动、学术活动与社会活动，无疑将对中国的社会变革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其中某些特出精英人物，将对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作出历史性的伟大贡献！

中国当代学人的自由写作有两类：反体制与非体制。反体制自由写作与伟光正意识明显对抗或强烈对峙。一般而言，这类自由写作大多集中在海外，极少出现在国内。由于极权机制的的竭力封堵，这类写作至多只能零星地阵歇式出现在大陆网络论坛，不可能在大陆官方报刊发表，更不可能通过大陆出版公开发行。

另一类自由写作姿态较为平和，可称其为“非体制写作”，这一类写作比较讲究话语策略。因而可以有限地在大陆报刊公开发表，并被有限地容忍出版放行。这类写作又包含了两种情形：一是 “身在曹营心在汉”，从事这类写作的，大多为新兴学者、新锐学人、先锋诗人与独立作家等等；还有一类人则游走于体制内外，他们多为寄身于体制裂缝的自由写作者。这类人的活动，形成了各色各式零星的火花式自由写作。这种种非体制化写作，应该说都是对极权专制主义的釜底抽薪，使其丧失合理性与合法性，仍然属于消解假大空特控话语和解构伟光正专制意识的自由写作。

从当代中国诗界来看，各自独立或成派的非体制写作，除北岛领军的“白洋淀诗群”与周伦佑领军的“非非主义”诗群很早浮出水面，广为人知而外，通过网络广为人知的非体制写作还有下半身与垃圾派等等。值得提及的自由写作诗群与诗人尚有以杨春光创立的空房子诗派：同仁有大帝、狂虻、、高鹏举、郑贻春、文盲……等等；而独立自由写作突出的个体诗人，则有广西的东海一枭；广东的典裘沽酒；湖南海上；陕西张联；南京川歌；云南的小王子；安徽的皮旦、管党生；陕西的管上；福建的蓝蝴蝶紫丁香；贵州的哑默、吴若海；四川的廖亦武、周发星、徐乡愁……等等。

无论是中国民主墙运动的发起者，参与者，还是中国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新锐学人，亦或当今走上网络舞台的先锋诗人与先锋作家，乃至“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组织者，参与者和推动者，他们的活动呈现的是一幅多种多样的自由写作图景。从时间轴考察，独立写作在各边缘地域闪现起伏，既可谓源远流长，又那么曲折艰辛；从空间幅度看，自由文学是从狭窄地域走向全幅的世界性全球视野；从单一或零散的地下写作逐渐与各地域各区间的自由写作呼应、勾通、联接，通过开放性交流，由零散而集中，形成网络状的自由写作风景，最后汇聚为波澜壮阔的中国自由文学/文化运动。而参与其间的弄潮者，从一般意义上看，他们都是随着当今社会变革与文化转型而崛起的，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剥离出来的“中国当代学人”。

自然，中国当代学人还可从不同的结构层次考察，而作种种类别与功能的划分。行文至此，笔者忽然想到仲维光先生一篇眼光精深的文章：《从追随专制到逃避自由——对文革到六四历史时期的再思索》，并深表赞同：对于当前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我们特别需要警惕的，是“防火墙”式的中国当代学人！

特出者与领军人

在一场重大运动中，特出者与领军人既能表现整个运动的精神，又包含整个运动的必备要素。任何文学的，思想的、文化的、精神的，社会的运动，特出者与领军人的作用无庸置疑，应是第一位的。正是他们集中了造成一场运动的基本理念，决定其基本性质、运动形态与发展格局。从始至终，他们的才学胆识、策略主张与人格示范，对于一场运动都是举足轻重的。一个历史人物的出现及其价值，首先取决于其生命品质和精神能量。特出者与领军人不仅靠的是作品实绩与创造成就，此外还有气质感染、思想影响、人格魅力与精神吸引，等等因素，都在自然发挥作用与影响。特别是作为一场运动的领军人物，首先，他能够以广博的胸怀宽容吸纳各各不同甚至在性格和观念上相互冲突的优秀人才，体现把握复杂系统整合矛盾关系的结构能力；其次，他必须目光远大，见解深刻，洞察各种可能发生的变化并能从容应付。此外，他还能够注重必要的细节。这样一种善于组织结构、协调整体运动，胸怀全局具备实际运作能力的领军人物，对于像中国自由文化运动这样的重大历史任务来说，无疑最是难得！

