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蒙古俺答进攻大同边境，“溃墙入”，也就是拆毁长城进入。
八月，俺达骑兵从蓟州入塞。乙亥，蒙古人进攻古北口，入顺义、怀柔杀掠。当天蒙古军至通州。
当时“少壮者以已悉出边堠败丧，仅余四五万人，而老弱半之。又半役于总兵、太监家，不令出伍。仓促从武库中索架仗，武库阉又援例需价，不时发，久之不能军。丁汝夔（兵部尚书，后因此次蒙古入犯被杀）乃以闻，帝大惊！”（明史纪事本末·庚戌之变）说起来真是好笑，外敌兵临城下，京兵只有四五万老弱，且一半是在达官显贵家里做勤务兵，根本就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更没有实战经验。这些称不上士兵的士兵到武器库里索要兵器，却被负责看守的宦官勒索，以至长时间组织不起来！难怪明世宗要“大惊”！
俺答自潮白河东岸渡过通州的潞河，一路向西北进攻。“大掠村落居民，焚烧庐舍，火日夜不绝。郊民扶伤集门下，门闭不得入，号痛之声彻于西内（今中南海，世宗因崇道教常年不在紫禁城居住，而是在西内修炼），帝命启而纳之。”这是一副何等惨烈的场景！
八月辛巳，蒙古兵开进到东直门，世宗和当时权倾朝野的首辅大学术严嵩一筹莫展。当时朝野皆以“款”为宜。当时的礼部尚书徐阶说：“止于皮币珠玉则可，万一有不能从，将乃何？”世宗“竦然曰：卿可谓远虑！”
癸未，蒙古兵犯明陵寝，转而掠西山和良乡以西，保定皆人心动摇。此时，世宗因沉迷于修炼成仙，长生不老，已经多年不上朝，现在也被迫出御奉天殿（今太和殿）下旨严厉指责臣僚不悉力抗敌。当天，三位高级官员因抗敌不力被逮捕治罪。
第二天，兵部尚书丁汝夔入狱。
在此期间，俺答并没有任何实际的攻城行动，而是在城南及京城附近纵兵劫掠，抢夺财物和妇女，这样的抢劫整整持续了一个月。九月初一，抢得盆满钵溢的蒙古人因为抢到手软才恋恋不舍地出塞回到草原。
《明世宗实录》记载：当时外城“居民繁伙，无虑数十万户。又四方万国商旅货贿所集。”可见此次外城损失之严重。《明史纪事本末》的作者谷应泰说得好：当时俺达是胸无大志，只留意于抢劫财物和妇女，“实无志中国”。否则，轻则被迫结城下之盟，重则皇帝会像宋徽、钦二帝一样做俘虏！
俺答退兵后，鉴于此次正阳门外的消费娱乐场所因没有城墙庇护惨遭劫掠，即在前门外关厢附近修筑了一道土城墙，但第二年就被迫停工了。
《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年二月庚辰：“诏停南关厢土城工。先是，诸臣建议筑城，上以为事体重大，且选将练兵，休息民力，待来秋农隙举行。后因居民朱良辅等奏，愿自出财力，乃择日兴工。及时，特召掌锦衣卫事陆炳问以筑城便否？炳对曰：南关居民稠密，财货所聚，筑城防卫未为不可。但财出于民，分数有限，工役重大，一时未易卒举。遵前旨俟来秋行之。上以为然，命即停止。”也就是说，当时有一个老百姓朱良辅愿意自己出钱修城自保，这道不伦不类的土城就仓促上马，但因“将事之臣，措置失当，毁舍敛财，拂民兴怨”，未及完工又被迫下马。
