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那时候我就跟大家说：“你们谁愿意做这样的牺牲？”当时只有3个人有这个胆量，说：“我们不要怕，咱们就往下做。”最后 杨光、陆林、刘京生和我一共4个人，决定继续做下去。
下定决心以后，我们就准备开始出版一本小杂志。虽然是小杂志，但依然困难重重。首先，纸就很难找，也很难买到，因为是国家控制的。我们只好去买人家礼品包装用的纸，再多花一些钱，一张一张请人家帮我们裁！然后再师傅长、师傅短的，送个烟之类的表示谢意。
当时，油墨也没地方买，我们满北京找，终于找到了郊区的一个卖油墨的小商店。我们高兴万分，一下子买了好多瓶！纸和油墨有了，现在需要想方设法去借印刷机，当然是找学校去借。一般而言，这种东西，哪怕是手推的油印机，在学校都属于控制物资。现在的人根本无法想像！我们借了一段时间还了，另外再借一个，印一次得借一回，括刻腊版都是自己想办法等等。
虽然一切做起来都很困难，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人很快乐！他们几个人我发现也都是这样，心情非常舒畅！我觉得自己这辈子还有机会干这么一件事，居然共产党没有在第一天就把我抓起来，还给我时间干了，所以特别高兴！
那时候经常一天连轴转，特别是油印的时候，要印完后一张一张对，因为有好多页！然后拿普通的装订机、订书机给订上。订好后，也不拆边，就这样印了几期拿出去发放。第一期当然主要登载的是我写的“第五现代化”、“续第五现代化”、“再续第五现代化”3篇，此外，还有人权平等与民主和以人权评论为主的文章。后面几期也都差不多，只不过加入了更多别人的一些文章。
办杂志的钱从哪里来？那时他们3个人很穷，都是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钱。刘京生那时是工人。说实话，工资虽不很高但还是要交给家里，他基本没掏什么钱；扬光是学生也不可能有钱；陆林也是个小工人，还要养活他好几个正在读书的弟弟，他是家里的顶梁柱。所以他也不可能拿出钱来。当中就只有我最有钱了，我卖了一支手表和一辆自行车，得了100块钱。刘京生和扬光一人各出了10块钱，然后筹集了一共不到150块钱吧。陆林是我们的财政大臣。第一期杂志出来后，陆林马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咱们第一期已经花了110多块钱，第二期的钱从哪来？”我们开了个小会，然后决定去卖杂志。
在民主墙卖杂志我们是第一个。当时决定卖的杂志价格还不低，一块五一份。而那时的“红旗杂志”好像只卖两毛钱一份，当然共产党有的是钱，可以半买半送，厚一点的历史研究杂志也才一块钱一份。为什么我们卖一块五呢？根据我的计算，印了不到五百份，除了送人可卖的并不很多。而卖回来的钱，刚好用来印下一期的。
当时我们来到民主墙，宣布我们第五现代化不用每天贴一次，印出来了大家可以拿回去慢慢看。但是人群围上来就抢，抢了就没法卖了。好几个人甚至把钱递过来，甚至是十块大票递过来，可找钱时却找不到人了。后来我们爬到墙头上卖，但很多人还是这样，他递给你十块钱，拿了杂志就走了，找给他们钱，他们却说：“别找，别找，你们收着。”当时十块钱不得了的，很多人就是用这种方式支援我们。结果收入大大超出预料。所以第二期我们就印了一千多本，后来就是二千本三千本这样印下去。最后当我们逃跑时，每人居然还都分到了二百多块钱。
我们不妨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一个政治家的作为。邓小平打败华国峰，上台第一件事就是让老百姓闭嘴，因为他要搞独裁；第二件事就是打越南，尽管毫无意义。越南并没有侵略中国，自卫只是在找找藉口！中、越边界从来就没有划定过。边境产生一些纠纷甚至武装纠纷也是一种非常正常的事，那也不过是边界纠纷，越南也没有什么计划要把你中国给打下来。
为什么要打越南？真正的解释只有一条，即是暴君行为。第一、通过这场战争让爱国主义消灭于正常位置，扩大自己权力。第二、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打完越南后，邓小平绝对权威树立，修理谁就不像打败华国峰那样需要费劲才赢。
