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法新社2006年图片）
去年初因为揭发上海社保基金遭违规使用而被禁止在上海主持电视节目的香港经济学者郎咸平，近日首次在香港公开演说，批评现今中国是一个人吃人的原始资本主义社会，他呼吁中国领导层要持续大力打击贪污腐败的情况，建立追求公义的法治社会，否则后果不堪想。
原籍山东，一九五六年在台湾出生的郎咸平，一九八六年获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之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等多所学府任教，一九九四年移居香港，担任中文大学财务学系讲座教授。二零零一年起，他开始研究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问题，并经常在中国的大学和媒体发表评论，郎咸平曾点名批评格林柯尔、科龙等几家较大规模的转型国有企业产权流失严重，导致中小股民利益受损等问题，并倡导建立一套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他的言论在大陆引起巨大反响，网路上更得到不少网民支持，称他为“郎监管”。
去年二月，郎咸平原本在上海电视台财经频道主持的评论节目《财经郎闲评》突然停播，多个支持他的网站亦被查封，他相信是由于他在节目内批评中国的贪腐问题，及揭露上海社保基金遭违规使用的情况。自此郎咸平沉寂多个月，直至上海原市委书记陈良宇去年九月因涉嫌贪污被中央免职及审查，郎咸平再度公开发表评论，提出更宏观的改革建议。
郎咸平在香港的首次公开演说中，批评中国廿多年来，单一发展经济的改革方式是错误的，令到改革成本由全民负担，但改革带来的庞大收益则落入少数官员和企业手上，中国正经历欧洲在工业革命后贫富悬殊的惨痛教训，下一阶段的改革方向，应该以“公平为先，效率次之”。西方国家经过马克思主义的冲击，早已经发展成追求均富公平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而邓小平当年在社会主义的环境中提出“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背后的原则应该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可惜中国政府一直缺乏实际有效措施来达到这个目的。只求效率市场化的改革使得著名的企业几乎无一漏网，都是盗窃国有资产，把失业的国企工人推向社会；而医疗改革市场化，令大部份老百姓看不起病；教育改革市场化，令穷家子弟往往因财力不足而失去升学机会。
郎咸平表示：中国政府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认识太过肤浅，不知道背后的成功原因，经济方面，以为大规模引入外国企业、让人民币汇率浮动等措施，就是国际化。以零售业为例，正由于法制化的缺失，导致不少跨国零售巨头在中国市场上采用“零售倾销”，即是以不赚钱的方式实现迅速扩张，几年后中国本土的零售业便会失去竞争力。此外，中国不应该推行浮动汇率，因为中国尚未有外汇操作的高手，为什么美国、日本、欧洲可以搞浮动汇率，因为他们的公司都有外汇对冲机制，而中国的公司却不懂，所有的风险由中国的企业家来承担，这是既危险又不公平。
郎咸平指出：中共在四九年掌政后，对宗教和农村社会的破坏，也是导致现今中国人道德沦亡，为求致富不择手段的原因之一。古人说“抬头三尺有神明”，中国这一代人却是五千年来最不敬鬼神的一代，像制造假奶粉等极恶劣的行为都有人做出。此外，土地改革将地主阶层一扫而空，但是地主阶层，也就是以前的乡绅，在中国文化中是礼教的维护者。以往封建时期的修桥、铺路、建学校、建庙宇都是他们负责，当中大部分都是致力积德行善，而非中共单方面描述的剥削形像。可是地主阶级不分好坏地全部清除，其结果却使得广大农民不知何为礼教。当一个民族大部分人都不知廉耻，一切向钱看而无所畏惧，会十分可怕。
郎咸平说：中国的贪污腐败问题已经连中国的粮食价格亦受到影响，如果中国政府不决心打击贪污腐败，基层人民生活势将进一步受到击冲。去年秋天中国粮食丰富，可是粮食价格不跌反升，全国大中城市面粉价格涨幅超过百分之十，食用油的价格涨幅更超过百分之二十，这个奇怪现象的深层次原因，乃是腐败势力为牟求私利而人为抬高粮食价格，然后用公帑投资到房地产等可以赚快钱的项目去，政府要透过发行钞票的方法来解决财政开支，以致国家经济出现结构性危机，而粮油的大幅涨价，就意味著储蓄资产相应贬值，通货膨胀恶性出现，比起高房价更有杀伤力。
郎咸平认为中国人的民族性较浮躁、爱取巧、缺乏自律，这种民族性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阻力，因此在现阶段，由一批开明精英组成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推行法治制度，会较适合中国的国情。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一旦地方分权，地方官员和商界便会互相勾结，为著地方的利益无恶不作，令老百姓的情况更悲惨，上海的陈良宇案便是很好的例子。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先由中央推动法制建设，树立法治精神，有了这样的准备功夫，之后再进行其他政治经济改革，会更为有效。
郎咸平在结束演讲之前，问在座的一百多名听众，究意想留给下一代什么东西，是否一个堕落社会、一个腐败的体制呢？中国的未来是每一个中国人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