当今中国的自由文学活动与广泛的自由写作，已经产生了不少引人瞩目的特出个体，正是他们凭借各种不同的地下沙龙、自办民刊与网站论坛等舞台作不断的努力，带动了中国自由思考与自由写作的群体跟进。目前，中国自由文化运动通过《自由圣火》正吸引越来越多的杰出人物参与其中，他们正以自身对中华文化复兴事业的奉献成为新一轮历史人物。毫无疑问，强力推动这场运动的特出者与领导这场运动的领军人已经出现，这正是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希望所在。由于了解不够与本文篇幅所限，本文在此不作列举式的述说。笔者只想就个人的有限了解，谈一谈与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有关的三位特出者或领军人。

在笔者眼中，代表中国自由文学/文化运动三种形式或三个阶段的特出者与领军人有三位：第一位是以“启蒙”火炬撕开中国专制主义铁幕，引发出当代中国自由文学/文化潮流的诗人黄翔；第二位是坚持在国内开辟争取话语权力主战场，倡导并践行“后政治写作”直批极权政治的诗人杨春光；第三位是作家袁红冰，他在国内为自由理想进行过卓越的思想探索与卓有成效的活动，03年逃亡海外后，又通过《自由圣火》发动震荡海内外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

“黄翔火炬”

作为当代中国自由文学/文化运动的引潮人，黄翔一生因自由追求先后六次被监禁，创中国自由作家坐狱之最；其文学作品在大陆不能出版，至今长达47年！在中国自由作家中可谓受压最烈，封埋最深。

这位诗人因自小被歧视排斥，反而使他获得了一种极为特殊的非体制性教育，最终形成较为健全的东西方文化观念。其高举“启蒙”火炬以自我爆炸的方式，引发了中国文学艺术与思想文化变革大潮，直接催生了中国民主墙运动。在民主墙运动期间，黄翔以大字报形式发表的雄辩政论《论历史人物对历史的作用和反作用》，为中国非毛化政治清算的先声；他的《致卡特总统》一文，以和卡特总统平等对话的姿态，第一次将中国人权问题提到国际社会的视野中加以关注，无疑都是极端超前的；他在民主墙发表的爱情组诗《田园交响诗》（后改为《我的奏鸣曲》），提出“来一场静悄悄的情感革命”，亦将单纯的诗歌写作引向广阔的文艺复兴领域。极权中国出现的第一个民间社团《启蒙》社，在组织者黄翔心中，就是要启文学之蒙，文艺之蒙、政治之蒙，思想之蒙，文化之蒙——他试图搞一种对民族心智进行全方位启迪蒙昧的百科全书式的综合式精神性文化复兴运动。

黄翔认为：1978年由“启蒙”引爆的中国自由文学/文化运动“是东方愚昧和专制的反动，是一场罪恶浩劫的产物。它崛起于现在，联结着过去，延伸、变化、发展于将来。”——“无论它的出现和持续以何种形式”[1]。法国社会科学院高等研究院出版的《中国大陆民刊汇编》法英汉三种文本在评价由《启蒙》引发的民主墙运动时，亦认为民主墙运动揭开了东方文艺复兴的序幕。“启蒙火炬”点燃的自由人文精神，对于当今由《自由圣火》倡导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来说，当然是宝贵的。

