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涟是香港大学计算机系博士高材生，曾任职澳门科大助理教授。
王涟，200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香港大学计算机系后，被聘为澳门科技大学助理教授。然而2006年9月12日，他被中共珠海国安局特务绑架，在高压迫害和精神洗脑后，被迫当了中共特务，其特殊任务就是“搞垮香港大纪元”和“尽快搞垮香港大纪元”。
几年来，中共特务对香港大纪元的破坏一直没有中断过，从早期中共利用黑社会流氓手段威胁香港媒体，一度使大纪元时报无法找到承印商；到香港大纪元自行创办印刷厂后，中共派流氓砸烂印刷厂的电脑制版机，再到胁迫大纪元报社核心技术人员做特务，企图从内部份化搞垮香港大纪元。
在经历了一系列生不如死的精神折磨后，王涟并没有屈服，勇敢站出来，公开揭露中共特务的罪恶勾当。王涟表示，希望用他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中共迫害法轮功手段之卑鄙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他同时也希望那些跟他有类似经历的人，能真正为自己的未来着想，靠出卖自己换来的只有无尽的痛苦，唯有坚守原则，摆脱恐惧，放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自我陈述
我叫王涟，1974年4月10日在中国武汉市出生。
我在1996年从武汉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毕业后，到香港大学计算机科学系读硕士学位，而后于2000年开始在同一位导师的指导下修读博士学位，直到2004年6月完成博士的学习。从2004年9月到2007年1月我受聘于澳门科技大学资讯科技学院任助理教授，为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授课，并指导两名硕士研究生的学习。
中共花费数年时闲暗中调查我
1998年9月我在香港开始修炼法轮功，1998年底我和另外一个法轮功学员在香港大学月明泉建立了一个炼功点。我们每天早上在那里炼功， 直到2002年9月份我因为搬家，没有再去那里。1999年7月中共邪党开始了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我没有放弃，仍然坚持修炼。我在香港参加了许多香港法轮功学员抗议中共镇压法轮功的活动。例如：游行、请愿、功法表演、SOS紧急救援步行等，也利用个人时间在街上发法轮功真相传单，打电话到大陆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
2001年9月，香港大纪元时报正式成立。我担任编辑，并和另一位法轮功学员A（名字略去）一起做电脑技术方面的工作。由于我2004年9月开始在澳门上班，所以我辞编辑一职，仍参与部份技术方面的工作，直到2007年2月5日。在这期间我也参加了反对23条大游行、声援退党游行、散发《九评共产党》、声援高律师请愿等。
因为香港移民局和中国国务院香港和澳门事务办公室发给我的学生签证2002年底到期，而我的学业当时还需要大约一年才能完成。 为此，我在2002年下半年向香港移民局和中国国务院香港和澳门事务办公室申请学生签证延期一年。香港移民局很快批准了我的申请，而中国国务院香港和澳门事务办公室却迟迟没有回音。
后来我母亲请北京的一个朋友去打听结果，这个朋友见到了负责审批学生签证的官员，他告诉我母亲的朋友，“其他人都可以延期，就是王涟不行，因为他修炼法轮功！”（早在2000年8月，我从香港罗湖口岸进入深圳时，在深圳海关因被查出法轮功书籍而被关押一天。） 就这样，我不得不在2002年底离开香港，回到武汉。
因为我的妻子是香港永久居民，于是我可以在武汉本地申请三个月的探亲签证到香港，而无须到北京向中国国务院香港和澳门事务办公室申请，就这样在反复探亲中我最终完成了我的博士学习。
根据有关法令，我将在和妻子结婚5年后取得香港永久居留权，我们2002年7月结婚，这意味着2007年7月我就不用在申请任何探亲签证就可以自由出入香港。正当我向往这一天只有10个月就到来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在广东珠海拱北海关被绑架
