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是中国人最不堪回首的屈辱历史。这个历史最悠久、文化最灿烂，数千年来一直是世界最辉煌的国度，近百年来竞被我们祖先称为“蛮夷”的世界列强恣意践踏、掠夺，即便现在，中国2003年的GDP总量也仅占世界4.1%。，而清康乾时达33%，贞观、文景所占比例更大。到清政府垮台的1890年还是13.2%，中华民国时仍有9.1%，这是为什么？一个中国人，如果不思考这个问题、不反省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配做个中国人，就是历史的、民族的真正罪人。
作为炎黄子孙有着绝对令人信服五千年的骄傲和自豪。在物质文明上，纵观世界史，自三皇五帝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国力最强的国家，版图不断扩大，农业、工业、商业，中医、天文、历法，四大发明……经济、科技无不独步天下。国家间的贸易使全球财富也不断向中国聚集，到清代中国白银贮存已达全世界的三分之一。
精神文明更是世界公认最博大精深的。“儒”，“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造就的无数的忠肝义胆成为华夏之魂，“仁、义、礼、智、信”为人的标准。“释”，成为区分善恶的道德基础，并可通过修去一切杂念，把善提升至慈悲的境界，达到圆满入天界。“道”，则从另一角度揭示了宇宙产生的根源和做人的根本所在——“道”和“德”。现在世界哪个国家有这样深不可测的文化？更不用说美轮美奂的诗词歌赋、飘逸无尘的水墨、史之绝唱《史记》、治国经典《资治通鉴》、兵法之祖《孙子兵法》……经史子集，直至今日亦“无能出其右者”。
这是偶然的吗？背后没有它的规律和道理吗？难道这独步天下的民族文化与雄霸天下的历朝盛世就没有什么必然的因果吗？
人有什么差异吗？外形几乎一样，即便或有美丑之分，也未能左右历史。真正的区别在于思想，所以才有伟人和庸人之别、君子和小人之分。伟大的人物是因为伟大的思想，才成就伟业，开创伟大的时代；君子是因为有高尚的思想才名垂青史、标炳千秋。
行天道的思想，尧、舜可禅让天下，三皇五帝德被苍生，武王治国路不拾遗；没有“以人为鉴，可以正已身”、从谏如流的思想，就没有贞观之治，没有康熙的《圣祖庭训》也没有康乾盛世。没有忠义的思想，如何成就岳飞和关羽，没有了对艺术的痴迷就没有了李后主的亡国，不过也没有了绝妙的“春华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思想造就人物，思想造就国家，思想造就历史。那么是什么造就了思想呢？当然是文化。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在那些具有卓越思想的人物带领下造就的，而成就他们思想的就是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儒、释、道——中华民族的文化的精髓，这才是中华历史辉煌的根源。
“天道”文化造就的君主可禅让天下，造就的大臣可比伊尹、周公，造就出的百姓可路不拾遗，这怎能不天下大治？国力怎能不强？汉朝开始，儒家成为君主乃至全民最基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从此中华民族的国力独步天下，各行各业蒸蒸日上。唐代佛教盛行，文化、经济更是达到中华历史的巅峰，成为中国人最自豪的时代。清更是“外夷”为儒家所折服，康熙有云：“半部论语治天下，半部论语平天下”，这是康乾盛世的真正根源。中华民族走过的历史表明，儒、释、道三家文化最深入君臣民心的时候，就是中华民族国力最强的时候。
儒、释、道思想深入人心为什么就能使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发展达到巅峰呢？其根本是因为这是一个能最大限度协调发挥人的能动性的状态。儒家在“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前讲“净口、修身”，佛家道家更是讲修去一切不好的心，这纯净的思想就使“馋、懒、奸、滑”等个人负面因素降到最低，心无旁骛的状态使人工作更专注，效率也更高。同时儒家讲“已不所欲，勿施于人”，最大地降低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佛家讲“善”，甚至达到“割肉饲鹰”，以最积极的心态去帮助他人；道家讲无为，顺其自然，把握事物的最佳发展节奏，所以这是个整体上的内耗最小、矛盾最少、最有机协调、达到最高的工作效率、产生最大价值的文化。简言之，通过个人修身而达到社会的极致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这种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相互抵消力量“无争”的文化才是国家昌盛的根本。
那么我们怎么沦落的呢？一个无能无知的女人阴差阳错地出现在了权利的顶峰， “闭关排外”取代了“学而不厌”、“格物致知”，这时却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生产力发展最翻天覆地的变化——能源开始大面积取代人力——现代化工业时代开始了。军事技术、工业技术、生产力的发展瞬息千里，仅仅几十年，当我们再次打开城门的时候，已经成了一只待宰的羔羊。数番遭劫，数番受辱，中国人彻底丧失了5000年的自信，慌乱中把技术上的落后归罪于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一改“排外”为“崇洋”，一批急于救国的热血青年急于彻底抛弃传统思想，终于迎来了一种最激进的外来文化作为信仰，从此中国人表面虽自称“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其实骨子里的思想观念上已完完全全背离了5000年祖祖辈辈的信仰，视之为愚昧、落后、腐朽，这是思想上的背叛，骨子里的背叛，是真正的背叛，从此中华民族名存实亡，中国人成了地地道道的“身在汉营心在曹”的汉奸。
