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两个月中，我一听到“大国”与“崛起” 就感到厌倦，就像之前“创意”这个词给我的感觉，它们甚至令我产生了生理上的不适。信息的繁荣与泛滥，带来了两种后遗症：容易厌倦和容易遗忘。在小说《1984》中，乔治·奥威尔谈到了极权主义者通过删减词汇来控制人们的思想，词汇的减少限制了所表达的深度与广度。而现在，技术革命所带来的传播方式，可以高密度与高频率的重复同一种思想、同一个词汇，它的结果多少有点像是王小波曾经描绘过的那个苏联外交官，在连续看了两百场《天鹅湖》后，每当听到柴科夫斯基的音乐，他就烦躁不安。
我喜欢公共讨论，我钟情的作家与知识分子，无一不是那种深刻的卷入公共生活的人物，这正是一个健康社会的表征，知识用来指导行动，启蒙则是一个必须的步骤。我总想象着伯特兰·罗素在通过BBC的向全球5亿听众讲述他对世界的思考的场景，以赛亚·伯林语以他特有的流畅与吞音向公众讲述黑格尔，或是A.J.泰勒在电视屏幕上与人讨论当下政治活动的历史意义……
公共讨论的前提是，这个社会拥有多元的价值观，它还必须拥有某种共识，遵循某种游戏规则。讨论目的不是为了给出一个既定答案，世界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对于问题的深入探究能力。公共讨论是培养每一个卷入其中的人独立思考的能力，而非加固他们既有的成见（尽管结果经常如此）。我也从来不相信公共讨论中存在平等，不平等的来源不是来自于权力、名声，而是洞见。如果你缺乏这种洞见，你最好保持沉默，洗耳恭听。任何辩论参与者，唯一可以代表的立场只是他自己，他要相信自己独特的经验是具有价值的，况且，每当一个人试图代表一群人说话时，他的声音就会显得多么煞有介事和缺乏真诚，如果你的声音引发了普遍的共鸣，不是因为你刻意想代表他们，而是你的独特经验恰好具有普遍性。
我刻意地富有逻辑的写了这么长的一段，是因为我越来越难以容忍那种质量低劣的公共讨论四处泛滥。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开始沉湎于那种语言的泡沫所带来的快感，而这种泡沫麻痹神经、窒息思想。一种普遍性的情绪已经越来越显著，人们看似说了很多，却好像什么也没说。中国社会突然从一个信息极度匮乏的社会，变成了一个信息过剩的社会，前者因为信息过少而无法建立思考的基础，而后者则因为在思考的能力和基础的价值观在形成之前，就被信息冲垮；仅仅二十年前，我们还在谈话中过度谨慎，而现在每个人都担心自己说得不够……
线性的逻辑是多么幼稚。一度我们以为，只要自由表达了，就必然会涌现出新的思想，只要信息流通了，我们就可能加深对事物的理解。但是，真实的情况比想象的复杂，社会是一个精密的仪器，每一个零件都必须有其功能，它才可能精确运转。按照经济功能，中国已是一个由不同分工构成的多元社会，但是，在思想层面上，它却仍是高度单一化的。
单一的思维缘于很多原因，它既与中国漫长的专制传统有关，也与共产党所带来的更加严酷的思想约束有关。被孙中山一代哀叹的“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在借由现代意识形态、广播与大众阅读的洗礼，到了文革时代变成了“情感热烈、偏狭的群氓”，如今，我们正目睹了它以新的形态出现，因为借助了新的技术手段，人们以为自己变得无所不知，充满了新的自负。很多时刻，参与公众话题辩论人的口气，令我想起了波兰诗人切斯拉夫·米沃什对“现代文盲”的定义“他们会读，会写，甚至还在大学、中学、小学里教书----在他们的脑海里，历史虽然是隐约存在的，可是却混乱不堪。莫里哀变成了和拿破仑同代，伏尔泰则变成和列宁同时代”。
中国在分享全球的经济增长、宜家加居和Windows操作系统的同时，也在分享全球正面临的价值体系的混乱。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与西欧为代表的西方是中国学习的榜样。他们提供清晰的目标，而世界其他国家则通过摹仿，而提供改善自己的动力。如果运气好，意志坚定，一个国家可以将摹仿转化成一种新的创新，比如日本。但是如今，清晰的目标不在了，西方世界甚至开始否定自身。我记得布热津斯基的说法，明确的历史进程感如今消失了，人们生活在一个压缩的世界里。
或许在全球范围内，除了印度，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体现这种压缩感。这种压缩感带来了极为新奇的体验。昨天，我还在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上读到一则新闻，重庆奉节县朱衣镇的谣传说，为了建造一段高速公路，工地方将在当地寻找18名12岁以下的童男童女献祭，填埋于桥墩之下，以确保众多高架桥的稳固。我当时第一反应是孔飞力笔下的乾隆年间的“叫魂”事件。这则新闻所映射出心理，也同样真实的属于那个被热烈的谈论的已经震撼世界的中国故事的一部分。
这种情感与思维上的压缩感，使得事物不仅不是非黑即白，而且灰色地带越来越多，这使得公共讨论必须带有更细微的观察力，更为精确的表达。这与我们已经长久习惯的“口号式”讨论，截然不同。这对于理应对公共讨论提供深度与角度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更迫切的挑战。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一方面，他们仍遭遇来自政治的强大压力，另一方面则面临各种诱惑以及这些诱惑代表的新的专制力量，为公众的选择唱赞歌，为商品赋予它们缺乏的意义……当消费主义和极权主义结合到一切时，它们的释放的力量是惊人的，它们一方面摧毁你，另一方面又消耗你、诱惑你。就像诗人北岛在形容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面临的局面时所说的：“权力与商业化的共谋，娱乐的泡沫引导着新时代潮流，知识界在体制陷阱中犬儒化的倾向，以及汉语在解放的狂欢中分崩离析的危险。”
很显然，这一代知识分子在面临这种新挑战时，一败涂地。公共讨论，总是不自觉得演变成宣传口号和语言上的狂欢，最终化成泡沫消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