2006年9月12日中午，应学校要求，我到珠海去商量一个合作研究的项目，在过拱北海关的时候被扣留在海关的拘留室。两个小时以后，大约十个人走进拘留室，有的穿警察制服，有的着便衣。在确定我的身份后，蒙上我的眼睛，解掉我的皮带，收走了手表和手机，把我劫持到一个面包车内。不知过了多久，我被推进了一个房间，当我询问他们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来时，他们不回答我的问题。又不知过了多久，我被蒙上眼睛推倒另一个房间，房间的窗户被钉死，并拉上了厚厚的窗帘，还架设了摄像机，有三个人坐在审问台前后，台前的一张小凳就是我接受他们问话的位子。
这三个人向我表明他们是广东省国家安全局珠海分局的人员。我问他们，“为什么把我绑架到这里？”他们说：“你清楚你自己的问题。” 我说我不清楚，他们在推脱了一会说：“因为你修炼法轮功，更因为你为香港大纪元时报工作。”
接下来，他们说对我实行监视居住，而且就居住在这个审问我的房间，也就是说，吃饭，睡觉，大小便，洗澡都在至少两个人的监视下完成。我问他们：“监视居住我多长时间？”他们说，“短的一天，长的半年，不过半年后还可以再来半年，再来半年，直到我们认为合适才解除。你不要忘了，我们是国家专政机关，我们有权力这样做。”
我反问他们，“修炼法轮功是我个人的自由，因为法轮功教我做人要‘真，善，忍’ ，修炼法轮功后我身体变好了，心态平和了，朋友们都信任我，都知道我是好人，这有什么问题呢？至于说我为香港大纪元时报工作，我的工作完全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内进行的，完全符合香港的法律，我并没有在大陆为香港大纪元时报工作，又有什么问题呢？而且我修炼法轮功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你们为什么现在绑架我呢？我今年7月回武汉探望父母为什么没事？”
他们拿出厚厚一本A4大小的纸张说：“我们调查你已经几年了，这里都是你的材料，我们是专政机关，想什么时候抓你就什么时候抓你，你以前进来没抓你是时机不成熟，但是你每次进来是什么时候，干什么我们都知道。修炼法轮功不是什么信仰自由的问题，你被骗了，我们要让你知道该信什么不该信什么，这是政府的责任。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你就应该听政府的，政府没镇压之前你可以信法轮功，政府镇压了之后你就要听政府的话，马上退出。你要早退出了，我们也就不抓你了。至于说你在香港为香港大纪元时报工作，你认为不违反香港的法律，但香港同样是中国的领地，攻击共产党就不行。香港大纪元时报现在是敌对组织，我们迟早会除掉这个组织。”
“散发《九评》资料就可以判刑”
他们又说：“散发《九评共产党》的资料就可以判刑，而你为香港大纪元提供技术支持，保证其能正常的运作，以致《九评共产党》的资料大量的撒播，你的罪不小啊？另一方面你还为香港大纪元时报建立网站，都不知道有多少人通过这个网站看到了《九评共产党》，是枪毙你好呢？还是下半辈子让你在监狱里待着呢？”
听到这里，我有些害怕了，他们也看出来了，所以反复对我强调我犯了滔天大罪，死不足惜；同时又不断提醒我：“你还年轻，读了博士，在大学教书，一个月二万块钱，不容易啊，想想你的父母，想想你的妻子，儿子。如果你真的被枪毙了，或者关进监狱出不来了，他们怎么办呢？你自己的前程呢？”
在他们的反复威逼下，我真的害怕了，我那老父老母，我的妻子，两岁的孩子，我的工作，一切的一切不停地在我脑海里翻滚。他们并不给我喘息的机会，他们要我详细讲述我如何开始修炼法轮功，为香港大纪元做了什么具体工作。
在问答中，我发现他们对我的了解非常的多，非常的可怕。我不知说什么好，其实我讲什么有什么意义呢，他们好像什么都知道。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就是通过问那些他们知道答案的问题来撕裂我的心理防线，让我崩溃。由于我第二天早上要上课，他们要我给学校发一封请假的电子邮件，谎说是证件有问题，要滞留珠海，以免学校怀疑。
不知是几点，他们说：“今天就到这里，你吃点东西，好好想想你的问题。” 他们离开后，面对食物，我没有一点胃口，我的身体已经很疲劳了，但头脑中却翻江倒海一般。他们给我安排了一个床垫，让我睡在地上。但是我根本无法入睡。
第二天早上，他们接着昨天的问话，反复询问我为香港大纪元做了什么具体工作。中间不断提醒我的“罪恶”有多大，“要老实交代问题，不要想其他任何事情。”