两年后的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三月，兵科给事中朱伯辰再次上书请求在内城之外，修筑一道完全封闭的外城，以保护当时没有在城墙庇护之下的居民和工商业。《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二年三月丙午：“兵科给事中朱伯辰言：臣伏觇高皇帝定鼎金陵，于时即筑外城，圣虑宏远，盖为万年之计。文皇帝移都北平，密迩边塞，有城无郭都，则以缔造方始，未暇尽制耳。迩因虏警，圣上俯俞言者之请，修筑南关，臣民甚幸。缘将事之臣，措置失当，毁舍敛财，拂民兴怨。且所筑仅正南一面，规制偏隘，故未成旋罢。臣窃见城外，居民繁伙，无虑数十万户。又四方万国商旅货贿所集，宜有以围之。矧今边报屡警，严天府以伐虏谋，诚不可不及时以为之。国者，臣尝履行四郊，咸有土城故址，环统如规，可百二余里。若仍其旧贯，增卑培薄，补缺继断，即可使事半功倍矣。通政使赵文华亦以为言。疏俱下兵部，会户、工二部议。”
世宗把朱伯辰和赵文华两人的建议，与大学士严嵩商议，严嵩说：“南京外郭，成祖定鼎北京，以草创未暇及此。今外城之筑乃众心所同，果成亦一劳永逸之计。其掘墓启舍等事，势所不免，成此大事，亦不能恤耳。臣询知南关一面，昨岁兴筑功已将半，若因原址修筑，为力甚易。上曰：成祖时非但外城为暇，还有本重如九庙者，今须四面兴之乃为全算。不四面，未为王制也。嵩对：诚如圣谕，请示部臣遵行。已，兵部会户、工部覆入具如伯辰、文华言，请命总督京营戎政、平江伯陈圭，协理侍郎许纶，锦衣卫掌卫事陆炳督同钦天监官，同臣等相度地势，择日兴工。诏从之。”（《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二年三月丙午）
其实，早在此之前多年，已经有多人曾经建议北京城市应该修筑外城——
宪宗成化十年（1474年），定西侯蒋琬即以己巳之变（英宗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后，瓦剌也先大军围困京城）为鉴，建议利用京城北部故元大都城垣，兴修外郭“太祖肇建南京，京城外复筑土城以卫居民，诚万世之业。 今北京但有内城，己巳之变，敌骑长驱直薄城下，可以为鉴。今西北隅故址犹存，亟行劝募之令，济以工罚，成功不难。”（明史·蒋琬传）
世宗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俺答兵围京城前8年，掌都察院事毛伯温以边关数有警，“请筑京师外城。帝已报可，给事中刘养直言：庙工方兴，物力难继。乃命暂止”。（《明史·毛伯温传》）
此次，修筑外城的计划终于最终获得了皇帝的允准，下一步就是实际工作了。但真要付诸实施，困难和问题也就接踵而至了——上文说到，俺达退兵后，明政府曾经在现在前门外关厢修筑了一道土城，但未竣即罢。根据北京城门与关厢的位置判断，这道土城的位置应该比后来南城城墙偏北很多，至多不会超过现在两广路的位置，甚至比两广路还要靠北，而且只有一面。
严嵩在回答世宗问话时说：“臣询知南关一面，昨岁兴筑功已将半，若因原址修筑，为力甚易。”（《明世宗实录》）也就是说，严嵩的意思是修筑外城可以借用此段未竣的南关土城，但我怀疑严嵩是看到皇帝修筑外城的决心已下，说这话纯粹是顺着皇帝的话茬儿走，未必真正过了脑子。此人是明代著名的大奸巨恶，干出这样的事不足为怪。
但真正要修筑外城，那是一定不会像严嵩说得这么轻巧的。最终，前门外关厢的土城被弃，没有起到一点作用，人工、材料全部报废。
一个月后，以新任兵部尚书聂豹为首的臣僚，通过丈量踏勘，向皇帝报告了他们的筑城计划——
《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二年润三月丙辰：“兵部等衙门尚书聂豹等言：臣等钦遵，于本月初六日，会同掌锦衣卫都督陆炳，总督京营戎政、平江伯陈圭，协理侍郎许纶，督同钦天监监生杨□等，相度京城外四面宜筑外城，约计七十余里。臣等谨将城垣□度，合用军夫匠役钱粮器具、兴工日期及提督工程，巡视分理各官，一切应行事宜，计处停当，逐一开具，并将罗城规制画图贴说，随本进呈，伏企圣裁施行。”
