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1-18 12:13:28作者：袁红冰
引言
知识与圣洁的人格共存，定然创造高贵的命运；知识与肮脏的人格同在，则构成卑鄙的根源。
历史反复讲述过上述逻辑。2006年的中国，又以起伏跌宕的历史过程，悲怆地论证了这个逻辑。
各个时代的高贵都是相似的，因为，高贵的极致总表现为以灵魂和生命向真理作神圣的献祭；不同时代的卑鄙却往往风格迥异。
2006年中国的卑鄙，将以伪善著称于世。
在黑暗的心中闪烁的嫉妒的毒芒、市井无赖式的扭曲变态的心理、小政客式的诡诈和小男人的猥琐、出卖灵魂的小女人俗艳的恶意、沦落为暴政思想走狗者的阴损和无耻——似乎所有人性中能够想象出的卑鄙，竟然都寡廉鲜耻地汇聚成一个灰色的群体，用污秽的喧嚣和沸腾的恶意，抗议并诋毁维权英雄的高贵。
这个灰色群体的根本特征在于伪善。他们用“自由知识分子”、“独立写作者”、“基督徒”、“维权律师”等崇高的概念，织成华彩炫目的遮羞布，来掩蔽他们的卑鄙，并进而试图欺骗历史。
2006年已经湮灭于虚无，2006年承载的高贵与卑鄙，现在只能在记忆中找到存在方式。然而，现代中国是健忘的。
中国总是冷漠地忘却曾经的高贵，所以，高贵便遗弃中国；中国总是轻易地忘却曾经的卑鄙，所以，卑鄙的积淀使中国堕落成被道德忘却的角落。
我将用笔锋，把属于2006年的高贵与卑鄙，雕刻在暴政铁幕之上——为了让历史记住，也为了让中国从此不再忘却。只有被坚硬地记住，高贵才能成为精神的召唤；只有不被忘却，卑鄙才能成为历史的教训。
为了再次高贵，必须记住曾经的高贵；为了不再卑鄙，必须记住曾经的卑鄙。
一、时代背景
中国正处于心灵腐烂的时代。
人类社会历史是心灵的外化，普遍腐烂的心灵只能涌溢出腐烂的现实命运。
在历史的回顾中，导致古罗马帝国崩溃的腐败之上，还萦绕着几缕属于贵族精神的金璧辉煌的诗意。现代中国的腐烂则在尽情展现人性俗不可耐的无耻所能达到的丑陋的极致。因为，构成中共暴政主体的，乃是历史上最少文化素质并且毫无审美激情的专制者，乃是一群粗俗不堪的唯物主义者；由于相信人的本质不过是一块终将腐烂的臭肉，他们没有一丝道德顾忌。
邓小平虽然精神庸俗，却也有无赖汉式的精明。他明白，唯有良知泯灭的人群，才会忘却暴政的反人类罪行，才会放弃对社会正义的追求。于是，八九年被学生纯洁的血洗去后，中共暴政的剑与犁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中国人心灵腐烂。浴血的剑斩杀自由的生命和高贵的良知；专制之犁则在中国人的心田上划开犁迹，播种肮脏的物欲、卑贱的奴性和无耻的谎言。空前的心灵腐烂的时代，就这样从暴政阴森的意志中，涌向堕落的现实。
无数颗沉迷于物欲的追求和狂欢的心，背叛了高贵的文化精神，并趾高气扬地炫耀物欲化的生命的丑陋；无数颗奴化的心，背叛了自由的人性，以猥琐的生命风格，跪拜“物性的存在就是真理”的原则；无数颗谎言化的心，背叛了真实的情感和真实的生活，用色彩斑驳、光怪陆离的谎言，装饰虚假的命运。
这是一个高贵蒙尘，而卑鄙在太阳之巅表演脱衣舞的时代；这是一个只能听懂物欲召唤的时代；这是一个不相信理想，不相信道德，不相信心灵之美，不相信自由，不相信正义和良知的时代；这是一个不会被纯净的泪和晶红的血所感动的时代；这是一个卑俗至极的鼠辈有污秽的勇气嘲笑英雄的时代。
不过，这个时代最可悲的堕落——造成中国作为文化的存在趋向湮灭的堕落，则在于知识对真理的彻底背叛，并同专制官权水乳交融。
如果说知识与肮脏的人格结合产生卑鄙，那么，知识与腐败的专制权力同气相求，就必定产生政治黑帮式的罪恶的时代。
知识竟不以自由为真理，不以高贵的文化精神为上帝，这犹如太阳背叛了光明。中国文化的命脉就因为这种背叛而濒于断绝。万年古国的文化精神的星座，正如流星雨划过苍穹，那是上天在为一个曾经伟大的文化命运的悲剧而垂泪。
人海茫茫，却死寂如万里墓地，没有一缕属于自由心灵的歌声；神州莽莽，竟荒凉似无垠大漠，难以找到自由生命的痕迹。
值此生命对心灵绝望，而历史对生命绝望的悲怆时刻，是否还有英雄出世，支撑起对历史，对生命的信心，承担拯救心灵的天职——这是命运对万年古国的冷峻逼问。
二、英雄与伪类
何谓英雄？在自由心灵的视野中，英雄是一种高贵的生命原则。
英雄有一颗圣洁的心。凡英雄必定超越的世俗的欲望，而把坚守良知，追求真理作为生命的最高责任。英雄之心的圣洁，在于他是高于物性存在的精神范畴——英雄的心就是崇高的道德准则。
英雄有一颗悲悯的心。凡英雄必关注天下的苦难。英雄之心，高于私欲，超越私利，悲悯一切属于人性的苦难——英雄的心就是大善，就是博爱。
英雄有一颗勇敢的心。凡英雄，必定超越世俗的种种恐惧，愿为实现高贵的生命原则承担凶险万端的命运——英雄的心就是无畏的献祭。
英雄有一颗智慧的心。英雄或许昧于世俗名利的权衡，但是，英雄的智慧却在于创造与自由天性一致的生命价值，创造与真理一致的历史命运。英雄的心——那高于物性存在的精神意境，正是大智慧的源泉。
英雄有一颗真实的心。意欲欺骗世界者才需要谎言，而英雄只追求感动人类——用真实情感和真实人性的魅力来感动。真实的英雄之心，那是堕落的时代得到道德拯救的最后希望，也是中国重建真实生活的人格起点。
英雄的概念所象征的生命原则，只属于那些体现人的精神本质的高贵者。但是，在精神堕落的现代中国，对于因物欲而腐烂的心，对于因奴性而下贱的心，对于因私欲而猥琐的心，对于因谎言而无耻的心，对于因物性化而暗昧的心——对于所有这些堕落的心灵，与英雄一致的高贵的生命原则，竟成为难以理解的生命之美，而从碌碌庸人的不理解中涌溢出的对英雄的恶意，却在表述着达于极端的堕落。
