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1-08 14:36:35作者：
广东省遂溪县海洋与渔业局局长宣雄于光天化日之下将副局长杀死于办公室里，消息令人震惊。有报道说，宣雄向警方自首，自称其作案动机是担心副局长“篡位”。凶案发生于新年上班第一天，而元旦之前，上级部门按考察干部程序，与两人都谈过话。因此很多人猜测，凶案的诱因与预期中的局领导班子的调整有关。
在警方得出正式调查结论之前，所有的猜测仅仅是猜测而已，乱猜测也不好。然而猜测是因为这里存在两种严重担忧。首先，这样疯狂残忍的办公室杀戮，对于人们的想象力和心理承受力来说，是突破了底线的。班子调整可能会带来人际关系上的冲突与矛盾，但何至于起杀机，更何至于这样赤裸裸地等于是同归于尽式地杀人？该有多大的仇恨遮了眼，才会丧失理智到如此程度呢？如果最终的原因在于个人的心理、性格甚至精神障碍，那么很难想象一个副处级的局长会如此(县里的局长大都是正科级，副处级是所谓“高配”)，也很难想象本来好好的，忽然变成如此。
其次一个担忧是，遂溪案件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个案。近年来，因为仕途升迁、因为嫉妒他人才华、因为怀恨报复，甚至因为害怕揭发等等原因，发生于上下级之间、同僚之间乃至所谓战友之间的杀人案或买凶杀人案已有多起。这还不包括因官场原因而自杀的。换言之，“官杀官”类型的命案已成为一种新的犯罪形态。
德国当代社会学家鲍曼以研究纳粹大屠杀而闻名。他有这样一个重要的观察发现：在某种极端条件下，例如在纳粹集中营里，不少人会电光火石般闪现出平时根本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而且是相当狰狞或猥琐的一面。同样有不少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崇高气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冒死救下许多犹太人的辛德勒，属于后一种人。
据此可不可以这样说：我们不仅正在经历一个剧烈的社会裂变时期，而且正在经历一个同样剧烈的人性裂变时期？过于快速的社会变化，使很多人身不由己地处于结构性的拉扯和挤压之中，于是会看到许多匪夷所思的人性变化乃至变态。马加爵案是曾经的一例，邱兴华案是新近的一例。
而在遂溪这个案件中，一个局长在办公室里锤杀并无交恶的副局长，这样的荒谬无非说明，官员在这种剧烈变革中，同样会表现出不可思议的人性蜕变。政府机构，连同其中的干部管理、考核、录用、升迁、离退等等，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在它之外，社会的运行又是一个巨大的系统。两个系统的相互碰撞与挤压，使身处其中的很多人患上人格分裂症。
谓予不信，请看身边再熟悉不过的事例。有些人可以在酒席饭桌上痛陈时弊，痛快淋漓，但是回到其权力岗位上，他就是时弊的制造者或维护者。有些人可以将反腐败的道理讲得无比深刻，令听者无不动容，但是他本人就是千万元级、亿元级甚至十亿元级的贪污者。有些人，言必称民主作风与接受监督，但却从来不受监督。还有这样的人，一生中正勤恳，却在退休之前用手中权力疯狂敛财。所有这些，难道不是人格分裂吗？
在遂溪海洋与渔业局的这桩命案中，当然会有特殊的、偶然的、个体的因素“恰好”凑在一起，导致悲剧。警察破案要搜集这种证据，但是公众舆论却不能停留于此。一个人可能不做官了，竟至如此失去平衡，当官与不当官，差别到底有多大呢？心中有恨，动辄置人于死地，到底什么因素能瞬间引发如此剧烈的情绪失控呢？杀人者当场就知道自己“做错事”，已经自首，于破案而言已无悬念。但这是纯粹的个人悲剧吗？还是社会变动下的人性恶变？我们有那么多的制度措施，它们对防范和化解此类局面有用吗？这恐怕是许多人心头难解的最大悬念之一。
在警方得出正式调查结论之前，所有的猜测仅仅是猜测而已，乱猜测也不好。然而猜测是因为这里存在两种严重担忧。首先，这样疯狂残忍的办公室杀戮，对于人们的想象力和心理承受力来说，是突破了底线的。班子调整可能会带来人际关系上的冲突与矛盾，但何至于起杀机，更何至于这样赤裸裸地等于是同归于尽式地杀人？该有多大的仇恨遮了眼，才会丧失理智到如此程度呢？如果最终的原因在于个人的心理、性格甚至精神障碍，那么很难想象一个副处级的局长会如此(县里的局长大都是正科级，副处级是所谓“高配”)，也很难想象本来好好的，忽然变成如此。
其次一个担忧是，遂溪案件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个案。近年来，因为仕途升迁、因为嫉妒他人才华、因为怀恨报复，甚至因为害怕揭发等等原因，发生于上下级之间、同僚之间乃至所谓战友之间的杀人案或买凶杀人案已有多起。这还不包括因官场原因而自杀的。换言之，“官杀官”类型的命案已成为一种新的犯罪形态。
德国当代社会学家鲍曼以研究纳粹大屠杀而闻名。他有这样一个重要的观察发现：在某种极端条件下，例如在纳粹集中营里，不少人会电光火石般闪现出平时根本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而且是相当狰狞或猥琐的一面。同样有不少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崇高气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冒死救下许多犹太人的辛德勒，属于后一种人。
据此可不可以这样说：我们不仅正在经历一个剧烈的社会裂变时期，而且正在经历一个同样剧烈的人性裂变时期？过于快速的社会变化，使很多人身不由己地处于结构性的拉扯和挤压之中，于是会看到许多匪夷所思的人性变化乃至变态。马加爵案是曾经的一例，邱兴华案是新近的一例。
而在遂溪这个案件中，一个局长在办公室里锤杀并无交恶的副局长，这样的荒谬无非说明，官员在这种剧烈变革中，同样会表现出不可思议的人性蜕变。政府机构，连同其中的干部管理、考核、录用、升迁、离退等等，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在它之外，社会的运行又是一个巨大的系统。两个系统的相互碰撞与挤压，使身处其中的很多人患上人格分裂症。
谓予不信，请看身边再熟悉不过的事例。有些人可以在酒席饭桌上痛陈时弊，痛快淋漓，但是回到其权力岗位上，他就是时弊的制造者或维护者。有些人可以将反腐败的道理讲得无比深刻，令听者无不动容，但是他本人就是千万元级、亿元级甚至十亿元级的贪污者。有些人，言必称民主作风与接受监督，但却从来不受监督。还有这样的人，一生中正勤恳，却在退休之前用手中权力疯狂敛财。所有这些，难道不是人格分裂吗？
在遂溪海洋与渔业局的这桩命案中，当然会有特殊的、偶然的、个体的因素“恰好”凑在一起，导致悲剧。警察破案要搜集这种证据，但是公众舆论却不能停留于此。一个人可能不做官了，竟至如此失去平衡，当官与不当官，差别到底有多大呢？心中有恨，动辄置人于死地，到底什么因素能瞬间引发如此剧烈的情绪失控呢？杀人者当场就知道自己“做错事”，已经自首，于破案而言已无悬念。但这是纯粹的个人悲剧吗？还是社会变动下的人性恶变？我们有那么多的制度措施，它们对防范和化解此类局面有用吗？这恐怕是许多人心头难解的最大悬念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