从诗歌民主墙到房子诗歌。流亡海外的黄翔，终于有条件自由地表达他独立自由的思想了。自由在落日中迸发出璀灿彩霞，他的文学/文化创造，也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在美国匹兹堡避难城，实施“立体综合式”诗歌艺术理念的黄翔是自由自在的。他将自己的诗歌写作与绘画、音乐、建筑、雕塑、舞蹈、书法、影视等艺术体式结合起来，他长久以来的“中国诗歌与书法狂展”之梦正在美国成为现实：美国田纳西州首府最大的公共图书馆将为他提供时间长达四个月的一个展厅，供其作感性书写，向全美及世界全景式地展示立体诗歌写作艺术，并作电视与报纸的全程追踪报道。

黄翔个人近年在海外的书写文本，政论写作与文学创作双管齐下，政治关注与诗性情怀并行不悖。黄翔近年的政论文章与就中国人权和言论自由现状发表的演说等，常常高屋建瓴，直捣极权恶道专制毒穴，无情揭发当今知名人物病态人格，对于中国的民主斗士则予以热忱赞扬，其文气充词沛，体现的是一种大良知人格，大政治情怀[2]。

黄翔的诗歌朗诵、文学写作与文化活动，则以十分独特的感性形象，与在此之前进入西方社会的器物文化、餐饮文化、武术气功文化等区别开来，显示了东方人文艺术通过精神层面进行文化交流的重大意义，黄翔的文化活动使高品格的中国当代诗歌走上露天舞台、走向广大公众，走向大街和广场，走向展览大厅成为立体的艺术表现，极大地彰显了中国现代诗歌的精神品格，其所表现的又是一副大艺术格局，大诗家气象！

黄翔重新诠释了传统艺术的精髓，他的立体诗歌与立体艺术，把人类优性的精神元素借助众多的艺术手段外化出来。其多元兼融的复合性与外在表现的综合性，全方位地扩展了传统艺术的头角身姿，拓宽了传统艺术进入传媒时代发展的路径。在当今公众诗歌阅读兴趣持续下降之时，在现代诗歌日益远离公共空间之际，黄翔的诗歌写作因其兼容了多种艺术形式反而大踏步进入公众视域，既保证了诗性精神的高蹈与纯粹，又与大众文化的媚俗浮躁区别开来，其反向表现的生命活力，体现了后现代先锋精神又独具个性的东方民族特色！这对于中国诗性艺术的当代走向，当然是一种极富意味的启示。

从中国自由文学/文化运动的引潮人黄翔身上，昭示出文化精神的广博与深邃，艺术创造气象的丰沛与鲜活的诗性生命力。


“杨春光旗帜”

将已逝的杨春光作为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一面旗帜，仅是笔者意见。不管适当与否，且先说出个人看法。

世纪之交，杨春光在中国大陆从事的自由诗歌写作与组织活动，对于中国自由文学/文化运动所显示的价值，是立足国内主战场争取话语权力的独特意义。就反抗独裁政治的自由写作而言，杨春光是中国大陆继黄翔之后又一特异存在；杨春光不忌言他敢拿火药桶开刀！[3]与黄翔投掷生命的“爆炸”无异；如果说，黄翔是中国大陆70代末思想文化启蒙运动的引发者；那么，杨春光则是90年代以来中国自由文学的倡导者、组织者、践行者与推动者。

2003年，进入网络诗场的杨春光以他的敏锐、大气、坚决与高瞻远瞩，很快使中国大陆独立边缘的自由写作逐渐凝聚为同步共振的的整体态势；在2004-2005年，杨春光旺盛的精力与组织效能，使他主持的《空房子诗报论坛》成为中国自由文学/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与聚气台——在网络上迅速发动了以“低诗歌运动”为前潮的自由思想争鸣与自由写作运动。这也是中国自由文学/文化运动在国内主战场第一次掀起的洪波巨澜！杨春光在他的《复活》一诗中，对当时的情景作过一番激情描述——