人性之光晦暗如豆，人的概念被人自己深刻地侮辱；历史由于对人的道德绝望而无声悲泣。然而，就在命运的困境中，属于英雄的生命原则，又一次以高智晟的名义，展现出道德的高贵。
高智晟侠肝义胆，侠骨柔肠，为暴政的受难者申辩，其抗争的锋芒直指由“千万贪官，百万警特，十万铁牢”构成的强权。在十四亿中国人的绝大多数都已屈服于国家恐怖主义，变成暴政的谦卑奴隶的时刻，英雄高智晟昂视阔步踏上历史之巅，这乃是人性的奇迹。他那星系创生般璀璨壮丽的生命之美，照亮了一个人性最为黑暗的时代，也挽救了“中国人”的荣誉。
高智晟引领维权抗暴运动，击碎暴政法律的囚笼，走出个别律师诉讼活动的狭小空间，进入全民维护基本人权，抗争暴政的理念。不过，在未来历史的回顾中，引起主要关注的也许并不在于此，而在于高智晟自愿承受的艰难命运所雕刻出的英雄人格之美。因为，美丽、高贵、自由的人格，才构成历史的重心。
英雄出世，强权震撼；英雄拔剑，狗官胆寒。中共官僚集团五十七年来犯下的重重反人类罪行，已经使暴政丧失了对高智晟的抗争公开进行思想应战的道德能力。于是，暴政一方面在阴险的沉默中，利用警特和黑社会方式，对高智晟进行政治迫害，另一方面则怂恿、唆使或者心照不宣地默许“伪类们”，对英雄实施思想围剿。
伪类们——伪自由知识分子、伪独立写作者、伪基督徒、伪维权律师，他们之所以被称为伪类，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背叛了自由理念，远离了独立人格，侮辱了基督精神，丧失了维权律师的良知。但是，正由于“伪”，他们才能盗名欺世：假“自由知识分子”、“独立写作者”、 “基督徒”、“维权律师”之名，成为暴政迫害抗暴英雄过程中的思想主力军。
2006年的高贵属于英雄高智晟，2006年的卑鄙则非伪类莫属。伪类们的卑鄙则在于伪善和伪善之后隐藏的恶毒——他们是以自由、人权的名义，对维权英雄和全民维权抗暴运动作思想的谋杀。
高智晟首次通过公开信的方式，揭示法轮功学员的悲惨状况之后，伪类们立刻几乎是本能地作出激烈的反应。他们声称，高智晟提出法轮功学员的悲惨处境，触动了中共的“底线”，会引发当局的愤怒，从而可能破坏维权活动的大局。
按照伪类们的冷血逻辑，为了不触怒当局，为了维护他们同中共之间的“和谐”，法轮功学员群体应当在严酷的政治大迫害下，默默无声地消失。
伪类们最初的反应所蕴涵的情绪还比较简单。对法轮功学员的政治大迫害，是中共用国家恐怖主义设置的言论“雷区”。伪类们没有勇气也没有意愿踏进这个“雷区”。高智晟的英勇无畏则是明澈的历史之镜，映出伪类们在暴政前如善解人意的狗一般的奴性。伪类们就因此而恼羞成怒。
高贵往往是单纯的，卑鄙则总是阴暗而复杂。随着事态的发展，卑鄙果然迅速复杂化了。
暴政试图用国家恐怖主义和黑社会式的迫害，逼使高智晟退缩。但是，历史却坚定地开始了以英雄意志创造悲壮命运的进程。
高智晟明确提出中共暴政是人权灾难之源的理念，并和他的战友一同发起“维权绝食抗暴”运动。一时之间，群情振奋，四海呼应，形成了2006年维护基本人权，抗争中共暴政的历史大潮——历史开始依据英雄意志的逻辑运行。而伪类们则视英雄意志创造的历史运动如仇雠。
数年以来，经过双方刻意经营，伪类和暴政之间已经建立起互相利益的极为默契的关系框架。暴政给伪类们在国外自由发表文章和在国内安全生存的“权利”，同时又通过把真正的自由思想者和独立写作者关进黑牢的方式，让伪类们明白，他们必须对他们得到的“权利”作出回报；伪类们则不仅绝不触动暴政设置的政治和思想底线，而且还主动用他们的笔，帮助暴政绞杀一系列对专制最具威胁的理论，例如关于民主大革命的理论、关于全民抗暴的理论、关于通过政变结束暴政的理论、关于对中共官僚集团的反人类罪行实施大审判的理论等等。
在上述关系框架中，伪类和暴政互相利用，各取所需。暴政利用伪类们——这些绝对不触动“底线”，因而对暴政不会产生真正威胁的政治花瓶，向世界证明中共的“人权进步”，甚至还可以在关键时刻或者关键问题上，利用伪类作其思想别动队；伪类们则获得了“著名异议人士”等高名大誉，以及随之而来的利益。暴政与伪类之间这种关系框架已经变成伪类们基本的生存方式。于是乎，在中国出现了凶恶的老猫与谦卑的小耗子共寝处，同生死的荒诞现象。
2006年狂飙突起的维权抗暴运动震撼了伪类与暴政和谐关系的框架，使伪类们基本的生存方式处于危机之中，他们怎么能不勃然大怒，怎么能不如丧考妣！强烈的嫉妒——一个曾经卖菜为生的人，一个陕北山沟的土包子，居然转瞬之间成为世界关注的风云人物，而他们这些文人“精英”们则黯然失色——又使伪类们的愤怒变成恶毒的卑鄙心态的大爆发。
这样一来，高智晟和他的战友几乎从始至终都陷于腹背受敌之困境。他们一方面要同暴政作凶险万端的苦战，一方面又无法回避伪类们从背后发起的一轮又一轮思想和人身攻击。伪类们的卑鄙，使高贵的英雄不得不承受沉重的艰难。
在激怒与嫉妒之鞭抽击下，伪类们几乎丧失了理智，以致于两个神棍竟演出排斥维权人士见美国总统的闹剧；在讨好暴政的强烈冲动之下，神棍们竟把基督精神解释为“顺服有权柄者”——连上帝都被伪类用来谄媚暴政。
维权抗暴运动兴起的整个过程中，暴政如生锈的铁板般沉默，伪类们则气极败坏，不停喧嚣。两相对照，宣示着一种令人深深恐惧的默契。伪类们的人性堕落程度难道不令人恐惧吗？