聂豹等经过详细筹划，将修筑外城的计划详分成筑城规模及细节、所需物力财力和人力及责任人、监察手段五个方面向皇帝报告，从这份报告中可以非常清晰得看出当时计划修建中的外城是如何宏伟、耗费是如此巨大——
一、 关于外城基址：
自正阳门外东道口起，经天坛南墙外及李兴、王金箔等园地至荫水庵墙东止，约计九里；
转北经神木厂、獐鹿房、小窑口等处斜接土城旧广禧门（即元大都光熙门，今朝阳区广熙门）基址，约计一十八里；
广禧门起转北而西至土城小西门旧址，约计一十九里；
自小西门起经三虎桥村东、马家庙等处接土城旧基，包过彰义门，至西南直对新堡北墙止，约计一十五里；
自西南旧土城（指金中都故城垣）转东，由新堡及黑窑厂经神祇坛南墙外，至正阳门外西马道口，约计九里。
大约南一面计一十八里；东一面计一十七里；北一面势如椅屏（因利用的是元大都故北城墙），计一十八里；西一面计一十七里，周围共计七十余里。
内有旧址堪因者约二十二里，无旧址应新筑者约四十八里。间有迁徙等项，照依近年题准事例拨地给价，务令得所。
二、 关于外城规制：
外城墙基应厚二丈，收顶一丈二尺，高一丈八尺，上用砖为腰，墙垛口五尺，共高二丈三尺。
城外取土筑城，因以为壕。正阳等九门之外，如旧彰义门大道桥，各开门一座，共门十九座。每门各设门楼五间，四角设角楼四座。
其通惠河两岸，各量留便门，不设门楼。
城外每面应筑敌台四十四座，每座长二丈五尺，广二丈，收顶一丈二尺。
每台上盖铺房一间，以便官军栖止。四面共计敌台一百七十六座，、铺一百七十六所。
城内每面应筑上城马道五路，四面共计马道二十路。西直门外及通惠河二处系西湖、玉河水出入之处，应该设大水关二座，八里河、黑窑厂等处地势低漥潦水流聚，应该设小水关六座。城门外两旁完工之日，拟各盖造门房二所，共二十二所，似便守门人员居处。
三、关于军民夫匠役：
修筑工程除地势高低，修补不一，临时另计外，查得先年筑城事例，每城一丈，计该三百余工。今周围外城该七十余里及门楼、外水关、敌台、马道、运送物料等项目工役，颇繁应用。夫匠人等数多，所有运料车辆并人夫匠作，合令工部雇募。
其运土筑城，兵部将备兵班军分为二班拨发。与工部雇募夫役相兼做工，夫匠工食，查照近年估定银数支给。班军行粮之外，如给盐菜银二分，俱于请发银中动支。其备兵原无行粮，今议上工日期，照依班军一体支给，及照丈尺工数，如敌台、门座长短、厚薄不齐，亦各随宜分。俱以前项工大计人扣日，以稽工程。
四、关于钱粮器具：
瓴瓦木植及夯杵梯板等项，除工部见有者，外其门座、外关等项，各用石料及添造瓴瓦，增器用、雇募夫匠工食，各军盐菜等费约用银六十万两。相应户、兵、工三部处给俱量见在所积多寡出办。户部处发二十四万两，兵、工二部各处发一十八万两，共足前数。俱送顺天府贮库。户部专差司官一员掌管，同该府佐贰官一员收支。如有不敷，听臣等临时奏请。事完，通将用过银两数目备细造册奏缴。
五、关于督理官员：
前项工程，事体重大，各该督理内外官员必须专委责成方可济事。今拟请差内官监官一员，兵、工、二部堂上官各一员，掌锦衣卫事、左都督陆炳，总督军（京）营戎政、平江伯陈圭各不妨园务，提督修筑。都察院、工科，各请差给事中、御史一员往来工所巡视，纠察奸弊。强项诸臣仍各请敕一道，钦遵行事。兵、工二部堂上掌印官，每三日轮流一员前往工所看视，其日逐查点军夫管理工务，验放钱粮等项。户部札委司官二员，兵、工二部各四员，锦衣卫千百户二员，京营参游官二员，各照职掌管其分区催儧等项，听提督大臣选委。五城兵马及各卫经历等官与同各该官匠协力干济。臣等仍设法稽验，务求坚久，但有修筑不如法，三年之内致有坍塌者，查提各催工人员及原筑工匠问罪。责令照依原分地方修理，其各官应得廪给，户部一体支给。