当时人人都会想到下一步马上就是要镇压国内要求民主的人了，事实也果真如此。邓小平从越南回来第二天就决定撤军，第二天就决定镇压。根据当时我得到的内部消息，包括西方的情报机构都悄悄透过外国记者告诉我，他们得到的情报是邓小平马上要开始镇压了。
当时我们探索杂志几个人开了个小会，我说：“咱们四个人，肯定要进去的，先把情报跟大家通报一下，邓小平已经有这个计划，公安部也正准备讨论这计划，说不定哪一天就开始了。”所以我们要做好应变的准备。
我当时提了个建议让大家讨论：“因为家庭的关系，我比较了解邓小平的性格。邓小平这个人性格比较急躁，所以我们能不能来个引蛇出洞？当年，毛泽东对付右派也用了引蛇出洞，确实把中国的知识份子整得七荤八素的！反过来，咱们也来个引蛇出洞，首先批评邓小平在当时的中国绝对是个非常大的事件。邓小平一怒之下会首先把这个人抓起来，而且肯定把我们4个人全抓进去。咱们4个人被抓以后，当时的国际社会肯定会有反响，包括跟我们一些友好的外国记者，包括当时的玛利亚，白天祥，还有很有名的法国记者德隆，以及英国的一些记者，他们都会比较关心。还有一些没出面的外国记者在彷边悄悄的观察，因为他们害怕中国政府。比如美国记者就害怕中国政府，当时中美刚刚开始蜜月期，他们不愿得罪中国政府，所以没有一个美国记者敢来跟我们谈话。但是不管怎么说整个外国记者会有呼吁的行动，因为他们都是帮助民运人士的。”
后来跟我当时估计的一样，我们被捕后，北京的外国记者马上成立一个外国记者俱乐部，表示抗议。当然这个俱乐部现在已经没有了。我当时跟同伴们说，有了这种反应，邓小平肯定胆子要小一点，就不敢再抓其他的。因为一看外国记者反应这么强烈，国际社会反应这么强烈，他可能会停手。因为他需要得到外国的支援，如果没有国际社会支持，特别是美国的支持，西方的支持，他往下也没法搞！所以我估计他会收手，这样我们民主墙整体可能多活很长时间。所以我们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引火上身。
事实上，民主墙确实最后茍延残喘的活到81年，因为递捕我的时候是79的三月。然后我们又作出第二个决定。在我最后的一篇文章《要民主还是新的独裁》贴出来之前，大家把钱分了。我告诉他们，我的东西一贴出来，杂志一出，你们就赶快撤，都跑到外地去，能躲就躲。如果你们还是被捕了，所有责任都往我一个人身上推。
开始，大家不同意，我就强行通过。我说道理非常简单，干嘛4个人一起去死呢？至少你们有活着机会，我记得当时扬光还问了一句：“那我们要推到什么程度？”我说：“全推干净，推到能把你们放出去的程度。你就放口说，我不会怪你，你留着你的命，出去还是要搞民主。”
后来这几个人也都在做，89年以后澳大利亚的民运是扬光一手搞起来的。澳大利亚老民运都承认，我们的第一个目的救民主墙达到了，第二个目的救了他们3个人的命，甚至没有敢想的第三个目的也达到了——救我自己本身。
当时，在我贴最后那篇文章的时候，做了这么个决定，做好了以后我就贴出最后那篇文章，指出邓小平就是要搞独裁，而且强调他就是要搞个人独裁—毛泽东式的独裁。我想那几句话对刚从监狱里出来的老干部还是很有影响，这些人一听可能吓一跳。所以，后来我这条命保下来了。
说句玩笑话，真得感谢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那些委员们，当时大家立刻就想到：不能让老邓搞独裁，老毛的人性格已经比老邓的性格好多了，不像老邓是残忍的性格，那整起人来都整的七荤八素，把人往死里整。要换了老邓这种性格，坐到毛泽东那个位子，大家还有活路吗？所以很多老干部一下子没有任何理由，就从我的案子开始反对，这样我才能活命，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当时审判过程挺有意思，他们指控的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我在法庭上进行自我辩护，逐条批驳他们提出的罪名。我从反革命概念开始讲，我说：“谁是反革命，顺历史潮流而动的是革命，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是反革命。你们现在要搞的是专制，不是搞民主，自己也承认民主是历史大潮，你们共产党也说过，你们所有领袖包括毛泽东也说过，世界大潮是民主，你们现在在逆世界潮流，你说我反革命不成立。”