暴政利用伪类们对高智晟的诬蔑、诋毁，作过充分的舆论准备之后，终于以怯懦的黑社会方式逮捕英雄。随即，伪类中的一个老大，立刻假援救高智晟之名，呼吁暴政尽快开始司法程序，进行公正审判。这位老大突然之间变得如同不通世事的小姑娘般天真，仿佛完全不知道，中共的司法程序是政治迫害的工具；完全不知道，中共垄断国家权力五十七年来从没有停止利用司法程序，把一批批思想犯和良心犯送上刑场，送进劳改营；完全不知道，中共专制恶法的每一行字都是用受难者的血写成。他似乎也根本不理解，中共以专制恶法的名义迫害高智晟，乃是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犯罪；中共对高智晟的审判是罪恶的权力对中国良心的审判，这种专制政治性的审判绝对不可能具有现代法治的公正性。
当然，这位伪类老大并非真的天真，所谓的“天真”里面藏着一颗老谋深算的心。他这样作的直接效应是承认中共暴政对高智晟审判的合法性，而其间接效应则在于把维权活动重新纳入专制恶法确立的秩序之内。
2006年维权绝食抗暴运动风起云涌之际，这位伪类老大三缄其口，沉默如晦。高智晟被捕之后，他却如春蛙初醒，亢奋难抑。继上述呼吁之后，该老大又撰文，欲切断海内外华人共同维权抗暴的联系，紧接着他又声称，“个案维权”，才是维权活动正确方式，从而想要使维权活动由全民抗争暴政的历史进程，退化成个别“精英”的个人活动。
如果一切都如该老大之所愿，“维权”就将重新沦为专制恶法的囚徒，变成脱离广大民众、少数人形影相吊的“正义”表演。伪类老大心目中的理想维权模式，恰恰适合于暴政矗立人权牌坊的需要。只是不知这种适合仅仅是基于该老大人格深处的奴颜媚骨，还是另有其它更卑鄙的原因。
高智晟被关入黑牢，草木含悲，天地色沮。可是，几个宵小伪类却喜形于色，欢欣鼓舞，为贬损英雄而不遗余力。
伪维权律师以权威的腔调宣布，只有把高智晟说成有精神病，才最有利于改善他的处境。在充分散布过这个侮辱高智晟人格的观念后，伪维权律师又通过暴政赏赐的出国权，来到海外，向联合国某机构控告中共逮捕高智晟违反中共自己的法律程序。他作出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表演，既试图掩藏他已经暴露的中共思想走狗的可耻身份，又可以论证他提出“承认精神病对高智晟有利论”的“真诚”。然而，即使机关算尽，又岂能尽掩天下人耳目。
另一名伪类中的鼠辈则猖獗达于无任何顾忌的程度。她不怕裸露其卖身暴政的肮脏隐私，“公开了”她获悉的国安特务秘密审讯高智晟的情况；她甚至不忧虑天下人会问她，“你怎么能知道属于国安特务的绝密？”
这个鼠辈又利用她在暴政铁幕之下主持的网站，搞所谓竞猜，对身陷囹圄的高智晟极尽侮辱之能事。而与此同时，高智晟的弱妻稚女因暴政迫害发出的悲泣，正在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心中震荡。鼠辈的卑陋可谓天良丧尽，无耻之尤。
历史往往在回顾中才会显现出清晰的逻辑。回顾2006年，我们可以发现，各种伪类们看似极具个人偶然性的行为，都殊途同归地指向共同的目标：摧毁高智晟发起的维权抗暴运动中涌现出的彻底否定专制的意志；摧毁英雄高智晟在中国民众中高贵的道德形象。
伪类们对维权抗暴运动和高智晟的敌意究竟来自何方——仅仅是来自伪类们嫉妒英雄的阴暗心理，还是有更阴暗的政治背景？这个问题尚须等待历史来回答。但是，在历史作出回答之前，有必要首先对维权抗暴运动的理念与伪类们之间的思想争论作出价值判断。历史之谜的谜底，相当程度上就隐身于这种价值判断之中。
三、与伪类们的思想争论之一：关于维权的方式
基于在精神范畴谋杀维权英雄的需要，伪类们首先用地狱之火，锻造了三柄只配从背后刺出的思想之剑，即“在中共法制范畴内维权论”；“维权远离政治论” ；“个案维权唯一正确论”。
尽管伪类们本质上不是思想的存在，而是只能理解尘世名利诱惑的卑俗的动物，然而，为了历史不被伪善的思想所欺骗，我们仍然不得不同伪类们作思想的交锋。
“在中共法制范畴内维权论”，是伪维权律师竭力叫卖的一种阴险而又愚蠢的观念。其阴险在于试图使维权运动转化成专制法律控制下的“政治花瓶运动”；其愚蠢则在于直接裸露出伪维权律师作为暴政思想走狗的本能冲动。
“在中共法制范围内维权论”首先把维权运动限定为“维护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定的权利”。显而易见，如果服从这种限定，维权运动就是拴在中共法律之柱上的一条狗。
中共宪法序言中毫不隐讳地规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人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力量。中共宪法的这种规定表明，暴政要用国家强制力，即用铁与血的力量，迫使中国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绝对精神统治，和中共官僚集团对国家权力的绝对垄断。这就意味着中国人丧失了思想自由的权利和政治选择权。
思想自由权利是全部精神权利的根本；政治选择权是全部社会性权利的基础。丧失了思想自由权利，其它的所有关于精神性权利的法律规定，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等等，就全是谎言；丧失了政治选择权，其它所有社会性权利，就是流沙上的建筑。