大概是在第二天的下午，他们没有来问话，进来了两女一男，非常客气和我聊了一会家常。然后一个女的开始大谈精神信仰没有问题，但是相信有神就太愚昧了；第二个女的则不停地诽谤和攻击法轮功，把法轮功学员说成是愚昧，野蛮，为了个人的金钱和地位可以为所欲为的人。那个男人就直接讲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神，要面对现实，多赚钱才是正道。他们的洗脑持续了几个小时，然后退下。原来的那几个国安官员又上阵再次反复询问我为香港大纪元做了什么具体工作，一直到他们休息。在大概晚上9：30左右，他们让我给妻子打一个电话谎称我有事在珠海。以免我妻子因找不到我而疑心。
“枪毙，关几十年都太轻了”
第三天上午那三个洗脑专家又给我灌输了几个小时，然后三个国安官员照旧问我为香港大纪元做了什么具体工作，一直持续到下午。傍晚时分，两个新的官员出现了，级别可能比之前问话的要高。
他们阴沉这脸，“你知道自己犯了什么样的罪了吧？《九评共产党》攻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让中国的领导都丢了脸，现在每天都有人在你工作的香港大纪元网站上观看文章，每天都有人在街头阅读大纪元，影响很坏。你说怎么处理你吧，枪毙，关几十年都太轻了。” 他们反复强调这个话题把我说得一句话都没有，当时觉得真是万念俱灰，等死了。
他们却又话锋一转，“唉，你好歹也读了那么多的书，怎么会信法轮功呢，居然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神呢，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我告诉你，没有神，真有神，你叫他出来保护你呀？不过呢，我们政府宽大为怀，只要你愿意悔过，我们一起想想怎么能挽回你造成的损失。这样吧，你先写个悔过书。”
几天的精神折磨，我已经身心俱残，在他们的高压下，我承受不住，极其痛苦，恐惧使得我违心地按照他们所指明的格式和要求写下保证书，声明我愿意放弃修炼法轮功。在看完我的悔过书之后，他们要求我在最后加上“要做到随叫随到，叫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句话。也就是这句话，让我明白他们绑架我的真正目的就是让我做特务。
等我在保证书上签字之后，那两位高级官员的脸上露出了难得见到的笑容，他们让手下给我上茶，让我休息一下。然后就离开了。过了大概半个小时，他们回来了，脸上泛着红光，嘴里吐着酒气，笑着对我说，“高兴，喝了几杯庆祝一下。” 然后让手下解除对我的监视居住。之后非常热情地蒙上我的眼睛说，“不要担心了，我们出去一起吃夜宵。”
“我们领导看来看去就看中了你”
就这样我在大概9月15日凌晨被他们送到一个不知什么餐馆吃饭。言谈中，他们按捺不住喜悦。其中一个手下对我说：“你知道吗，香港那么多人修炼法轮功，我们领导看来看去就看中了你，你可真不简单哪！” 那个领导，也就是级别最高的那个官员接着说：“是啊，你从1998年就开始参加法轮功的活动，博士，又是香港大纪元技术人员，香港的学员都相信你，所以你来帮我们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以后我们经常见面，你呢就不要再看法轮功的经书了，不然你又相信法轮功了。不过功还可以炼，长时间不炼，盘腿都盘不上，人家会怀疑的。
再有呢，明慧网还是要看，不然跟不上法轮功的修炼形式，人家也会怀疑的。吃完饭休息休息，明天下午送你过去。星期六下午照例去香港大纪元办公室。下个星期三下午过来珠海这边，具体地方我们会通知你，你和小曹单线联系。记住，不要和任何人提起这些事情，包括你的妻子和父母。做的好，就可以早日去香港定居；做的不好就…，你这么聪明，应该明白的。另外过去澳门以后马上到学校报个到。”就这样我在9月15日下午回到了澳门。
回到澳门后，我先到学校向院长表示证件已经没有问题了。然后我坐船回香港。在船上，我哭了，都是法轮功让我明白了做人要“真，善，忍” ，要处处为他人着想；是法轮功改变了我暴躁的脾气；是法轮功让我的全家有了健康的身体… 然而我现在却离开了他，更让我痛心的是自己要做特务，要出卖那些和我一起工作过的好人。我觉得自己已经承受不住了，我要让人知道这些，我不能真的离开对法轮功的信仰。
船到香港后，我把所有的一切告诉了法轮功学员孙阿姨，她告诉我赶快想办法去国外。晚上我又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妻子。
9月16日我照例去了大纪元办公室，但是我不愿意和任何人说话，心虚，别人的一个笑脸，一个招呼都能让我胆颤心惊。9月18日，那个叫小曹的国安人员通过电子邮件要我到珠海吉大中天酒店大堂见面，并留下了姓名叫曹云峰。9月20日，我来到珠海吉大中天酒店大堂，曹云峰把我带到一个房间，那个领导和一个审问过我的手下笑脸相迎。 坐下后，聊了一阵闲话。领导说：“你不要有负担，给我们做事，就是在给党，给国家做事，是最伟大的，最光荣的。好好干，你那个香港居留权还有几个月就给你了。”