当然，真正的焦点是在出卖情报上面，他们认为已经拿到证据：“你跟国外记者谈话，谈到中、越边境的战争。”我说：“当然，我谈到了！”我说：“那你拿到的证据能说明什么？”他说：“那就说明你出卖军事机密。”我说：“不对！出卖军事机密，有两个要件：第一、你得证实我说的确实是军事机密。那你告诉我说的哪一条是军事机密？是哪一份秘密文件里头拿来的？你没法证明！这不是一份秘密档，你没有认定它是保密档，你就是政府也不能随意认定！”
争论的很激烈，这就是为什么到八二年初很快就制定了保密法。结果辩到最后，法官发现没办法辩论下去，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断的把话题扯开。我每次都把话题扯回来：“你讲清楚，你不要扯别的！”
辩论中间停了十五分钟。合议庭要去讨论，法警还特地、偷偷从食堂买吃的给我，说：“老魏很棒！过瘾！”那几个小法警说了很多这种话，挺有意思的，然后就听到隔壁在吵，就问他们：“在吵什么呢？”也听不清楚，好像在吵刑期，吵定活还是定死。当然小法警鼓励我，说可定活老魏，可定死不了。
当时我以为他们是安慰我，但后来听说那边争论了两个小时，吵的非常激烈，实际上争什么呢？和议庭的人都认为判五年左右就可以啦，而且反革命煽动罪最高刑期也十年，十年以下也可以了；而出卖情报的罪名，不能做实，他骂中央领导也不是那么严重，五年左右也可以了。但上面坚持说要十五年，一定要判十五年，所以大家在争、在吵。
在他们争吵的时候，我睡了会觉。吵了两个多小时后，他们把我叫起来准备宣判。站在那等待宣判的时候，看那法官、审判员面无表情，而且法官非常不情愿的念着判决书，念完了说：“有期徒刑十五年。”我当时一听乐坏了，我乐得脑子都有点儿晕、身子一晃，旁边两法警赶快扶我：“老魏！镇定点！”他们以为很多犯人一听判自己刑就吓瘫了，所以他们有规矩的，要在旁边撑一下，别让他瘫了。他们也以为我是吓着了，后来我退下来才告诉他们。我说： “你们不知道，我高兴呢，我活下来了！我以为我活不下来了，我高兴！留得着青山在嘛，还可以再干他一把民主。”
当时刘青他们确实不错，想办法把审判我的情况弄出来，当时唯一的一台录音机还是马丽送给我的，我留了下来，然后又转到刘青手里，当时交给了一个朋友，他是中央电视台摄制组的领队，他就把这台录音机带到场内。后来，刘青找了几个胆子比较大的朋友连夜的把录音转成文字。改成文字以后，就是审判之后没几天，也就在十月下旬的时候，这东西已经在民主墙公开了，而且印了出来，贴了出来，有大字报的、有印刷的，马上发到人手里。
刘青拿着那个当场去散发，刘青呆了一会儿还是走了，另外两个朋友在那散发。公安局马上就来抄了，把这两个人抓了起来，刘青就跑到公安局去把那两个人换了出来：“这事是我做的，跟那两个人没关系，只是委托他们帮我散发而已。”这样刘青给抓了起来了。
这个时候国际社会的反应开始慢慢出来了，通过这些外国记者特别是西方记者，把这问题搞得很大，因为中国开始抓人。邓小平刚开始上台还很好，可一上来就抓人了，所以这形象就一下子弄得很糟糕。
我一进监狱就被送到了死牢，连警察都觉得奇怪，你本来不是在死牢啊？当然，这是邓小平亲自下的命令，这是我后来知道的。就这么一关就关了八个月。死牢！当时那个中队长都觉得很不公平，他来找我：“你怎么老蹲在我这！”“我什么叫做你老蹲这，是你把我关在这的！”“时间也太久啦！你违反我们的规定啦！我们司法界从解放以后就是监狱管理制度有明文规定：死牢关人不能超过两个月，两个月之内如果不结案，你就要送去别的牢子。去吧！你不能老在死牢。死牢环境，不是人待的地方，人在那个地方就关也把你关死啦！”
当时管政法的是彭真，我就给彭真写了一封信。我讲你们做的不合乎道理，第一、不合法；第二、不合理；第三、你们也太胆怯了！我写道，你们那么大的一个政权几千万的党员，掌握着中国的所有权利；我这么一个小小的年青人，你已经把我关在监狱里，你还要采取一种非法的措施来对付我，你们也太胆怯了吧！?
