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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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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英国卫报 (Guardian)以标题为“权力、腐败和谎言”（Power, corruption and lies）的文章，报导英国知名专栏作家威尔．哈顿（ Will Hutton）新书“凶兆”（ The Writing on the Wall）中的内容摘要。哈氏认为，对西方而言中国已然是个经济大国，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但世人对中国的了解一直言过其实，对北京政府威胁的程度也混淆不明，其后果实在堪虑。
文章说，世人误解中国之所以经济成长快速，是因为它扬弃共产主义，改奉资本主义之故，对此北京政府自称是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路线。但是如果进一步观察，会发现中国共产党从头到尾不只是掌控着政治，实际它也牢牢的抓紧着经济。那些伴随着资本主义概念而来的自由财产权与企业自主权，在中国并不存在。
事实的真相是，在中国所实施的不是中国共产党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是西方所认知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遵循列宁式的集团主义（Leninist corporatism），由党中央垄断政治、经济、与社会资源，统一调度。但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整个制度可能因为极其不稳、不均、效率低下与贪腐，让中共政权崩溃瓦解。届时各省可能会像1910-1920 年军阀割据时代一样，各自独立；也可能产生新的凶残政权，掌控全国，停止其开放政策与经济改革。它的独裁者甚或为了凝聚人心而发动国际性战争，诸如攻打台湾。这样的情况真有可能发生，因此，中国和平走向持久的资本主义，建立所需的制度，对中国与全世界而言，都至关重要。
贪渎之冰山一角
中国早在 1990年代之末，便已日渐察觉中国贪腐之风弥漫，将腐蚀党的领导。 2002年，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报告：“如果我们不镇压贪腐，会毁了本党与人民之间的水乳交融关系，本党会失去政权甚至自我毁灭。” 当时有一些政府高干因侵吞公款，或勒索敲诈而锒铛入狱，例如北京市长陈希同因此坐牢，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则因土地交易收受回扣250万英镑，而遭受极刑。另外，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李福祥在接受调查时，在北京304医院跳楼自杀。
不特此也，中国贪腐的现象在各处已根深蒂固。 1992至2001年间，各省高干入狱情况增长了四倍，其中包括最贫瘠的甘肃省，竟查获贪赃 5亿英镑。除了北京高干之外，最近有四位省长、一位省党委书记遭起诉，2006年，上海市委书记暨政治局委员陈良宇，因侵吞社会福利基金2亿6百万英镑而被逮捕。
根据中国经济学者胡鞍钢的估算，累计90年代以来，贪污的金钱占国内生产总额的13.3至16.9%之间，至今仍然维持这个比例。而每一起贪渎事件都是源自共党高干独揽权力，缺少独立的监督机制所致。结果贪渎就成了共产党体制一脉相传的染色体，现在正威胁着国家命脉。
司法与监督机制不健全
且看看中共是如何一党专政及其司法制度之畸形模样。它的司法体制从上到下充满了政治气味，法院的院长、副院长由党任命，预算由省政府筹编，官僚体制一如其他政府机关，由党务委员会逐级监督，法官常常在党委会或政府的指示下判案，遑顾法律依据。
再者，许多法官大多是由退役军官担任，唯党命是从，不曾受过正式的司法专业训练，因此贪腐的案件骇人听闻。 2003年，全国20 万名法官中有794人因贪渎受审。2003及2004年，广东、湖南两省的高等法院院长皆因贪渎入罪。如果党无法影响审判，它仍可以藉由影响警察，将案情延宕或根本不执行判决。因此在中国，只有40%省高等法院的判决付诸执行，叫人闻之堪哀。
文章说，按理说新闻媒体可以发挥监督之责，导正歪风，可惜中国的媒体只是跛脚鸭子。中国现有2000家报纸、2000个电视频道、9000份杂志、450个广播电台，但全都在北京党中央或省直宣传部门监督之下。这些机关每日发布指示，规范报导方向，记者胆敢偏离主题，就会被解雇，甚或坐牢。据估计，中国现有42位记者在吃牢饭，这个记录是全球之冠。在中国，编辑人员大致知道自己的尺度，但是近来在胡锦涛掌权下，尺度收紧了，有些优秀编辑被炒了鱿鱼。例如，最有说服力的小报“新京报”(Beijing News) 的编辑杨滨，于2005年因挺身报导乡村对抗不公的土地征收而被开除。2005年“保护记者委员会”引述人民日报的资料，揭露各级政府压迫媒体的情况： “2004 年审检机关因媒体印制‘内部’消息的理由，停止了338家刊物，关闭了202家报纸的分部，并处分73家‘非法从事新闻’的公司。”
2006年2月，三位中共元老，分别是毛泽东的助理李锐、前人民日报的编辑胡绩伟，及前中宣部长朱厚泽，联名写信谴责这种作法：“历史证明，只有昏乱的极权政府为了愚弄压制人民，才会审检新闻。”他们并认为，这种压迫不能确保社会安定，而是会种下恶果，带来灾难。
经济之病在于一党专政
这些问题西方人都看在眼里，但是他们没弄清楚的是，这种控制的体系是会腐蚀经济的。成功的商业需要有成功的配合条件，经理人需要依其能力，自由的开创机会，推出产品，发展品牌与宣传推销。但在列宁式的集团主义之下，是不可能自主的。因为共党的利益重于商业的需求，每一个企业由党委会依党国的需要执行，其结果是，无数的中国企业集团受制于政府特权，为迎合党国的目标，而面临破产的命运。
简言之，党国就像处在蜘蛛网的中心位置，牢牢地掌控着辐射出去的网络。重要的经济战略物资如钢铁与能源等57个部门，无足轻重者如包装业与美容业，均可依需要而握在手中。但是经济的通则是，企业越讲求政治与监控，其生产与执行力就越差。因此，中国所掌控的国营企业改革了20年也难有长进。据一项权威的评估，国营企业有三分之一的员工是结构性的闲置着，只要利率有一点点的小扬升，或产品微微的降价，它庞大银行贷款的40至60%就无法支付，会导致整个银行体系破产。总之，国营企业是个灾难之源。
在这种情况下，其它私人企业无论表现如何优异，仍会受到不良风气的影响。中国大多数私人公司有三本帐簿：一本是对银行，一本是应付税务机关，一本是经营管理之用。大多数的公司平均只经营三年，他们的丛林法则是：侥幸行险以致富，赚了钱就走人。中国是仿冒者的天堂，仿冒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智慧财产权的观念被束之高阁，有15至20%的知名品牌在中国是赝品，三分之二中国制品因为是赝品，而遭到美国海关的查扣。
尽管中国的成长数字亮眼，以上的林林总总，揭露它经济的虚弱，其背后是因为列宁式的集团主义在作祟。不可原谅的是，西方忽视中国的缺点与虚弱，却大幅吹嘘北京的威胁程度。中国当然是新兴的出口大国，但本质上它只是西方的分包商。它的生产力薄弱，缺少世界级的优秀产品，又乏开创性，且严重仰赖外销与投资来促进其经济成长。因此，把中国描绘成所向无敌，会陷西方国家于困境，是错误的。
最后，文章认为，西方必须了解中国问题所在及其政经动荡的可能性，并避免逼迫中国走向经济孤立，停止改革进程。西方的利益在于协助中国避免灾难的发生，促进中国转型成一个合法多元的体系，悠游于自由的全球化之中，依世界规范行事。这样的政策目标达成不易，执行更有困难。因此大家必须做长久之计，共同因应未来的变化，唯有如此，世界才会日臻安全与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