现在，我更确切地告诉大家说
就在我们空房子主义诗歌旗帜的前前后后
如我一样坚定地选择以死去的方式而写作的诗人
已如雨后春笋，越来越多，前赴后继了——……
张嘉谚即老象摇着羽毛扇到处煽动着低诗潮，为之既布文兵又摆非暴力之阵
我老杨专门以后政治诗歌写作公车上书，即厉行救国救民的素王之道
老枭即东海一枭到处演讲他的中国第一任大总统竞选纲领《给中国一个机会》
丁友星、川歌等人顺手推出波澜壮阔的现代新文化启蒙革命运动
萧薇见到腐败分子就开他的只会给对方吓破了胆而并非要其命的西部快枪
小王子以少年英雄本色被各党派公选为中国诗歌话语权力议会议长
管上以他务实的一切透明的民间诗歌说唱艺术当选为第一任国务总理
徐乡愁的诗歌屎尿屁在全国大地开花结果
典裘沽酒、丁目的诗歌无禁区写作像国家军队一样纵横捭阖、所向披靡……
我们就这样仿佛就是图腾着刀枪火林的无禁区洪水一样
我们卷起我们所到之处的人们的春光一样的火热心肠
我们携起我们所经之地的人们的春风一样的颤抖手腕
我们一路同行着、通行着、前卫着和先锋着 ……


众多低诗歌运动弄潮儿的掀波揭浪，造成了自由写作的浩荡风景，中国自由文学运动在大陆网络诗场的奇观！

2005年，通过网络通讯，又使杨春光与袁红冰一拍即合；汇入更为壮阔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这也是杨春光追求的必然归宿。

在一个专制主义横霸一切的话语场中，杨春光发起直接解构极权政治的诗歌运动，他的“后政治”写作，其“刀锋上的抗争姿态”那痛快明朗的诗歌话语，使一向对极权专制畏缩回避、投机取巧的“朦胧”诗写黯然失色！——相较见软，相照见伪，相形见劣！含糊混浊的朦胧诗风也因杨春光而敲响了丧钟！

杨春光的《诗从语言始，到政治止》一文，集中代表了他直批极权政治的自由写作诗学主张。只要极权体制存在，中国自由写作就绕不过杨春光指明的国内政治话语禁区那一块主战场！杨春光对如何冲破专制政治话语禁区提出了完整的战略设想，具体的话语策略与写作方法，并带头对这个禁区进行了无所畏惧的冲击。在他不幸倒下之后，敢于踏入这个禁区写作的诗人已寥寥可数！而只有中国诗人与作家全面进入国内主战场这块政治话语禁地，中国的文学与文化才真正说得上自由！

杨春光对中国先锋诗歌与先锋诗人的巨大影响，他的强健、热忱和宽容的人格精神，他对于中国自由之士争取民主自由更大发展空间的努力，始终是巨大的精神鼓舞！惜乎杨春光英年早逝，不可能再对中国自由文学/文化运动作实际性的组织运筹，所幸他的思想通过其作品基本上保存了下来。只要专制政治不死，他的诗学理论与文学/文化革命理论就决不会过时！

杨春光在中国民间诗场与中国网络诗坛的活动，使他成为先锋写作当之无愧的组织者，为历史造势的领军人物。他那巨大的精力、不懈的的活力与真诚的感召力，他的包容对立与差异的大度胸襟，获得的是众多诗人与友人普遍的公认。

在人格建设问题上，我注意到杨春光评论周伦佑时写过这么一段话——

他提倡写作与做人的统一，反对病态人格，反对自我扩张，反对无原则吹捧，反对小圈子主义，反对自我中心主义，反对唯功利主义，反对文人相轻，唾弃那些不讲信誉、不讲道义、没有自尊、没有廉耻的痞子言行；他提倡在写作之外的自我克制与健康的心理要求，即以健康完整的人格心态处事待人；他提倡谦卑精神，并虚心地看待自己（见周伦佑：《当代诗歌：跨越年代的言说》）。诗人只有具备了这样的人格建制，才可能具有大诗人、大家和大师之气。[4]