那封信写出以后不久就把我调到K子楼正常号那边。在死牢的时候发生了好几件很重要的事情。有一个年青的死刑犯，至于他的案子到底怎么样咱们不敢肯定，但是在我看来他有点冤，就是他们两帮人打架，石头扔到那边，死了人，他们这边的人被抓起来了。在那之前已经听说过，在监狱里头是要把犯人的内脏割去做实验或是器官移植试验等等，当时我也是将信将疑。
这小伙子临死了，脑子一下子很冷静了。临死前两天，他不闹了。他第一天说我对不起我妈，守着寡把我养这么大，好不容易活到十八岁了，稀里糊涂的让人一枪砰了，感觉对不起自己的妈妈。第二天，他觉得对不起他的女朋友，他说：“你看我们都已经一起睡了，这样我一死将来她怎么嫁人呢? 唉呀！很对不起她！女朋友对我这么好，这么好，我对不起她！”等等等等，想想，突然说：“老魏，我这个人怎么死得这么冤枉！我说老魏啊！我早认识你该有多好！我要跟你一起干，杀了头，我死了也值啊！”我突然想：“你现在想帮我干，也可以啊”“可以!?你说什么事？”我说听说有这么回事，割器官，到你被拉出去那一天，你能不能帮我证实一下是不是有把人器官割掉的事。他说：“怎么证实呢?”我说：“一般人到那个情况都会大喊大叫，如果你看到有把你拉到中间那个大厅，就是死牢那个大厅，如果看到有穿白拉挂、拿手术盒子的这个人，你就喊一句话，反正就是那种情况下你不能喊的一句话，很奇怪的一句话。如果你看到有这个就喊那个，没看到你喊别的。你要被杀的时候你肯定会喊的，你能不能做？”他说：“你放心，我肯定给你做到！反正也是死了。”
我发现其实人到快死的时候，他反倒非常冷静，脑子变得非常清楚了，因为整个事情变得非常简单了，他不需要思前想后了。这样他被人家拉出去到那个大厅的时候，他就在那喊，喊我们那个暗号，也就是说确实是从那个时候，至少从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在割人体器官了，就是死刑犯的器官拿去做实验或者拿去给中央首长移植。现在改革开放后就更进一步了，拿到国外来卖钱。
既使这样我还不是非常放心。我趁着有一次放风，跟一个比较年轻的小警察聊天，有一次我突然就问他，我说：“你们把死刑犯的内脏割了以后去给中央首长移植是不是太惨忍了点？” 那个小警察没防备脱口而出，：“那个死的都是坏人，把他们的内脏拿去给中央首长，如果能救活中央首长不是还有价值吗?”我说：“但是你们没经过人家的同意啊?没经过人家的允许啊?”他说：“反正是坏人，死人，干嘛要经过他允许？允许也是一个死人，不允许也是一个死人！”我说：“那你在大厅里就给人割了，人血糊拉查的，你还拉不拉去刑场给毙了？”“要，要毙呀，要过一道手续啊，不然检察院不答应啊。”我说：“那你怎么弄去啊？”他说：“那简单！拿塑胶布裹起来呀。你没注意吗？中国枪毙的死刑犯都是两个人架着过去的，那个人其实已经死了，架着那补一枪装个样子而已！”我：“你怎么知道？”他说：“我参加过啊！我去参加过执行啊。”
应该说这个警察本身是个好人不是个坏人，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下你都不会觉得你在做一件坏事。这个警察从头到尾可以说是个好人，因为我第二次被送到监狱的时候，他已经是这个监狱的监狱长了，他一看见我，老远的就跟我打招呼，还嘱咐其他警察照顾我，说：“这老魏是我哥们。” 所以，可以说这个人是个有良心的人，不是坏人。但是，当时他说的那些话，你听着，你现在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糁哪，完全没有人性的一种理论。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每个人都会变得没有人性，这也是我们觉得共产党是非常值得痛恨的，必须彻底清除的，把它当作一种毒素去清除的种因，这是很多理由之一吧！这个故事也可以说明人会在那种东西下变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