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夏17岁的蒋捷连在北京被人民解放军乱抢打死；2006年夏17岁的廖梦君在佛山被人民教师乱棍打死。可见这17年间，中国社会一直是怎样的和谐？蒋捷连的父亲是北京的教授，廖梦君的父亲是佛山的作家。发达地区的中产阶级都保不住儿子的小命，那么这个社会还能靠什么保证和谐呢？看来还是要靠枪杆子，于是末代军主胡锦涛主席批准了《军队处置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试问1949以来，中共镇压民国遗民、镇压造反派、镇压八九六四哪次需要《应急预案》的？此番无非是预先贴金，贴上一个动用军队合法性的金片。这种金片，有它不多无它不少，宪法写的明明白白，坚持共产党专政，党垄断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宪法之前、有宪法之后，中共动用军队都是按照“谁听谁的”黑帮规矩，哪一次想到援引哪个法案？所以这个应急预案就是一张镀金的擦屁股纸，虽然好看但真要用的时候反而想不起来了，即使真用起来也不舒服，干脆硬抠。
假如这个应急预案真的有用，那么就是国家军事机密，怎么会公布天下呢？其实它是“和谐”的诊断书，披露给世人：军队与文官系统之间很不和谐；中央政府与地方诸侯之间很不和谐；中共政府与大陆民众之间很不和谐。因为广大的中下层官僚的贪腐凶残所激变的民权运动只会更广、更密、更快、更烈，更加不可预计、不可控制、不可收拾、不可封锁，所需动用的武警力量已经左支右绌，一个城市的事变将伴生邻近城市的事变，一个省的事变将伴生邻省的事变。难以预计但必不久的将来，可能因为某个城市某个乡镇的事变，连锁反应之后就需要跨省动用野战军—这是什么样的局面？中共高层的心理已经很恐惧了，害怕民权事件到了害怕战争的程度，尽管嘴上发誓“维稳”，心里明白是要“搏命”—人生难得几回搏？也就最后的一回了吧。
军队支撑的胡中央不相信文官政府有能力扑灭各地的大规模民变事件，不相信目前几十万编制的武警部队足以镇压。各地的文官既容易根据自己的利益隐瞒事件真相，又会被旧的指挥程序耽误时间。比如汕尾的中共市委书记兼任军分区政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兼任武警支队第一政委，他们可能根据地方利益调用当地武警镇压酿成血灾、也可能镇压不了才汇报给广东省委书记兼省军区司令、广东省委政法委书记兼武警总队第一政委，调集全省武警去镇压。如此小事变成大事，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法委只好被迫认可。现在根据应急预案，胡中央可以把自己的意图直接告知各地的师团级的军官—他们既可以快速参与镇压；也可以出面制止武警的过火暴行，保护当地民众等待中央处理。那么，中国大陆会有很多地方实行军事管制？
1999年为庆祝邓小平等老一辈终于死光，江泽民下令在北京太庙制作安放了一套假古董108个青铜编钟，象征当今世界主旋律“和平”与“发展”。江主席一手写上“万年永保，中华和钟”，一手促动全面镇压民权运动，这岂不是关于“和谐”的弥世大谎？江主席让贪污腐败深入人心，让地方豪强不可一世。胡主席现在派出中央大员去地方出任纪检委书记，其实将是无用的。参见公元184年东汉的太平道起义，使得镇压有功的诸侯强大起来，于是中央政府又在公元188年派出刘焉等朝廷大员出任州牧总掌地方军政的。结果呢，这些州牧反而成为地方割据的核心，公元190年爆发了十三路诸侯共讨董卓。
既然宣扬“和谐”，何不干脆把共产党改为“共和党”？既与“共和国”相符，又划清了共产党的罪恶历史。再把八个所谓的民主党派统合为“中国民主党”，两党制也就成型了。须知华夏历史的开端就是两党制—公元前841年的“国人暴动，周召共和”。窃以为，胡主席如果能成为共和党的第一代祖师，好过做共产党的第四代孙子。何乐而不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