这段话用在杨春光身上，我以为也是合适的。

即便杨春光已死，他也将成为中国自由文学/文化运动的旗帜，哪怕它是虚拟性的。


“袁红冰精神”

对于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来说，袁红冰无疑是一位有成熟思路的领军人物。客观地评价袁红冰现象，不仅是一种必需，而且是必要的。本文认为，作为89六四后中国最杰出的法学家之一，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特出领袖人物；袁红冰成为当今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旗手的确当之无愧。这是诗人黄翔对他的评价——

我读袁红冰的四部、六卷文学作品，首先读出他从未信仰共产党；然后读出一个不拘泥“大我”、“小我”界说、不舍弃“理想主义”传统的人；读出他的不痞俗、不功利、不失落于共产党的思维框架和新、老“美学趣味”的规范标准；读出他的作品形式表现上与通常意义上的“个人写作”迥然相异；读出他的诗化艺术风格和绚丽的文彩；读出他的“辛弃疾”似的风骨和常人中罕见的生命“血色”和正气！而后者正是一个人生命不“失血”、良知不“失守”的体现！所以，正是象袁红冰这样一个气血旺盛、精神头角峥嵘的人，无论从政治角度或法律角度，无疑都具备跻身“共产极权制度”审判者群体、并成为其中引人注目的一员的资格！[5]

袁红冰最重要的文学作品是在贵州秘密完成的，这和祖藉在湖南而其文学活动却在贵州的黄翔相似。1994年至2002年，在身受监控和应付各种事务中，袁红冰创作了《自由在落日中》、《文殇》、《金色的圣山》、《回归荒凉》等四部长篇小说，总计190多万字。我们想象昏黄台灯下那一个忍辱负重的身影，显现出中国当代自由文学最惊心动魄令人肃然起敬的写作景观。

有人不免会盯住袁红冰1994年被秘密抓捕后与当局的妥协。但若以此认为袁有苟且偷生之嫌，则未免皮相了。原因在于——
一、袁红冰在狱中与当局的周旋，乃一着险棋，用他自己的说法，那是“刀锋上的舞蹈”，一旦被识破，必然罪上加罪。
二、此举即便以人格担当，因真相隐匿，难免会遭来非议；而不明其道其理者，日后更多，此犯险之举，甚至会被非议终身！即此选择，非现代思想之大勇者所不能为也；
三、袁之此举，乃以思想创造之最高追求为标的，自由精神之最大效益为取舍。试想，若以精神含蕴思想创造为已任，当视精神性命与思想生机远较肉体生命为大为重！正所谓若为自由故，生命爱情皆可抛。舍次而取要，乃现代智士之所为也；
四、连马教领袖列宁也说：判断一个人或一个政党，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其行动。以此衡量列宁后继斯大林毛泽东之流，无不满口圣言，好话占尽，而其行径之邪之恶，罄竹难书！袁红冰于非常之时，以真真假假之言蒙混过关，此话语策略，颇具反讽意味。更何况真正的现代士人，无论自己如何遭人非议，皆应无系于心，自会以无可置疑真实不虚的行动自证！
五、无论是言是行，可透表象而看实质。这实质，即内心深处的精神思想基石。若以私利私欲，仅计较一已之得失利害，不足论矣；但若此基石安于自由精神之召唤，中国自由文化之宏业，其内心已然形成符合公义的逻辑起点，则其言其行，皆不离合情合理之轨迹，自具参天透地以立人之浩然大气。
六、笔者观袁红冰取保后释后以卧薪尝胆的忍辱负重而奋力书写巨著，古贤司马迁当引为同道！他在长期隐忍后寻机逃亡海外，很快高擎“自由圣火”，发动“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使海内共振，五洲齐应，如此大业，厥功甚伟！非现代大志士不能为也。正如顾万久先生所言——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设计和发起，以崭新的全屏视窗，以高屋建瓴的魄力与胆识，以高瞻远瞩的构思与布局，吸纳着五湖四海的自由知识群体精英，继往开来，这个运动，将为扫荡一个堕落和沉沦的意识形态，创建一个高尚和美好的意识形态，指引航程。[6]

