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26日14时许，我在家中接到一位同事的电话，说（大意）：邬书林同志是个好人，你们之间有误会……那个会上，他没点你的名。其实，不用托人带话，我早就知道邬先生是什麽样的人。
2006年，邬先生在出版社总编培训会上说：“我是黑白两道都有人。我刚才接了一个电话，就是×××打来的……”随后又说：“你们要让我不舒服，我就先让你们不舒服。”当下我被侵害，是不舒服了，但你也未必舒服。至於“黑白两道”的话，别忘了我是坐了十年大牢的。您能吓唬总编们，对我可不灵。
“我没有点你的名”，这是邬先生私下带话的重点。看来，我需要再重复一遍您的讲话（某些字句比我1月20日的「声明」有所补充）：“这个人的思想有问题。我们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稿子走了好几家出版社，都没敢出，你们（指湖南文艺出版社）还真敢出，胆子也太大了（一说太猖狂）……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接着便是对该社的惩处（摘去优秀出版社称号，削减20％书号配额等）。在那样一个场合，用那样的话语，又针对那样一个出版社，您所说的 “这个人”不是我是谁？那本书不是《伶人往事》又是哪一本？用我从事的戏剧专业术语来解释，就叫“规定场合、规定情景中的规定人物”。即锣鼓一响，胡琴一拉，梨园行的人就知道：这是一出什麽戏，角儿是谁了。您是政府高官，已经亮相，就别赖账。
邬先生若问这些话，我是怎麽知道的？“朝廷小，江湖大”这是从前的话；“政府小，社会大”乃是今日之现实。“进得衙门是官员，出了衙门是百姓” ——这是现在很多官员的行为特点，您该知道吧。衙门里刚刚发生的事儿，他们能当信息、当聊天、当谈资都说了出来，其中还隐含着自己的感受与判断。这是常识，也是人性。您要明白，为了升官发财、胡作非为，却能密不透风、一手遮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您还说：“这个人的思想有问题。”请问：您是不是要搞文字狱？我的思想有问题与你何干？犯法，有国家的法律、法院管。犯错，有我所在单位过问。您管得着我吗？宪法给你什麽权力来管我的思想？这是侵犯我的基本人权，所以您应当公开道歉，并承担法律责任。
最后，再来说“查禁”。根据我的切身经历，现在实施的查禁分速禁、缓禁两种方法。我的第二本书（《一阵风》）刚印完，即封在库房，这属於速禁。我的第一本书（《往事》）则是缓禁，即“卖完了就别再印了”。其实，缓禁的同时也在速禁。我这里就有一张浙江某市查缴《往事》的收据。这第三本（《伶人》），上边专门发了个通知，说（大意）：网上流传的查禁八本书的说法严重失实。偏偏就在刚才（1月28日下午6时30分），一位姓戴的先生从张家港市打来电话，告诉我：他们那里的一家民营书店已接到通知，要收缴几本书，其中就有《伶人》。香港一位资深记者1月17日给上海某大报写了篇文章，里面提到我去年12月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演讲。很快，上海某大报打来电话说（大意）：《伶人》刚刚被禁，“章诒和的名字不能见报”。看来，我真个是书被禁、人被封。您的上级发通知说没查禁书，您却要查禁。您这不是扇他们的耳光吗？
一切都很明了。您——是您个人将我看成思想犯，剥夺我作为一个公民的言论出版权利，您在公然蔑视宪法。否则为什麽不按照法律程序，而是像现在这样干些鸡鸣狗盗之事，连自己说了的话都不敢承认？还是“声明”里的那句老话：查禁我的书需要公开、公正、独立的司法程序。我特聘请一个法律顾问团。首席顾问张思之先生，另有浦志强律师、付可心律师，其他律师暂略其名。他们会依法尽力维护我的权利。
邬先生，我讲了这麽多，我与您之间有误会吗？基於我对您的了解，事态还可能会起变化，但我的立场不会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