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2-23 05:05:15作者：
尽管关于江青的故事我们听的太多了，但是看了张戎夫妇经过11年调查访问所写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依然震惊。
文章说，江青至今被说成是文革的罪魁祸首，是蒙蔽毛的邪恶女人。其实，中国的任何政策，不是她在毛死后这样形容自己：“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她先为毛执掌中央文革小组，后任政治局委员。文革浩劫，她有一份责任。她是毛毁灭中华文化的主要帮凶。
当江青的权力达到顶峰时，就像毛在征服中国的前夕见到生人会发抖一样，她也产生了对生人的恐惧。
毛也会见到生人恐惧吗？还记的文革中的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背“老三篇”的红色恐怖年代。原来害过人，自己的心底一定是虚的，就象现在就是一个什么动物协会参加人多了，中共都会惊恐不安。
文章中关于江青有这样细致的描写：
她的秘书杨银禄记录了一九六七年上任时前任对他说的话：江青“特别怕声音，还怕见生人，一听到声音，见到生人，就精神紧张，出虚汗，发脾气。”“你在短时间之内先别见她，尽量躲着她，如果实在躲不开，你也不能跑，一跑就坏了。”
杨秘书在屋里憋了整整二十四小时。当他小心翼翼地走出办公室时，江青的护士走过来，轻声要他马上回去，解释说江青快要起床了，她特别怕见生人，如果你现在被她看见就麻烦了。”杨在钓鱼台十一号楼待了三个多月，成天躲在办公室里。前任走后(进了监狱)，一天，江青打钤叫秘书。杨写道：
我胆战心惊地走进她的办公室。一进门，我看到她仰坐在沙发上，两脚和小腿搭在一个软脚垫上，在那里懒洋洋地看文件。她听到我进入她的办公室，臃肿的眼皮，都没抬一下，就问道：“你就是杨银禄同志吧？来了一段时间了吧？”
几句问答后，“这时，她抬起头，睁大眼睛瞪了我几眼，不高兴、不满意地说：
“你不能站着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的时候，你的头不能高于我的头。我坐着，你就应该蹲下来跟我说话。这点规矩他们没有告诉你？””
当秘书按照江青的规矩蹲在她的右前方一公尺处，和她说话时，江青又发了一顿无名火：
江青……很生气地说：“我今天原谅你，因为你刚来，还不了解我的习惯。以后，不允许你那样跟我说话。你说话的声音那样高，速度那样快，像放机关枪似的，使我感到头疼，使得我出汗。如果由于你说话不注意音量和音频，把我搞病了，你的责任可就大了。”说着，就指了指她的额头，大声说：“你看，你看呀，我都出汗了！”
这时，我有意压低声音说：“请你原谅，我今后一定要注意说话的声音和速度。”江青皱着眉头，拉着长音，大声而不耐烦地问道：“你在说什么？我怎么没听清楚，你说话的声音又太小了。如果我听不清你说的是什么，心情也会紧张，也会着急出汗，你懂吗？”
她没有等我再说什么，就急忙说：“好好好。”摆手叫我赶快出去。
这些只是冰山的一角，当年江青随时可能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一个人送进监狱。现在共产党随时用莫须有的罪名把各个阶层或一个群体送进监狱。罗干一次向国务院申请修建监狱的钱就是50亿元。虽然江青死去多年，但是共产党并没有变，而且变本加厉。
一九六九年“中央文革”解散后，江青没有具体的行政职务，有了闲工夫。她打牌、骑马、养宠物，甚至还养了只猴子。北京市中心的北海公园自文革以来对老百姓关了门，是她遛马的地方。她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看外国影片，那也是几个人的特权。那个年代人民动辄要高呼：向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同志学习！滑稽不？