笔者自然十分赞同顾文的感叹——

凡是智商特高，心术很正，头脑清醒，人性犹存，正义满怀的中国人，都会支持由袁红冰教授发起并主导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因为这个文化运动的宗旨很简洁明了：自由地思想，自由地写作，自由地表达。这个高度抽象化和神圣化的宗旨，内涵特别丰富，为人的个性自由地驰骋，提供了十分广袤无垠的寻宝空间，最能发挥人的智慧潜质，从而能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攫取到更多的闪亮火花，拥抱着泉涌般的温馨光芒，探索出更多的甚至无限的铮铮真理，这些火花、光芒和铮铮真理等，都将成为华夏大地摩登大厦上的红专绿瓦以及玻窗梁柱。

袁红冰的精神，又具体地体现为一种“袁红冰思路”，不说“袁红冰思想”而提“袁红冰思路”，明白人一看便知，前者容易与极权主义偶像挂钩，后者只是一个已然成形却又显其未完成性的启示。“袁红冰思路”的提法虽是倏然感悟，但绝非毫无根据。这里对“袁红冰思路” 不作全面阐述，读者可从《自由圣火》上袁红冰先生提供的文本自行解读。

作家袁红冰又具有非常专业的政治法学跨学科领域的知识结构，这在当今中国的现代士人中极为罕见也非常难得。政治与法律的实用性与规范性，与文艺美学独立不羁的自由特性素来难予相容。袁红冰既有科学的现代民主政治法学理念，又有充分的自由文化学术精神，这看来互相矛盾冲突的两种思维方式居然和谐地统一在同一个人身上，加上其过人的精力、组织才干与创造力，这使我们对袁红冰为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努力充满了期待。


几点感想

以上，笔者简述了黄翔、杨春光、袁红冰这三位中国自由文学/文化运动的特出者或领军人，其中，黄翔与杨春光是诗人，这与中国诗坛上另两位特出领袖人物——《今天》的北岛、《非非》的周伦佑十分相似。北岛无疑推进了中国的“前朦胧”现代诗歌运动，但却在文化运动面前止步了，我们很难对他作更深广的观照；周伦佑虽在发动“后朦胧”诗歌运动的同时，试图展开一种“反价值”、“反文化”运动，特别是他提的“红色写作”与“体制外写作”，以其强烈的反专制色彩，比北岛式的朦胧写作更有价值；周伦佑也不乏领袖气质与英雄品格，但其冲击极权政治的策略，显得近于朦胧；其“非非”式的主张，对于新的文化建构，又不免失之含混。周伦佑将自己局限于诗歌运动，亦与北岛同样。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难以为广泛的现代士人示范，仍不足为本文指认的中国自由文学/文化运动领军人物。

我们看到，面对中国极权专制主义的围追堵截，黄翔、杨春光、袁红冰这三条河流的源头、河身与交汇口，都带有一种“风沙弥漫中的野性、狼性与血性。”作为“本真、天然、高蹈自由生命的性情中人。”他们都表现了人本与文本的统一，人格与文品一致；从事反叛文学写作或自由文化运动，他们都不是被动型的，而是自觉地以文学楔入文化进而作有意识的引领和拓展。他们都将“结束”与“开创”集于一身，并历时性地昭示出中国自由文学/文化运动曲折的历程——