“疏入，得旨俱允行。”
上面全部引用《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二年润三月丙辰兵部尚书聂豹等人的奏折原文，简而言之——
筑城70里，将原来的内城完全包围；共筑城门19座，每座城门各设门楼5间，四角设角楼4座，共计门楼95座、角楼76座；城外四面共筑敌台176座，建守卫军休息室176所。马道20路。大水关2座。小水关6座。城门外门房22所。
根据时人的计算，一丈城墙用300个工，70里，按照明代度量衡制，一里约为150丈，城墙长约10500丈，合用工315万个。这只是城墙建筑的用工，上面说过的城门、门楼、角楼和敌台全不算在内。
用银60万两。
该计划得到了世宗皇帝的首肯，工程于嘉靖三十二年润三月十九正式开工。皇帝为示其隆重，还遣官员祭告太庙。
《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二年润三月乙丑：“建京师外城兴工。遣成国公朱希忠告太庙。遂敕谕提督城工等官曰：古者建国，必有内城外郭，以卫君守民，我成祖肇化北京，郭犹未备，盖定鼎之初，未遑及此。兹用臣民之议，先告闻于祖考，爰建重城周围四罗，以成我国家万世之业。择润三月十九日兴工。唯兹事体重大，工程繁浩，特命尔总督京营戎政、太保兼太子太保、平江伯陈圭，少保坚太子少保、掌锦衣卫事、左都督陆炳，协理京营戎政、兵部右侍郎许论，工部左侍郎陶尚德与同内官监右少监郭挥，提督工程、锦衣卫都指挥使朱希孝，指挥佥事刘鲸监督工程。其各照四周地面协心经画，分区督筑，务俾高厚坚固，刻期竣事用永壮我王度。钦哉。已，又命吏科左给事中秦梁、浙江道御史董威巡视工程。”
修筑外城的工程于嘉靖三十二年润三月十九日正式兴工，但动工之初就遇到了很多问题——
首先是人力不足，《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二年四月申午：“总督京营戎政、平江伯陈圭奏城工重大，企留中都、河南、山东班军当诣蓟镇者并工修筑。报可。”所谓“班军”，是明代一种军制，即由各地驻军每年分两春秋班轮流到京城及北部边境守卫，一开始的制度是“春班以三月初至，八月终还；秋班以九月初至，来岁二月终还。”（《明世宗实录》403卷）庚戌之变后，当时权倾朝野、正得异宠的大将军仇鸾将班军轮值的制度进行了修改，即：四月到十月一班，十一月到次年三月一班（嘉靖三十二年六月即改回原制）。根据仇鸾修改的班军制度，四月正好值班军轮换，而此时修筑外城人工缺乏，平江伯陈圭才会有此请求。
其次是工程难度大。根据当时陈圭等的奏这：“西面地势低下，土脉流沙，稍难用工”（《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二年四月丙戌）
当然，真正的问题其实是没钱。上文说过，当时计划的费用是60万两，而且陈圭还奏请“如有不敷，听臣等临时奏请。”可见这个60万两的计划，还很有可能不够，经办大臣已经预先打了埋伏。
要想知道这个60万两究竟是多还是少要看当时明中央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有多少，据黄仁宇先生的《明代财政史》考证，嘉靖年间的中央政府纯收入只有约200万两（粮食、纺织品等实物不算），也就是说，修筑京城外城的支出达到了当时一年净收入的近1/3！这笔开销之大就很容易理解了。