中共暴政正是以其最高法律渊源的名义，剥夺了中国人的思想自由权和政治选择权，从而也就从根本上确立了思想和政治的专制。专制之下无公民权——这是基本的法律常识。所以，中共法律关于公民权利的规定只能是精致的欺骗。可见，伪维权律师把维权运动限定在“维护现行有效法律规定的权利之内”，就是要把维权运动引入官方设置的谎言陷阱之中，诱使维权运动追求中共开出的永远不可能真正实现的“权利支票”。
“在中共法律范围内维权论”还要求维权活动必须严格限制在中共司法程序之内，并声言，唯有如此，维权活动才符合法治的原则。在此，伪维权律师制造的理论，混淆了中共专制之法与法治的界限。
正如专制之下无公民权，专制之下也无法治。专制之法是专制官僚集团意志的体现，是实现专制人治的法律工具；唯有实现“主权在民”原则的国家体制，才会产生现代法治精神；唯有彻底否定专制法律制度，才能为废止专制人治，创建现代法治，提供不可或缺的法律前提。
回顾中共官僚集团垄断国家权力以来的全部的历史，可以毫不困难地发现一个基本事实：中共暴政从未放弃通过其司法程序，对政治犯、思想犯、良心犯、自由精神信仰者实施严酷的政治迫害；从未停止以司法程序的名义剥夺中国人的各项基本人权，其中包括生命权、人身自由权和财产权。
事实证明，中共的全部法律体系正是中国人基本人权被践踏、被摧残的根本法律原因；中共暴政正是依靠其法律体系，维持剥夺中国人思想自由权和政治选择权的专制国家制度——暴政的法律，是中国人苦难的法律根源，是社会不正义的法律根源，是国家恐怖主义的法律根源。维权活动如果被囚禁在专制司法程序之内，就将成为百年囚徒，就将成为永远不会迎来朝霞的苦难历程。而这却是伪维权律师所期待的。
但是，伪类们期待的，历史不会给予。因为，历史只尊重真实的人。高智晟律师发起的“2006维权绝食抗暴运动”已经勇敢地确定了不可更改的历史信念：中国人维护的，不是暴政法律赐予的“权利”，而是与生俱来的基本人权；中国维权运动要超越专制恶法的限制，用基本人权被暴政践踏的人们自己确定的方式展开。
“维权活动必须远离政治论”——这是伪类们对2006年维权抗暴运动下达的另一项禁令。表面看来，这种论调似乎只是来自某种怪诞的精神洁癖。不过，只要稍作审视，就会发现，这种观念实际上是从小就回荡在某些人士心中的“党呵，我的妈妈”之歌，在衰朽生命中的借尸还魂。然而，“还魂的鬼是丑陋的”。
政治的一个基本分类，就在于专制政治和民主政治。那么，伪类们要求远离的是专制政治，还是民主政治呢？
当代中国，专制政治是一种无可回避、无处不在的存在，它的阴影笼罩了生活的几乎每一个角落。每一次巨大的社会悲剧，以及与之相连的个人悲剧，都不是人们趋向专制政治的结果，而是专制政治无可阻止的逼近所造成。
维权的前提是权利受到侵犯。当前，中国的人权灾难主要源自于专制政治体制对民众基本人权的侵犯。专制政治与维权处于同一个政治参考系。所以，无论从普通的社会生活的角度，还是从维权活动本身的角度审视，专制政治都是不可能被远离的，因为，它在主动地逼近每一个中国人。
既然客观上不可能远离专制政治，那么，“远离政治”的呼唤就只会产生使“维权”远离民主政治的客观效果。事实上，伪类们也并不隐讳他们要使“维权”远离民主政治的企图。
所谓“远离政治”，就意味着，“维权”过程中不能指明中共专制是人权灾难之源；不能对中共专制的合法性作出否定；不能追求使维权运动形成终结中共一党独裁的政治意志；不能超越中共法律的范围，以民众自己确定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基本人权，而必须在腐烂至极的中共司法体系内寻求“正义”，… … 等等此类禁忌，多如黑牢中的铁链。伪类们直欲把“维权”变成百年前循规蹈矩的小脚黄脸婆，才肯罢休。
伪类们所欲禁止的，都是暴政最恐惧的。远离民主政治与走近专制政治，不过是一个银币的两面。伪类们对中共专制的呵护，逾于女儿对母亲的亲情。
声称维护人权者，却要远离人权基本的政治依托——民主政治。这比人长出猴子的尾巴来还要怪诞。伪类们炫耀的这条猴子的尾巴，是一种难以泯灭的恋情的象征。君不见，不久前还有人温情脉脉地记叙“六.四”血案后，她同一位充满良知和理性，充满同情与理解的中共高官的会见。那一番刻骨柔情，真可谓是“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连心似铁石如我者，都不禁怨上苍无情，偏要用个人命运的偶然性，迫使撰写此文者不得不离开“党妈妈”。
人心动荡百端，变幻难测，社会历史进程却自有其坚定的意志。2006年维权抗暴运动毫不理会伪类们的禁忌，而只按照真理的逻辑运行：维护基本人权，全民抗争暴政——这已经成为当前中国争取自由、民主运动的最重要的实践方式。
“个案维权唯一正确论”是企图否定2006年维权抗暴运动的另一种思想努力。这个观念的提出者若干年前就曾断言，中国只有经历几百年殖民地命运，中国人只有先当几百年谦卑的亡国奴，然后才能得到拯救，现在，这位“亡国奴”观念的苦恋者又断言，个案推进是维权活动唯一正确的选择。
近年来，确有极少数律师和其它人士，在具体案例的诉讼或者准诉讼过程中，为人权受到官权伤害的底层民众，提供了可贵的帮助。他们也由此被称作维权律师或者维权人士。尽管按照一般的道德标准来判断，这些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所作的，不过是良知未泯的人都应当作的，但是，如果在专制官权气焰熏天，民权凋敝倾颓，社会道德荡然无存的背景下审视，他们的行为则象征着人的良知的最后挣扎。
