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智囊刻意回避的东西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在《北京日报》和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等官方媒体刊载后，众说蜂起，引起了广泛的猜测。有人臆断俞是“为胡解套”和“投石问路”。有人评点这是“胡温主导的政治改革破题在即”，有人感到了“公民社会到来的脚步”，等等。半个世纪只听共产党讲专政，一听共产党谈民主，往往容易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

民主再好，共产党既然能把它看成个东西，不就是把民主当个玩物吗？在中共看来，民主好不好，不是由占全球国家总数三分之二民主国家中的事实证明的，而是由党在不同时期的政治需要决定的。上个世纪40年代中共《新华日报》曾把民主捧到了颠峰。随即从毛泽东的“历次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到江泽民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又把民主踩在谷底。中共对民主这个词的褒贬变化从来没有减轻它对民众政治迫害。涉及县、地、省、中央政治权力的民主选举也从来没有在中共统治下实行过。

很明显，俞文的思路来自于中共新的自保策略。中共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党内和社会危机。中共领导已从党内空前的腐败和党员越来越大规模的退党运动及社会各阶层持续攀升的反抗中深深预感到中共统治崩溃在即的前景。胡锦涛几年来试过各种药方均不显效。胡历经江泽民的“胯下之辱”终于走到可以统掌局面的高度，在一展抱负的欲望和既茫然又不甘心(其实是糊涂)的心态下，想出来把民主旗帜从对手阵营拿过来为中共解危这一招。胡可能认为，从维权运动和民运理论家手把民主拿过来自己打既可将维权运动边缘化，又可在党内外和国际上为中共在濒临灭亡时取得继续存活的合法依据。

中共在最后断尾求生时是可以不择手段的，包括接过“传统文化”和“民主”。中共可能在政改中接受民主制度的一些内容，可能会设计和逐步推出民主化方案，也可能作出重大的平反措施，甚至可能退居到一般政党地位 (如东欧多党制)作为其实践民主的佐证。也就是说，为了不死，中共可以把接受民主作为继续存在的条件。从应对危机这个基点上来分析测胡锦涛智囊民主理论的出台，其实践范围可能要比一般预测更大一些，理论上也并无多大难处。

当然，也正是为达到“求生不死”，中共智囊就必须回避一个根本问题。俞可平几乎讲到了西方民主理论的所有方面。但在对西方民主价值广泛的涉猎中，俞有意疏忽了在现有中共暴政下谁来主导民主转型进程、如何转化到民主政体、以及如何惩治暴君及其随从者等关键问题。当民主成为秩序性制度之前，当它还只是暴政下的话题时，避开谁来主导民主转型进程等问题隐藏了不可告人的玄机。

俞可平以中共官员写这篇文章，当然不言而喻地把中共当作民主转型的主宰者。但俞文同时坦承，“如果政府主要用强制手段，让人民接受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制度，那就是国内的政治专制，是国内的暴政。”用这个标准衡量，中共统治是地地道道的国内暴政。残害了八千万中国人并仍在杀人的中共面对的应该是偿还血债和请求人民宽恕的罪犯呀。它怎么能有资格主宰民主转型过程呢？有人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且不说中共仍在挥舞屠刀，试想一下，不杀人的人都成不了佛，杀人犯只要不杀人了，也不偿命，反而立即能成佛了。这不是在鼓励杀人吗？

美国《独立宣言》精辟地阐述了从暴政转化到民主的原则：由于政府是为了保障人民权利才建立的，因此政府一旦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暴政之下时，人民就有权，也有义务，去推翻这样的政府，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在中共暴政下，用什么方式结束暴政，怎样转换到民主政治，那是人民的选择，不是中共暴政的安排。这才是民主，即人民及其真正的民意代表主导民主政治的建立和施行。

我曾在《中国聚变条件的成熟》一文中指出，中国人民将来的福祉和中国的再次崛起，包括人权、民主、自由、宪政等都不可能再由中共主导，因为人民已经给足了中共机会，历史已经证明中共的存在是中国所有问题的终极原因。未来与中共无关。中共是历史中将被抹去的污迹。中共已是新旧历史交替中正在逝去的现象和符号。去共产党化已成了中国走向未来必然要跨过的门坎。中共根本不具备承担民主转型的条件，除了其必须被清算的血债外，中共没有改良变好的可能，而且它正在一日千里不可逆转的败坏和退党自身解体之中，其任何求生努力反倒构成了民主转型的阻力，当然也可能是几幅回光返照。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胡锦涛智囊的民主高调，由此产生的幻想和对中共的留恋，都成了中共灭亡大势中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