这个问题自开工之始就困扰着世宗君臣。嘉靖三十二年四月初一，外城开工刚刚11天，负责皇室费用开支的光禄寺就开始向工部讨债，光禄寺卿窦一桂向皇帝央告，因入不敷出，请求工部立即归还之前支借的白银34万余两。而工部的答复更绝：“部贮寺储俱朝廷钱粮，迩因大工繁兴，通融措用，岂宜责偿？第即既称缺乏，请以节慎，库见银一千六百余两，待追完逋负，共廷□万两还之。”大致意思是，工部和光禄寺存的钱粮都是朝廷的，最近因为要进行的工程又大又多，通融借支，怎么能要求我们还呢？如果你缺钱，请开源节流，注意节省。而且我们工部现在库里只有1600余两银子了，等我们追完自己的债，凑个整数再说吧！世宗最终也只得听从工部的奏请。（《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二年四月丙子朔）
此外，就在外城修建的过程中，京城周边发生了大水灾。《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二年六月甲申：“顺天府尹雷礼条上恤灾害六事：一，通、涿、固安诸州县水灾重大，请下抚按官查覆赈恤蠲免……”第二年十月，朝廷还下旨免除了遭灾地区的钱粮赋税，《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己卯：“以灾伤，免顺天、保定、真定、河间、顺德、广平、大名各府州县及各卫所秋粮并宣府、辽东屯粮有差。仍发京通二仓米三万石于顺天府临德二仓米三万石于真、保定诸府赈饥。”救灾恤民也是花大钱的地方啊！
除此而外，因蒙古人已经尝到了甜头，大量蒙古骑兵在西北、华北地区关外蠢蠢欲动，俺答更是想再来这么一次，因此关外是风声鹤唳，警报不断。这又无形中增加了大笔军费。为了防止意外，当时京城“九门列营以备战守，命户部左侍郎马坤督理给军粮饷。”（《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二年七月己巳）。那几个月，四面八方都是缺饷缺粮的报告。
很快，钱的问题就捉襟见肘了——《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二年六月丁丑：“总督京营戎政、平江伯陈圭请发子粒银修造营厅器械。户部复议，留前银凑及马草，兵部言，如户部议，则工费无从处办，宜仍依圭请，且今营操犒赏费无所出，请并令户部给之。上以让户部，户部请以顺天、保定二府子粒银万三千五百余两尽输兵部供修造犒赏之需。报可。”没钱到什么程度？要支用两府的农业税，而且也只挪出了13500余两！
其实，皇帝是最担心钱的问题的，嘉靖三十二年四月丙戌，世宗下旨询问工程进展指出：“建城一事固好，但不可罔力伤财，枉做一番故事。如下用土，上以砖石，必不堪久。须围垣以土，坚筑门楼，以砖包而可承重。一二年定难完。朕闻西面最难用工者。兹经始，不可不先思及之。”意思是，修城是好事，但不能费力不讨好，“枉做一番故事”！从这到上谕也可以看出，按照规划，外城的修筑还是很有点萝卜快了不洗泥的味道，城墙完全用夯土，外面根本不实以城砖，只是在城墙顶部用砖。经办大臣的回复也证明了这一点：“重城四面原议用土坚筑，其垛口、腰墙及各城门始用砖砌”。（《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二年四月丙戌）