黄翔——结束当代极权主义一语独霸时代，拉开了文革后中国自由写作思想大解放的杂语并出时代；
杨春光——结束了回避政治的朦胧“尸泻”时代，开辟了世纪之交直面政治的明快诗写时代；
袁红冰——结束了当今中国自由写作的零散化时代，开辟出新世纪自由写作整体运作格局，使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开始了全面复兴的时代。

三者的骨核，都是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并共同拥有如下一些品格与效应：

1）有较宽的知识结构与较广的文化视野。雄厚的学识，深远的眼光，使他们对极权体制的反叛最为坚决，对扼杀自由的恶势力抗争最为强烈；共同的崇高气格与英雄气概始终在他们带动的群体和更多的知晓者心中形象浩然，不可动摇。他们直面专制暴虐，直抗独裁权势，其直指极权意识的抗争，反抗伟光正，消解假大空的写作与文化活动，颇具威力与魄力，堪称坚决、果敢、勇猛、无畏。

2）自由文学/文化运动与一切世俗机心，与自私的权力欲望是格格不入的。在三位特出者或领军人身上，都体现了为公众事业努力和献身的激情。他们追求的不是个人苟且的自适与自利，而是强调对于责任、良知和道义的无畏担当，“使生命向上升腾的健全的自由，包括对别人痛苦和普遍自由的关注。”[7]他们都具有深刻的历史记忆（对极权、专制、文革等）与深切的为公众与公义的活动经历；对当下中国苦难的感同身受，使他们能直揭红朝极权社会的黑暗罪恶，关切民族现实久治不愈的苦难。

3）明确的自由民主宪政社会理想在他们心中坚定不移。他们以其横跨不同学科与知识领域的生命创造，对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切身参与，通过自身的实际示范与带动身体力行；他们始终关注未来中国的理想前景，表现了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奋争意志。他们的诗学，文学、法学与哲学写作所表现的思想结晶，将中国自由文学/文化运动精神体现得最为鲜明，最是彻底，正在产生也必然产生广泛的影响。

这三位特出者与领军人各有独自的源头与流向，但如果从当代中国自由文学/文化运动的整个流体观照，黄翔可说是最早的引潮者，杨春光、袁红冰则承担了各自的历史使命，站在各自历史阶段的潮头大呼猛进！他们也都表现出某种独特的人格魅力。

区别或许在于，在引潮者黄翔身上，对于某种运动的实际运作能力远远不如其精神人格示范；那么，杨春光与袁红冰对于运动形态的推进，则显示了更有成效的组织运作才能，使杨、袁二人，明显地具有某种意义上的职业活动家品格。而今，虽然杨春光英年早逝，我们却看到方兴未艾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浪潮中，诗人黄翔及更多的同道仍然在为这一运动提供人格动力和精神视野；而袁红冰等人更显示了非凡的人格胆识与极具平面性操持的运作效能；前者倾向务虚，显示其诗性创造富于精神自由的弥漫性；后者十分着实，表现为注重实效的自由思想的拓展性。这种导引者与推动者虚实互补互渗互动的效应，使我们对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潮流所向充满了信心。

------------------------------------------------------------------------------- [1] 黄翔自传：《并非失败者的自述》，电子文本；
[2] 应该说，黄翔的政治意识是区别于功利追逐与权力色彩的，正如他的自我表白：“我之所以这样作，并不出于某种具体的政治目的和意图，而是出于一个诗人的历史直觉和生命情绪，这是一种大政治意向。”（见《狂饮不醉的兽形》）；
[3] 见杨春光致发星《对此，我只能说不！》一文；“我宁可拿火药桶开刀并准备着同归于尽，我也绝不甘拜在这个火药桶下当个奴仆。”电子文本；
[4]杨春光：《刀锋上的写作姿态——试论周伦佑及其对新诗潮的贡献》，电子文本；
[5]黄翔：《政治失血与良知失守》，电子文本；
[6]顾万久：《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万岁》，于《自由圣火》网站发表；
[7] 黄翔：《我看高行健》电子文本；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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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自由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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