迄今为止，社会对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在个案维权中的良知行为，已经表现出充分的尊敬。不过，当有人声称“个案推进”是维权活动唯一正确的方式，并以“个案推进”的名义，否定高智晟发起的维权抗暴运动时，思想的交锋就无可避免。
“个案维权”之所以没有资格成为排它性的唯一正确的维权方式，是由于它没有能力从整体上改变极端恶劣的中国人权状况。
首先，中国十二万律师中，“维权律师”寥若晨星。据说，那位“著名”的伪维权律师在自我炫耀时曾讲，维权律师不过区区十余人。而“维权人士”在十数亿中国人中的比例可能更低。与之同时，由于暴政急速腐烂和黑帮政治化，官权对民权的侵害也不断加剧。当前之中国，可谓民冤蔽天，民怨沸腾。如果只以十余名“维权律师”，对多如香山秋叶的人权冤案进行“个案推进”，恐怕等到天荒地老，海枯石烂，等到冬雷震震，夏雨雪，等到太阳都白发三千丈，中国的人权状况也不可能得到改善。
其次，“个案维权”虽然是应当受到尊敬的个人良知行为，但却缺乏超越个案的对人权状况的整体性关注。因而，“个案维权”不可能揭示出如下真理，即中国人权被摧残的根本原因在于专制暴政的政治法律制度。所以，如果“个案维权”依照某些人的意志那样，成为唯一的维权方式， “专制政治法律制度是人权的死敌”这个基本事实，就将长久地被“个案维权”的狭隘眼界所忽视。
另外，“个案维权”既有具体性的优点，也有只见水滴，不见沧海的缺陷。“个案维权唯一正确论”还隐藏着这样的暗示——维权活动是只属于少数维权律师，以及所谓“精英”人士的领地。民间大量发生的群体性和个体性维权抗暴活动，由此被排除在维权活动的概念之外。
对于暴政，少数“精英”的个案维权，连疥癣之患也谈不到；允许其存在，不仅不会威胁暴政的生存，反而可以显示暴政的 “开明”。起自民间的维权抗暴运动则是暴政的心腹之患，暴政最畏惧的莫过于大量但分散的民间维权活动，形成统一抗争暴政的意志。“个案维权唯一正确论”的社会效应之一，正在于消解民间自发的维权活动发展为全民抗暴的历史运动。在此，暴政与“个案维权唯一正确论”的推崇者达到了某种默契，真可谓心有灵犀。然而，历史不会加入这种默契。
2006年维权抗暴运动以对于真理的自信和摧枯拉朽之势，扫荡伪类们设置的重重思想障碍，直奔历史的主题。历史的主题简捷而明快——普遍存在于民间的群体和个体的抗争活动才是维权的主体；唯有实现维护人权，抗争暴政的全民大联合，才可能对人权灾难的根源，即中共暴政，作出历史性否定。
虽然暴政在伪类们的思想协助之下，又一次用国家恐怖主义冰冻了大地，但是，全民维权抗暴的意志已经撒种在冰冻的大地之下。只待春雷再次震荡，便会展现出蓬勃的生机。
四、与伪类们的思想争论之二：关于“灰色生存原则论”
从“在中共法律范畴内维权论”，到“维权远离政治论”，再到“个案维权唯一正确论”，都有一个共同的基因，即对中共暴政表现出粘乎乎的软体动物式的政治柔软。而这种柔软的最主要的理论支点，便是“灰色生存论”。
在我的信息范围内，“灰色生存论”是海外一位伪类的倾慕者提出的。他运用暧昧的灰色来描绘伪类们的生存原则，乃是值得人们击节赞叹的神来之笔。
“灰色生存原则论”的灰色的灵魂可以简要概括如下：独立写作者应当同暴政妥协，和解，“良性互动”，要像善解人意的小媳妇一样时时揣摩暴政的心意，一言一行切莫越过暴政的底线，从而获得暴政赏赐的生存空间。
为生存而灰色。那么，灰色的生存是怎样一种价值状态？
灰色生存以暴政的容忍为前提。中共暴政是狡诈而精明的利害权衡者，它只会为更有利于维护专制的因素提供生存权。所以，伪类们灰色生存对暴政的损害一定弱于给暴政带来的益处，至少，暴政可以利用伪类们生机盎然的灰色生存显示其开明，掩盖中国的人权灾难，欺骗世界。有利于专制暴政，则必定不利于自由、民主、人权事业——这就是伪类们灰色生存原则的基本价值定位。
祸福相伴，利害相倚，关键在于人的选择。只有以灰色为策略，以自由、民主、人权事业为原则，灰色才有可能产生有利于真理的效应。遗憾的是，伪类们把灰色生存视为他们的生存原则。
暧昧的灰色模糊了自由、民主、人权事业同专制暴政之间的价值界限。伪类们则通过暗晦的灰色，为自己构建起一种惬意的生活方式。依托这种生活方式，伪类们在获得献给异议人士的尊敬和赞誉的同时，由于他们善解暴政之意，由于他们不断抛给暴政的飞吻和媚眼，由于他们对暴政小骂大帮忙式的不懈努力，他们也得到暴政的充分赏赐。
在暴政铁幕之下，伪类们可以被恩准拥有比别人更大的“自由言论”的空间，不会由于言论而如郑贻春、张林、力虹、严正学那样身陷囹圄；伪类们不会因为他们上书当局而受到高智晟所承受的政治迫害；伪类中的长袖善舞者甚至可以时常跨出国门，领略无限风光之余，向世界展示中共暴政对异议人士的“宽容”；体现伪类们意志的某网站，竟能够办得如王府井街头的公厕般热闹红火，似乎中国已经“自由”了。
伪类们和暴政之间已经形成一种政治生态链。伪类们给暴政提供“政治花瓶”式的服务，并在关键时刻，对真正挑战暴政的英雄进行思想谋杀；暴政则通过精巧而阴暗的政治运作，使伪类们保持一种特殊的名利双收的生存状态。
暧昧的灰色是伪类们灵魂的色调。伪类们，这个灰色的族群，把灰色生存原则奉为精神图腾，要走所谓“第三条道路”。他们炫耀灰色生存的“智慧”，试图让世界相信灰色是最华丽的颜色。当高智晟的生命展现出自由人性的灿烂之美时，当那灿烂的美感使属于伪类们的灰色如中国民族人格中的脓疮般丑陋时，伪类们便勃然迸发出鼠辈的愤怒，并以灰色的名义，诅咒高贵的英雄，诅咒自由人性的灿烂。