世宗在修城保境方面还是很舍得花钱的——嘉靖二十三年，刚刚接任总督宣、大、山西、保定军务的翁万达多次上书皇帝，请求“修筑边墙”（长城），翁的建议是“自大同东路阳和口至宣府西阳河”修筑边墙，他的计划是花费“帑银二十九万”。世宗很爽快地就答应了，当时的兵部堂上官却反对这一计划，他们提出：“大同旧有二边，不当复于边内筑墙。”而世宗不听，继续支持翁万达。此次修筑边墙，“自大同东路天城、阳和、开山口诸处为墙百二十八里，堡七，墩台百五十四；宣府西路西阳河、洗马林、张家口诸处为墙六十四里，敌台十。斩崖削坡五十里。工五十余日成。”之后，翁万达再次联合宣、大、山西镇巡官上书皇帝，请求修大同西路、宣府东路边墙，皇帝再次支持了他的建议。此次共修筑边墙800里，花费更是高达白银60万两。（俱见《明史·翁万达传》）小弟最近在做长城的论文，其中很重要的部分设计翁万达，日后当辟专文详细介绍。
刚刚支持修筑边墙的皇帝已经有了经验，现在，他开始对北京外城的城墙是否“堪久”表示了极大的怀疑，筑土城尚且没钱，全部上砖，钱从哪里出啊！
经办大臣因此上疏：“宜先完南面，由南转东南，而西，以次相度修理。” 皇帝批准了这一建议。之后，皇帝“又虑工费重大，功不易成”，因此再次征求大学士严嵩等人的意见。此时，没钱的事实已经明白无误地摆上了桌面，只得皇帝：“奏臣等今日出视城工，时方修筑正南一面，自东及西延长二十余里，询之各官，云前此难在筑基，必深取实地，有深至五六尺、七八尺者，今基筑皆已出土面，其板筑土有才起一二板者，有筑至四五板者，其一最高至十一板，盖地有高低，培垫有浅深，取土有近远，故工有难易。大抵上板以后则见效矣。上谕答曰：卿等以工义具闻，谓委难重，然既做之，必果持久方可。但土质恐未坚，或曰且做看，此非做大事之思者也。人或仍以原墙说正，先作南面，待财力都裕时再因地计度，以成四面之计。或同圭等一详计之。”
之后严嵩等人再次上书皇帝，干脆建议只修筑南城，其它三面日后再说了：“京城南面民物繁阜，所宜卫护。今丁夫既集，板筑方兴，必取善土坚筑，务可持久，筑竣一面，总挈支费多寡，其余三面即可类推。前此度地画图，原为四周之制，所以难面横阔凡二十里，今既至筑一面，第用十二三里便当收结。庶不虚费财力。今拟将见筑正南一面城基东折转北，接城东南角，西折转北，接城西南角，并力坚筑，可以剋完报。其东、西、北三面候再计度以闻。”
世宗也就顺水推舟地同意了。
至此，轰轰烈烈的外城修筑计划变成了修筑南城，北京城区的大致轮廓就成形了，而且一直延续至今。
嘉靖三十二年十月辛丑，南城的修筑完成，皇帝亲自给新修的几座城门正式命名：“上命正阳门外门名永定，崇文门外门名左安，宣武门外门名右安，大通桥门名广渠，彰义街门名广宁。”广宁门就是现在的广安门，这是清道光年间改的，为的是避道光皇帝的御讳（道光名旻宁）。
次年（1554年）四月，又“以京师城外垣，遣成国公朱希忠告太庙”，并嘉奖有关官员，内官监右少监郭挥弟侄一人为锦衣卫百户，平江伯陈圭进为太子太傅。外城平面呈“凵”形，实际总长28里。外城比内城规制略为简单，墙体用黄土和杂土分层夯筑；内外壁均只敷砌大砖，外壁砖层厚约1米，内壁砖层厚约0.7米。而且，外城垣高为二丈，比内城垣少一丈五尺；城基厚二丈，比内城垣少四丈二尺；顶宽一丈四尺，比内城垣少三丈六尺。
至此，北京南城地区终于有了城墙的保护！
请记住这个时间——南城建成是嘉靖三十二年甲寅十月辛丑（二十五日），公元1553年12月10日！
看完这篇文章您觉得
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