江青的生活方式极端奢侈。她爱好摄影，于是军舰在海上游弋，高射炮对空发射，博得她哈哈大笑地说：“真过瘾，今天我可抢拍了好镜头。”广州一个专为她修的游泳池，用的是几十公里外运来的矿泉水。路为她新辟，使她得以舒适地游山玩水。开路不那么容易。有的离她住处不远，工程兵不准用炸药，怕响声吓着她，只好用火烧、水激等办法来砸开石头。她一时心血来潮，可以叫专机把一件大衣从北京送到广州，也可以叫空军的大型运输机把一张卧从青岛运来北京。她的专列，像毛的一样，随时想走就走，想停就停，客货列车都要让路，运营计划也要打乱。江青非但不感到惭愧，反而说：“为了我休息好，玩得愉快，牺牲一些别人的利益是值得的。”
现在从江青回过头来看中共领导，不但是牺牲一些别人的利益，而是牺牲数千万中国人民的性命，扼杀中华民族的未来。
江青怕声音怕到了荒谬的地步。连细雨声，风吹草动声，鸟唱蝉鸣声，她都反感，并且叫嚷：“声音太大啦，受不了啦！”有时捂着耳朵，闭着眼睛，紧锁眉头，摇晃着脑袋，命令工作人员轰鸟、赶蝉、打树叶、砍竹子。
怕声音怕得最厉害的时候，工作人员走路时不准穿鞋，两条腿叉开，两只胳膊抬起来，以免发出摩擦声。工作人员在她旁边时，不准大声呼吸：嗓子痒了，也不准咳嗽。她住在北京的钓鱼台，这是一个有四十二万平方公尺的大庭园，她住的楼在园子中心。可她还抱怨说不安静，把隔壁的玉渊潭公园--北京仅有的几个对老百姓开放的公园之--也关闭了。广州的别墅“小岛”坐落在珠江畔，江青一驾到，附近的水路交通便停运，远处的一个船厂也停了工。
江青的房间温度冬天必须保持摄氏二十一点五度，夏天二十六度。她觉得温度不对时，哪怕温度表指到她要求的度数上也无济于事，她会破口大骂：“你们在你们的后台指示下，在温度表上弄虚作假。”
“你们合夥来对付我，有意伤害我！，有一次，她说她房子里“有风”，护士无论如何找不到风源，她就抄起一把大剪刀狠狠地向护士扔去，护士躲闪得快才没有受伤。
江青是小范围的在犯神经病，而中共在全世界犯神经病。
最近中共为了不让新唐人华人晚会演出成功，居然把纽约的肯尼迪艺术中心包租一个月，空着也不让你租。而且新唐人华人晚会巡回到一些城市，中共就从中国大陆派几个演出团体在同一城市前一段时间、同一时间、后一段时间演出，为了不让人看，少让人看，不择手段的抢观众。江青死去了，中共还在苟延残喘。更在发疯，原来惊恐是中共与生俱来的特质。
当嘲笑毛泽东的老婆是疯子时，应该看到这种疯病还在中共里继续蔓延，而且病情愈加沉重、无法抑制和医治。
文章说，江青至今被说成是文革的罪魁祸首，是蒙蔽毛的邪恶女人。其实，中国的任何政策，不是她在毛死后这样形容自己：“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她先为毛执掌中央文革小组，后任政治局委员。文革浩劫，她有一份责任。她是毛毁灭中华文化的主要帮凶。
当江青的权力达到顶峰时，就像毛在征服中国的前夕见到生人会发抖一样，她也产生了对生人的恐惧。
毛也会见到生人恐惧吗？还记的文革中的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背“老三篇”的红色恐怖年代。原来害过人，自己的心底一定是虚的，就象现在就是一个什么动物协会参加人多了，中共都会惊恐不安。
文章中关于江青有这样细致的描写：
她的秘书杨银禄记录了一九六七年上任时前任对他说的话：江青“特别怕声音，还怕见生人，一听到声音，见到生人，就精神紧张，出虚汗，发脾气。”“你在短时间之内先别见她，尽量躲着她，如果实在躲不开，你也不能跑，一跑就坏了。”
杨秘书在屋里憋了整整二十四小时。当他小心翼翼地走出办公室时，江青的护士走过来，轻声要他马上回去，解释说江青快要起床了，她特别怕见生人，如果你现在被她看见就麻烦了。”杨在钓鱼台十一号楼待了三个多月，成天躲在办公室里。前任走后(进了监狱)，一天，江青打钤叫秘书。杨写道：
我胆战心惊地走进她的办公室。一进门，我看到她仰坐在沙发上，两脚和小腿搭在一个软脚垫上，在那里懒洋洋地看文件。她听到我进入她的办公室，臃肿的眼皮，都没抬一下，就问道：“你就是杨银禄同志吧？来了一段时间了吧？”
毛泽东与一脸霸气的江青在延安。
“是，我叫杨银禄，已经来了三个多月了。”我的心情虽然紧张，但还足以在部队时的习惯，乾脆俐落地回答了江青的提问。几句问答后，“这时，她抬起头，睁大眼睛瞪了我几眼，不高兴、不满意地说：
“你不能站着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的时候，你的头不能高于我的头。我坐着，你就应该蹲下来跟我说话。这点规矩他们没有告诉你？””
