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岁的未婚女士王洪艳受电视广告吸引，到上海协和医院（民营）去做检查，结果被医生诊断为“不孕症”，入院检查不到三个小时、诸多检查结果尚未出来，医生便将其推上急诊手术台，不到24小时花去医药费近4万元。一周后，当王洪艳拿到另一家医院做的妇科检查报告时，发现自己没有大病。
上海协和医院的收费清单
【事件回放】 粗略检查马上手术
2006年11月20日上午9时许，王洪艳来到上海市东方医院做体检，其中包括全套妇科检查，检查完毕后被通知29日来医院取报告单。下午，王洪艳在电视上看到上海协和医院的广告，电话咨询后，于20日15时22分前往该院，再次进行妇科检查。
“我当时嫌东方医院报告单出得太慢，上海协和医院承诺我当天检查可得到结果，我想都没想就过去了。”王洪艳说。据王洪艳回忆，在上海协和医院，医生为其粗略检查后，说病情严重，很可能导致终身不孕，需马上做手术。当晚6点左右，王洪艳被实施了一系列宫——腹腔镜手术。
“临出院，我无意间透露妹妹痛经，医生便叮嘱我一定要带妹妹来检查。”王洪艳说。11月22日，妹妹王洪波在上海协和医院实施了与姐姐相同的手术。一系列手术下来，姐妹俩一共花去了近8万元。
11月29日，上海东方医院检验报告终于出来了，结论为：宫颈光、宫体正常，伴有慢性附件炎。该院医生告诉王洪艳，“只需吃点消炎药即可，不需要做手术”。而她妹妹则在上海多家妇科权威医院重新检查，其结果均为“无妇科疾病”。
【记者调查】 治疗过程怪事频现
怪事一 术后重要检查结果才出
记者在上海协和医院开具的医疗清单上了解到，王洪艳入院后，医院对她先后进行了甲状腺全套检查、不孕不育检测等２４项检查、３次阴道超声波冲洗、2次体内微波治疗、3次中药离子导入，以及1次子宫——输卵管造影手术、1次宫——腹腔镜微创系列手术等。
王女士从进医院挂号到上手术台，前后竟然不到３个小时，而许多关键的检查结果直到术后第二天才出来。术后医院还开了１０服“中草药”，花去５５８４．５０元。一天时间，王女士花去医药费共计３．９８７５万元。
怪事二 手术创口感觉不到痛
王洪艳在上海协和医院所接受的宫——腹腔镜手术，按照规定病人术后至少需48小时卧床，有的要一个星期卧床不起。而事实上王洪艳在术后15个小时内就自己驾车回家了，且术后按压腹部的手术创口，她根本感觉不到痛。
一些妇科医生怀疑，某些患者腹部的手术创“孔”只是“表皮孔”，而不是真正的手术创伤。事后，王洪艳曾对上海协和医院提出希望看手术过程录像，结果被院方拒绝。同时医院也拒绝提供证实手术确实发生的病理切片或手术切除物。
怪事三 “更衣室”里做手术？
据王洪艳介绍，在她11月21日早上办完出院手续后，医生还继续要求其进行输卵管通液手术。更奇怪的是，输卵管通液手术竟然是医生在“更衣室”内完成的，而不是在手术室。
记者先后4次对上海协和医院进行了走访，发现前来该院就诊的病人90％以上为外地人，患者从进医院的第一步开始，就由专门的导医全程陪同，各项检查报告单等都由导医一人控制，病人唯一做的就是“付钱”，且病人一般当天即被推上手术台。病人一旦做完手术，就被安排进入住院部，由多名保安24小时分兵把守所有出口，不同病房的病人之间一般不许随意“串门”，就连病人家属上下楼都要经保安详细盘问后再放行。
记者对10余位上海协和医院出院患者（他们的医药费均高于1万元）进行走访时发现，病人出院时手上只有医院收费明细表，医院未出具给他们任何检查报告单，几乎所有病人都被医生“动员”做“宫——腹腔镜”手术，仅此一项即收费18000元。
上海协和医院
【各方说法】
上海协和医院院长陈庆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协和医院所有医疗项目收费都是在上海市卫生局备案，经市物价局审核批准的，上海协和医院的宫——腹腔镜手术技术是比较好的，平均一天要做十多个这样的手术。对于病人及病人家属在上海协和医院受到限制的问题，陈庆荣解释说，这主要是针对“欠费群体”，同时也是医疗需要。当记者进一步问及有关患者反映上海协和医院缺乏基本术前准备时，陈庆荣说，“我也说不清，我说不好……”
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副院长章桂红表示：王洪艳属于非急诊病人，这样的病人在入院3个小时内，在重要检验报告未出来的前提下，医院对其进行急诊手术“是不对的”。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副所长李力达认为：出于追逐利润目的，一些民营医疗机构存在“过度检查”“过度治疗”问题。但是由于每个病人都有独特的个体情况，要证明医院确实属于违规操作具有一定难度。
上海市药监局监督员陈晓兰则表示：就王洪艳的情况而言，实际上是一种出现在医疗机构内的欺诈行为。上述种种行为已经毫无医疗意义可言，纯粹是以获取利益为目的的诈骗。陈晓兰表示，对于带有明显欺诈特征而毫无医疗意义的所谓医疗行为，应将其定性为“医疗欺诈”，卫生监督行政部门一经发现，应及时移交公安部门，并追究其刑事责任。
有关专家分析说，目前我国医疗机构内发生的各种纠纷均由卫生行政部门处理，但由于医疗卫生领域法规不够健全，难以处理医疗机构内部带有明显欺诈特征的医疗行为，且我国至今尚无对医疗欺诈行为的明确规定，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医疗欺诈”现象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