无论根据直接了解到的事实，还是通过逻辑的合理推断，都可以判定，确实有相当一批坚毅的勇敢者，故意为自己的生命涂上灰色，甚至黑色，以掩护他们为同暴政决战或者公开决裂而进行的准备。
他们所作的事，需要坚忍不拔的意志，也需要灵魂的深沉。这样的生命当然属于英雄的范畴。即使他们处于灰色的阴影下也是如此。
但是，他们绝不会如伪类们那样浅薄地炫耀灰色，把灰色奉为绝对价值，相反，他们心底里极端厌恶暧昧的灰色，而撕裂灰色，展示决战暴政的流光溢彩的意志，是他们全部生命的追求；他们更绝不会如伪类们那样，以灰色的名义，攻击、诬蔑、诋毁英雄，相反，他们一定会把与暴政公开决死战的英雄引为战友，引为知己，因为，公开决战暴政的英雄正是他们的理想。
在灰色掩护之下忍辱负重的英雄，同伪类们的原则区别就在于，伪类们爱恋灰色，依恋灰色，他们的骨头都呈现出霉变的灰色，他们谦卑的心就是灰色的，而英雄则在灰色之盾后，用烈焰焚心般的痛苦，铸造决战暴政的正义之剑。
伪类们为“灰色生存原则论”涵蕴的生存“知慧”而陶醉时，恰恰犯了一个简单而致命的智慧错误。他们忘记了，指鹿为马必需强权。伪类们虽有如簧之舌，却尚缺乏强权，所以，他们要让历史相信阴晦不洁的灰色最为高贵美丽的努力，最终只能枝枯叶败。
五、在伪基督徒傲慢的后面
两个渺小神棍自我膨胀式的傲慢，竟展现出2006年最富戏剧性的卑鄙。这也算得上一次中国人性丑陋的奇观。
小神棍们先以上帝的名义排斥著名维权人士会见美国总统布什，理由在于，他们同美国总统的会见是“主内兄弟”的神圣精神团聚，非“主内兄弟”没有资格参与；会见布什时，小神棍们又声称，他们与以往“民运”人士的最大不同，在于他们有“信仰”——在小神棍的意念中，其它宗教以及自由的信念，都不配成为信仰，唯有他们刚刚投靠的基督教才是“信仰”。
命运就这样滑稽地将两个白白嫩嫩的丑角，放在时代聚焦灯的强光下，展示给世界，并让历史不得不厌恶地记住一种丑陋的傲慢。这种丑陋的傲慢后面，除了猥琐的人格之外，还有更沉重的精神原因。
伪类们以基督教文明的名义对中国文化的轻贱和蔑视，构成了两个小神棍此次裸露傲慢的精神原因之一。从断言中国需要经历数百年殖民地的卑贱命运，到“不做龙的传人，只做上帝羔羊”的宣言，都在重复着这样一种判断：中国文化应当对中国现代的堕落负文化的责任，而文化责任比政治责任更具终极性。但是，伪类们的这个判断在基本历史事实上就悖逆真理。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这个箴言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整体上背叛良知，并与腐败的专制权力结成政治黑帮同盟。但是，无论任何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都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具有强烈的影响。近代史上，比中国现实命运的堕落更深刻的历史悲剧在于，即使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也被文化失败主义彻底击垮，完全丧失以创造性思维和意志，应对命运挑战的能力，而只懂得向西方学习。
在严酷的命运挑战前丧失创造性思维的能力，对于知识分子是耻辱，对于国家和民族则是灾难。创造性思维是自由的前提，没有创造性思维为前导，不可能达到自由。丧失了创造性思维意志的学习，不过是猴子式的模仿，不过是精神乞讨的过程。真理与精神乞讨无缘，精神乞讨只能得到命运廉价的施舍。
果然，中国知识分子经过无数次努力，最终乞讨到的却是西方的极权主义，而且是向中世纪千年黑暗回归的极权主义——马克思主义。
中共官僚集团从产生到垄断国家权力的过程，也是中国逐步沦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精神殖民地的过程。中共建政后发动的每一次思想文化整肃，其锋芒都首先指向中国文化，其目的都在于深化中国作为西方极权主义文化的殖民地的程度。中共官僚集团最近表现出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基础被其罪恶的实践摧毁之后，暴政的无可奈何的文化统战阴谋，而其不变的政治意志，仍然在于强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殖民地的地位。
事实如此简单而明确：现代中国的一切社会悲剧都是在西方极权主义文化的铁血统治下发生的。尽管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某些专制文化因素，为西方极权主义主宰中国命运提供了支点，但是，西方极权主义文化才是现代中国的罪恶之源，才应当对现代中国的所有人权灾难和人道悲剧负责。
然而，伪类们的思想范畴内，却难于找到对西方极权主义文化根源和背景的深刻讨论与批判，相反，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轻贱和诬蔑却显示出刻骨铭心的敌意。伪类们根本无视简单而明确的事实——对现代中国的罪恶、苦难和精神堕落负责的，主要应当是来自西方的极权主义文化，而不是中国传统文化。那么，是什么蒙住了伪类们原本就缺乏思想敏锐性的眼睛？我想，使他们失明的，根本上还是民族文化失败主义意识。伪类们浅薄的傲慢根植于深刻的自卑。