当秘书按照江青的规矩蹲在她的右前方一公尺处，和她说话时，江青又发了一顿无名火：
江青……很生气地说：“我今天原谅你，因为你刚来，还不了解我的习惯。以后，不允许你那样跟我说话。你说话的声音那样高，速度那样快，像放机关枪似的，使我感到头疼，使得我出汗。如果由于你说话不注意音量和音频，把我搞病了，你的责任可就大了。”说着，就指了指她的额头，大声说：“你看，你看呀，我都出汗了！”
这时，我有意压低声音说：“请你原谅，我今后一定要注意说话的声音和速度。”江青皱着眉头，拉着长音，大声而不耐烦地问道：“你在说什么？我怎么没听清楚，你说话的声音又太小了。如果我听不清你说的是什么，心情也会紧张，也会着急出汗，你懂吗？”
她没有等我再说什么，就急忙说：“好好好。”摆手叫我赶快出去。
这些只是冰山的一角，当年江青随时可能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一个人送进监狱。现在共产党随时用莫须有的罪名把各个阶层或一个群体送进监狱。罗干一次向国务院申请修建监狱的钱就是50亿元。虽然江青死去多年，但是共产党并没有变，而且变本加厉。
一九六九年“中央文革”解散后，江青没有具体的行政职务，有了闲工夫。她打牌、骑马、养宠物，甚至还养了只猴子。北京市中心的北海公园自文革以来对老百姓关了门，是她遛马的地方。她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看外国影片，那也是几个人的特权。那个年代人民动辄要高呼：向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同志学习！滑稽不？
江青的生活方式极端奢侈。她爱好摄影，于是军舰在海上游弋，高射炮对空发射，博得她哈哈大笑地说：“真过瘾，今天我可抢拍了好镜头。”广州一个专为她修的游泳池，用的是几十公里外运来的矿泉水。路为她新辟，使她得以舒适地游山玩水。开路不那么容易。有的离她住处不远，工程兵不准用炸药，怕响声吓着她，只好用火烧、水激等办法来砸开石头。她一时心血来潮，可以叫专机把一件大衣从北京送到广州，也可以叫空军的大型运输机把一张卧从青岛运来北京。她的专列，像毛的一样，随时想走就走，想停就停，客货列车都要让路，运营计划也要打乱。江青非但不感到惭愧，反而说：“为了我休息好，玩得愉快，牺牲一些别人的利益是值得的。”
现在从江青回过头来看中共领导，不但是牺牲一些别人的利益，而是牺牲数千万中国人民的性命，扼杀中华民族的未来。
江青怕声音怕到了荒谬的地步。连细雨声，风吹草动声，鸟唱蝉鸣声，她都反感，并且叫嚷：“声音太大啦，受不了啦！”有时捂着耳朵，闭着眼睛，紧锁眉头，摇晃着脑袋，命令工作人员轰鸟、赶蝉、打树叶、砍竹子。
怕声音怕得最厉害的时候，工作人员走路时不准穿鞋，两条腿叉开，两只胳膊抬起来，以免发出摩擦声。工作人员在她旁边时，不准大声呼吸：嗓子痒了，也不准咳嗽。她住在北京的钓鱼台，这是一个有四十二万平方公尺的大庭园，她住的楼在园子中心。可她还抱怨说不安静，把隔壁的玉渊潭公园--北京仅有的几个对老百姓开放的公园之--也关闭了。广州的别墅“小岛”坐落在珠江畔，江青一驾到，附近的水路交通便停运，远处的一个船厂也停了工。
江青的房间温度冬天必须保持摄氏二十一点五度，夏天二十六度。她觉得温度不对时，哪怕温度表指到她要求的度数上也无济于事，她会破口大骂：“你们在你们的后台指示下，在温度表上弄虚作假。”
“你们合夥来对付我，有意伤害我！，有一次，她说她房子里“有风”，护士无论如何找不到风源，她就抄起一把大剪刀狠狠地向护士扔去，护士躲闪得快才没有受伤。
江青是小范围的在犯神经病，而中共在全世界犯神经病。
最近中共为了不让新唐人华人晚会演出成功，居然把纽约的肯尼迪艺术中心包租一个月，空着也不让你租。而且新唐人华人晚会巡回到一些城市，中共就从中国大陆派几个演出团体在同一城市前一段时间、同一时间、后一段时间演出，为了不让人看，少让人看，不择手段的抢观众。江青死去了，中共还在苟延残喘。更在发疯，原来惊恐是中共与生俱来的特质。
当嘲笑毛泽东的老婆是疯子时，应该看到这种疯病还在中共里继续蔓延，而且病情愈加沉重、无法抑制和医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