中国人全面彻底地做了汉奸是在“文革”，这场浩劫确实“革”了中华文化的“命”。为引进这种外来文化铺平道路，中国人将儒、释、道在“破四旧”中三教齐灭，中化几千年的文化遗产，经书、典籍、寺院、道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作为“封、资、修”被全面、彻底的破坏，“批林批孔”、“僧娶尼嫁”、“道士还俗”，传统文化被以各种方式丑化，并以“去其精华，取其糟粕”的形式留下了我们在学校中被灌输的那一切。那些继承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上，各行各业的精英在随后的“反右”斗争中死伤殆尽。从此，中华民族的精神已经死亡，中国人大脑除了这种外来思想一片空白，而且从此在入党、入团、入队中对着血旗宣誓把生命献给它、效忠于它，中国人成了徒具中国人形象的这种外来文化的忠实走狗。，
然而这却是一剂精神鸦片，它讲要建成一个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可以各取所需的人间天堂，这确实能让人“飘”起来，但它的方法却与中国传统文化“仁”、“善”“真”的温和、无争正好相反，是通过“斗争”、“消灭”、“推翻”、“革命”等暴力的方式实现的，无疑这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内耗，这剂毒品使中国国力只是越来越弱。所以我们回过头看一看，“肃反”、“镇反”、“三反”、“五反”、“反右”、 “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在和平时期，在其它国家经济大发展的时候自己与自己斗争了三十年，造成非正常死亡人数达8000万，是一战、二战世界死亡人数总和的1.5倍，比中国5000年包括战争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还多；农民一天挣几个工分；在风调雨顺的三年大跃进期间饿死三千万人……国力衰微到了极点，这是无论在中国，还在世界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恐怖景象。
改革开放，经济搞活，真的是民富国强了吗？“民富”？那只是精神和权利绝对控制下的一言堂的宣传。真实的情况是8亿赤贫的农民，高比例的城市失业工人。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2004年中国人均年收入1000美元，与美国（3.5万美元）、台湾(2.4万美元)、日本（3.1万美元），依旧是几十倍的差距。“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是绝对权力下的权钱交易，是“官富”而不是“民富”。之所以人们感觉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只是因为同样由这种文化造成的民不聊生的过去给人造成的痛苦太深了。有人讲是中国人太多了。人多力量也大呀！日本比中国的人口密度还大，资源更贫乏，GDP却是中国的31倍。不能发挥百姓之力，以优胜劣汰让百姓接受贫穷，接受巨大的贫富差距是真正的治国之道吗？
“国强”了吗？那就要看人民的血汗钱聚成的国家财政的投入方向了。日前不是披露了一个高层会议上老干部发牢骚吗？“政府官员一年吃喝2000个亿，公车2000个亿，贪污2000个亿，出国考察2000个亿，出国培训2000个亿”，我国全年的GDP也不过2万亿，人民辛辛苦苦一年攒的血汗钱的一半就不见了。而国家财政的第一项必保的投入——教育却得依靠民间捐款“希望工程”来支撑。总强调中国人素质低，却连最基本的教育都不能保障，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还有希望吗？
中国的劳动力价值是最低的，那么相对来讲剩余价值一定是最高的。这些价值却没有多少投入到国家的发展建设上，而是流向了这个绝对权力社会的顶端——官僚阶层，最后再通过这些官员的“未雨绸缪”由家属转移到了国外和瑞士银行。现在瑞士银行中国官员的存款世界第一，或许是中国“富强”的一个标志吧。
所以这个文化虽然标榜自己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还人民以最大的公正和自由，实际上却造就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大的剥削阶级——官僚资产阶级，造就了世界上最有特色的行尸走肉——失去了中华灵魂和思想的中华民族，造就了世界上最大的汉奸团体——曾经对着血旗宣誓“要把生命和一切都献给它”的最忠实的奴隶和走狗，中国人正在成为毁灭自己、毁灭自己的民族和祖国的真正凶手。
做了几十年汉奸的中国人，需要的不是暴力革命，而是灵魂的救赎，这需要我们自救才能达到。而自救的第一步就是认清这个与中华文明截然对立的这外来邪恶文化的本质和危害，再清除思想中邪恶文化的影响。诚然，中毒几十年，思维方式、言谈举止、甚至随口唱的歌都是在歌颂这个邪恶文化。但唯有中国人从心灵上清除这个邪恶文化在自己观念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影响，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或许才能逃脱可悲的命运。
其实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唐代鼎盛时期，佛家思想、基督教和其它西方宗教都可以和道家、儒家思想和谐共处，真正的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西方文明必然保持开放和包容的姿态。亚洲四小龙形成了「新儒家文化圈」，它们的腾飞已经证明传统文化并非科学与发展的阻碍。
如果说有从汉奸队伍里脱离出来的，那就是那些声明退出党、团、队的人，解除当初被迫立下的毒誓，何况现在用小名和化名都行。当中国人民全都在心灵上否定这种歪理邪说，退出这个邪恶的组织时，这种意识形态就会在民族的自救中崩溃、解体，中华民族才会重续历史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