为了在“没有信仰”的国人前炫耀宗教傲慢，伪基督徒门创造出另一个思想谎言：基督教文化是近现代民主、人权理念之母。依据这个谎言，他们要求把神州变成“上帝之洲”。而为揭示这个思想谎言的拙劣，只需简单回顾历史。
基督教创生之初是一个被摧残的精神群体。但是，从基督教成为国教之日起，它就开始了由信仰的殉道者，向精神摧残者蜕变的过程。基督教的神权统制造就了中世纪的黑暗。绝对精神专制的黑暗，湮灭了古希腊文化中最具自由人性的理念。照亮那千年精神暗夜的，唯有火刑柱上燃烧的自由思想者的生命和灵魂；为实现基督教的世界神权统治而发动的宗教战争，构成历史的一个血腥的主题。
基督教由圣洁的信仰殉道者转变成精神屠夫和战争之源的悲剧，论证了一个真理——任何精神价值，即便是神圣的信仰，只要同专制权力凝结在一起，就会变成精神的摧残者，变成自由的敌人。而中世纪的黑暗，正是西方极权主义的文化策源地之一。
在马克思极权主义与中世纪基督教神权统治之间，可以发现明确的历史传承的线索：两者都设立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真理；两者都设立最终的理想境界；两者都建立铁血权力与绝对真理的神圣同盟；两者都实行严酷的精神统治和思想裁判；两者都试图实现对全人类的精神统治。
当然，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至少有一项原则区别，也许正是这一区别决定了，马克思极权主义最终必定被人类历史埋葬，埋葬时也不会有葬礼，而基督教则在自我改造之后，有能力继续为人类提供精神价值。这项区别就是，基督教的精神本源在于对人类的爱，而马克思的精神本源在于仇恨。
黑暗发展到极致就会被光明所否定。从“文艺复兴”运动中涌现的人文主义理念，在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名义之下，创造出以人为本的自由精神，并首先在心灵的战场上赢得了对基督教神权专制的胜利，而心灵的胜利又外化为现实的历史命运。这是人权对神权的胜利，思想自由对精神专制的否定。
与之同时，基督教也放弃了同铁血权力订立的千年盟约，以及对全世界进行精神统治的意志，通过改革，使自己适应民主时代人们对精神信仰的需要。历史发展的轨迹清楚表明，近现代的自由、民主、人权理念，源于被基督教中世纪黑暗吞噬的古希腊文化的复活，当然，那种意义上的复活更接近辉煌的精神创生；基督教文化不是自由、民主、人权理念的承载者，基督教只是经过自我忏悔式的改革之后，才在民主制度之下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伪基督徒制造民主源于基督教文化的谎言，既是为了以普世真理的资格，支撑起他们的宗教傲慢——这种傲慢构成了他们浅薄生命的最后自信，也是为了实现将神州变成上帝之洲的宗教野心——以“民主”的名义，建立基督教唯一的绝对真理的地位。
但是，需要谎言论证的愿望不可能实现。
中世纪的黑暗已经湮灭于虚无，而火刑柱上思想异端者的身体中升腾起的火焰，将永远烧灼人类的良心。那是不会被忘记的万年之痛。良知的疼痛将时时提醒人类记住属于“绝对真理”的恐怖和罪恶。
未来的自由中国必定拒绝任何一种精神信仰的唯一绝对真理的地位，多元文化和多种精神的并存，将成为自由中国的自由标志；精神自由是未来中国的国魂和绝对价值；任何宗教都不得谋求对精神信仰的垄断，任何精神信仰都只能以精神魅力和对真理的理解吸引人，任何通过宣扬歧视、仇视其它精神信仰为自己赢得荣耀的行为，都是违反现代法治精神的——上帝也必须遵守法律。
虽然中国伪基督徒的宗教傲慢和中世纪神汉式的宗教野心侮辱了基督精神，可是我仍然对中国地下基督教会的信徒们充满崇敬之意。他们半个多世纪以来追求精神信仰的努力，构成了当代中国自由精神史和中国苦难史的主题之一。
自由是我的图腾，虚无是我的宗教，诗意之美是我心灵的渴望——我是我自己精神的立法者，我是我自己心灵的主宰，我有属于自己的生命哲学。不过，每次有机会注视十字架，注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头戴荆棘之冠的圣者，我铁石的心都会蓦然沐浴在滚滚泪涛之中。十字架上的圣者，这对人类苦难所作的神圣献祭，这基督教精神的象征所展现出的悲悯生命苦难的博爱，乃是人类精神的一种美的极致和圣洁的极致。会有无数堕落的灵魂因属于基督的博爱而得到救赎，基督则将由于对人的灵魂的救赎而永生。
行文至此，我愿以至诚之意训诫伪基督徒们：在忏悔中净化你们被污秽欲望所充溢的心；唯有如此，你们的存在才不会再构成对基督精神的侮辱，你们罪孽的生命也才可能得到救赎。
六、伪类们的人格特征
行为是人格的外化；行为的卑鄙源于人格的卑鄙。为了记住2006年的卑鄙，就不能不屏住呼吸，审视伪类们的人格。
伪类们人格的本质在于对灵魂的绝望。他们的心中既没有夏夜的满天繁星，也没有崇高的道德准则；他们不相信高贵，不相信纯洁，他们丧失了生命的神圣感。
伪类们犹如一群不断被命运之鞭抽击的无家可归的野狗，每日每夜都在生命的坟场中和生活的废墟间游荡，苦苦寻找尘世的名与利——他们渴望世俗的赞扬与奖赏，渴望来自外在者的肯定，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心灵没有信心。
