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玄龄是李世民文学馆里的重要谋士
据史书载：“武德四年，太宗为天策上将军，寇乱稍平，乃乡儒，宫城西作文学馆，收聘贤才，于是下教，……每暇日，访以政事，讨论坟籍，榷略前载，……方是时，在选中者，天下所慕向，谓之登瀛洲。”由此可见，“文学馆”作为一个非官方的藩王的訾议机构，在其成立之日是何等轰动！而仅以“锐意经籍”为由竟能使满朝士大夫以得此“文学馆学士”闲散之职为自豪，谓之“登瀛洲”？从此当中可见“文学馆”成立之目的，创建之背景显然不能简单地通过史书的几句话就能解释得通的。
从整体上来看，“文学馆”的产生是知识分子从魏晋以来逐渐形成的“门阀制度”下力图自觉与突破的结果。自从魏晋确立了“九品中正制”的取才办法之后，全国门阀习气日益趋盛，特别是知识分子集团，由于他们本身就是官吏选拔的附产品，因此所遭门阀之风的浸淫也就颇深，故而当历史发展到南北朝时代，整个上层统治阶层就一直为几大家族所垄断。但是，当隋废“九品中正制”，首开科举之后，往日为门阀制度所抑制的知识分子阶层为之一震，整日混沌的知识分子们再次拾起昔日“修身，起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信条试图爆发出自己的政治能量，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干。
“文学馆”中聚集了众多的政治人才，他们为李世民统一天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例如房玄龄，“贼寇每平，众人竞求金宝，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杜如晦“常参谋帷幄，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一个为李世民招揽人才，一个为李世民运筹指挥，在整个作为李世民“智囊团”的“文学馆”中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其它成员也纷纷效仿，尽己才能，替秦王打下了唐朝的万里河山。此外，“文学馆”中又集中了许多优秀的文史人才，为李世民“以史为鉴”政策的提出与运用提供了人才基础。例如，虞世南“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有规讽，多所补益”。又如苏世长，陆德明，孔颖达，颜相时，李守素等都曾运用自己的所长对李世民提出过讽谏，为李世民适时正确决策的提出与运用都有过重大影响。
“文学馆”的建立也是太宗李世民提倡“崇武”到“尚文”的一大标志，唐朝社会从此摆脱了高祖时期仍留祸于武将占要职的局面，文治社会的基础得以确立；再者，“文学馆”虽然存世不长，而继承它的“弘文馆”则将学文学儒的风气从上而下波及整个社会，再加上当时唐朝开放地接纳外来的异域文化，唐朝文明随之繁盛；最后，“文学馆”关闭后，其“十八学士”的后人仍长期影响唐朝的政治发展直到天宝年间，其影响不可说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