我说：“很紧张，上个星期六去香港大纪元办公室觉得自己是个贼，心虚。”那个领导说：“不要担心，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的，慢慢来，记住是为党，为国家服务，要有自豪感。”
我说：“慢慢来吧。”那个领导说：“不急，放心，我们会保证你的人身安全，深圳每年抓几万人的刑事犯，要抓一个人，找个地方关起来了，谁知道啊！”
下达最主要任务是：搞垮香港大纪元
接下来领导向我表明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搞垮香港大纪元，当然具体怎么样行动要想清楚。” 他要求我多和香港大纪元的人员聊天，想办法通过电脑维护的过程窃取到他们的电脑密码，并且要我从电脑服务器上偷一些文件给他们。
9月底因为他们有任务抓捕深圳的法轮功学员，所以没有和我见面。到10月初的一个中午，他们来到澳门和我见面，交给了我两个容量各是2G的USB存储器，让我用它们从电脑服务器上复制文件出来。谈话中他们很兴奋地提到9月底在深圳抓捕十余位法轮功学员的经历。
10月初的一天，我到香港大纪元时报将其9月份连续三个星期的PDF档案复制到了他们给我的USB存储器上。在提供给他们之前，我把所有的档案名称里面的人名资讯全部删除，还删除了一些我当时认为不应该给他们看到的PDF档(比如广告) 。
由于我进香港的签证过期，我不得不在澳门另外申请香港的旅行签证。所以几乎一个月左右我没有进入香港。在和他们的见面中，我曾经提出：“你们不用这么麻烦，领导派一个人或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我要做什么就行了。不用见这么多次面吧。”
那位领导说：“你知道吗，原来你在香港，我们在深圳调查你；你去澳门上班，我们去珠海调查你，找到你这样的人不容易啊，所以做什么要我亲自来说，每次我们都是从深圳开车2个小时过来珠海和你见面，因为我们要不断帮你，保证你真的不再相信法轮功，像你这样炼法轮功这么长时间的人，如果我们不多和你见面，说不定那天你又炼了。”
10月底，我向学校提出辞职。院长很奇怪我的辞职。院长再三挽留我，最后无奈地告诉我：“再找一个你这样的不容易啊！”在11月中，我又向他们提供了不很准确的香港大纪元时报办公室的电脑分布图，以及大概谁在使用哪部电脑。
他们很着急问我：如何最快搞垮香港大纪元？
我在12月20日向他们提供了已出版的两期的PDF档案。这次的见面和以往有很大不同，以往他们表现的不很着急，但这次他们好像很着急。那位领导问我：“你觉得怎么样可以最快搞垮香港大纪元？”我说：“这我可不知道。”他说：“其实香港就你和A学员（上述学员）负责电脑维护，你已经是我们的人了，如果能让A学员自己退出，可不可以呢？电脑一坏，你在澳门上班，A学员又不帮忙，他们怎么出版。这可不能抱怨说是共产党搞破坏吧，哈哈！”
我说：“我可不敢去劝A学员，他不会干。”他说：“放心，我们通过A学员的朋友和他接触，这个人比较麻烦，我们查过，他这几年就进过大陆一次，而且当天就回到香港了。要不这样，你这次回去再多接触一下A学员，请他吃个饭，多聊聊天，了解他的亲人有那些，住在那里，有几个电话号码，总之越多越好。”
和他们见过面后，我回到武汉，当晚和父母讲述了这一切。父母都劝我逃到海外去。2007年1月1日，我回到香港，向加拿大和澳洲领事馆申请旅游签证。1月8日我取得了加拿大的旅游签证，看到那张签证，我高兴的在街头飞跑。终于有机会离开这一切了。
1月12日，曹云峰又通过电子邮件要求我去珠海，我没有回信。1月21日，我结束了在澳门的工作。1月25日，我拿到澳洲的签证，我马上向旅行社订机票，要立即离开香港，但是旅行社说从当天到2月12日以后的票都没了，可能要月底才有，或者等看有没有人退票。就这么我终于等到一张2月6日飞Melbourne的机票，要港币约10，000。当时我妻子劝我在香港多留几天，一方面多陪陪她，另一方面可以买便宜一半的票。
但是我实在等不了了，从拿到澳洲的签证那天起，我就担心他们会对我动手，每天我都把护照装在一个小塑胶袋中，然后贴身绑在肚子上。因为我明白，这个小本子如果被他们偷走，我就死定了。
飞机终于飞离了香港机场，摸这内衣里面的护照，我心理不知是高兴还是担心。高兴的是我终于不用为他们买命，出卖自己和别人。担心的是我那年迈的父母还在国内，他们会不会被这些坏人迫害；担心妻子和孩子。
王涟
2007年2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