极端的自卑和膨胀的生命野心，如两条交配的毒蛇，以灼热的情态，紧紧扭结在伪类们的人格之上。天纵英才必定真实而狂放，虚伪者则大都缺乏横溢之才华。伪类们作为文人，没有能力创造传世之作，作为思想者没有能力创造真理，作为人权活动者没有能力创造惊世骇俗的业绩；他们缺乏天赋的生命注定只是一个俗物，他们由此而自卑。但是，这群俗物却又焦灼地渴望成为大师，成为思想的立法者，成为社会活动的明星。能力与生命野心之间的巨大反差时时在血淋淋地撕裂着他们颤动的人格——这是伪类们深刻的生命悲剧。
才华满足不了野心的需要，伪类们便只能用小政客的方式，为自己构筑名与利的巢穴，并在其中自欺欺人地体验生命的成功感。如果有谁由于命运的不幸的偶然性与伪类们相遇，必定会感到令人窒息的俗气迎面扑来，而小政客式的风格则必定如大片红斑狼疮，从伪类们的人格间触目地呈现出来。
伪类迷恋灰色，是因为这个族群的心灵阴暗如晦。任何美丽的生命存在，经过他们阴暗心理的折射，都会产生猥琐而丑陋的变形。由于丧失了相信高贵的能力，他们只好炫耀精神自虐式的谦卑；由于丧失了相信圣洁的能力，他们的生命观念阴沉而污浊。
伪类们仇视生命；他们对美丽、高贵、自由、圣洁的生命的全部仇视，都集注于英雄人格。英雄无可避免地被伪类们视为天敌。因为，在英雄生命的壮丽之美的映照下，伪类们披着灰皮的生命就是一堆垃圾，一次猥琐的失败，一项鸡毛蒜皮的存在，一个肮脏的零，一声污秽的叹息。如果承认英雄的价值，伪类们灰色的存在，从最简单的生命审美的角度，都彻底失去意义。所以，伪类们不能不恶毒地诅咒英雄，不能不试图用诅咒抹去英雄与庸人之间的界限。但是，伪类们的努力是徒劳的。
现代法治精神确认所有人之间法律人格的平等，那是为了实现法的正义。但是，法的正义只在法的范畴内是真理。在生命哲学的王国中，人的哲学人格永远不会平等。高贵者与卑鄙者、心灵光明的圣徒与心理阴暗的市侩，堂堂英雄男儿与结结巴巴的谦卑的小动物，诗意如花的灵魂与俗不可耐的庸人——只要人类还存在，这种哲学人格的分野就不会消失。承认哲学人格分野的时代才是勇敢而真实的时代。
最后还需要指出，伪类们卑鄙之余，亦有令人恻然之处。可能很少有人意识到，伪类们还是最为痛苦的一族。有哲人说，嫉妒是一种最邪恶的情绪。这是对的。但是，哲人没有说出另一项真理——嫉妒会给嫉妒者带来无尽的痛苦。
伪类们干枯的心每日每夜都被嫉妒的毒焰烧灼着。他们那一颗烧焦的心，嫉妒英雄，嫉妒天纵英才，嫉妒一切比他们优秀或者比他们幸运的人。在嫉妒焚心的剧烈痛苦中，伪类们焦虑欲狂，寝食难安，如地震前之鼠群，四处窜奔，惶惶不可终日。人生至于此种境界，可谓生不如死。
对伪类们的人格作片刻的审视，都会令人类丧失对生命的信心。但是，我们无法回避这种对丑陋的审视。因为唯有越过伪类们人格的废墟，才能在辽远的天际发现对人的希望。
从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将重建美丽的人格作为价值目标之时始，每一个自由文化运动的成员就承担起比太阳都沉重的艰难。为了高贵的文化精神不死于以伪类们为经典表述的人格堕落，理想主义者必须接受这种艰难的挑战。理由只在于，理想主义者对美化生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结语
撰写此文之际，得知暴政判处高智晟缓刑。暴政通过判决书上的“有立功表现”等语句，以官方的名义“证实”此前伪类们流播出的内部消息。与之同时，伪类们则如服了过量的摇头丸，在诬蔑高智晟的舞池中，更加放荡无羁地展现他们丑陋的生命冲动。但是，只有愚蠢至极者才会相信靠谎言和国家恐怖主义而存在的暴政，及其思想走狗。
评价文学大师或者思想大师，最终的依据是他们的作品，而不是他们的肉体。因为，作品是灵魂的载体，肉体不过是现象世界中的存在方式。毫无疑问，生命的价值在于灵魂。对高智晟的评价，也应当如此。维权抗暴运动就是高智晟心灵的创作。
2006年维权抗暴运动已经超越时间，升华为自由的史诗；高智晟发起维权抗暴过程中展现出的人性魅力、道德良知和源自真理的勇敢，则使高智晟无可争辩地成为自由史诗之魂。
对处于堕落时代的堕落的中国，高智晟创作的自由史诗和英雄人格的壮丽之美，是引领中国走出堕落的希望，是值得供奉在命运之巅的宝贵的精神财富。然而，伪类们却同暴政一起，试图摧毁属于中国的希望和精神财富——暴政用专制的铁手，伪类们则用蜥蜴般的长舌和无耻的笔。
伪类们以“言论自由”的名义，为他们诬蔑高智晟，作正当性辩护。但历史不会接受他们的辩护。当自由的英雄与中共暴政 ——这个冷血的反人类罪犯罪集团，进行思想决战之际，伪类们却与暴政同仇敌忾，极尽宵小之徒之所能，肆无忌惮地攻击英雄。伪类们的此种行为，证明他们是反人类罪犯罪集团的思想走狗。正是这个反人类罪的犯罪集团，用铁血手段剥夺了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伪类们协助暴政，实际上使自己成为“言论自由”的敌人。
2006年维权抗暴运动已经确立了高智晟的精神价值。这个精神价值独立于高智晟今后的命运，并将成为中国自由、民主、人权事业一个象征。无论暴政用屠刀，还是伪类用舌剑，都无法斩杀高智晟的精神价值。即便他们今后能用专制铁幕窒息了高智晟的声音，高智晟创造的精神价值也会超越高智晟的生命，在历史之巅，不断呼唤全民维权抗暴的大风暴，直至暴政颓然崩溃。
高贵为高贵者赢得了不朽的荣耀；卑鄙者继续依托其卑鄙维持卑鄙的存在。中国的命运仍然在孤独的高贵和横流的卑鄙之间艰难地蹒跚而行。
中国，你何时才能重新选择高贵。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