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轶东的“一个人的遭遇”

2007-03-03 12:21 作者: 丁抒(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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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苦难历程
读完张轶东的回忆录《从列宁格勒大学到新肇监狱》,挥之不去是「一个人的遭遇」这几个字。

《一个人的遭遇》,这是四十多年前看过的一部苏联电影的名字。电影系由萧洛霍夫同名小说(又译《一个人的命运》)改编。主角索科洛夫在苏共革命后参加过红军。在后来的大饥荒中,亲人全都饿死。他和一个在孤儿院长大的姑娘结婚后,才有了一个家。一九四一年德军入侵苏联的第三天,他告别妻子和一子一女,上了前线。他是司机,一次往火线送弹药时军车被击中而成为战俘,被送往德国集中营服苦役。利用被指派给德军的一个工程师开车的机会,他冒著生命危险把车子连同德军工程师带回了苏联。回家探亲时他才知道,妻子和女儿已死於德军的轰炸。在战争胜利前夕攻克柏林的战斗中,儿子也牺牲了。战后,他给集体农庄开车,收养了一个战争孤儿万尼亚。祗因开车撞了农庄的一头牛,他就被开除了公职,带著万尼亚四处流浪,犹如「被苦难的生活抛弃在路边的两粒沙子。」(萧洛霍夫语)

中共认为,这部电影渲染战争苦难,宣扬人性论,是毒草。先是禁演,后来作为反面教材在少数场合放映以批判苏共的「修正主义」。一九六三年春,清华校方为了对毕业生进行「服从祖国分配」的教育,也为了配合中共中央对苏共的批判,给毕业生免费放映了两部电影。我是一年级新生,被也是毕业生的哥哥带进礼堂,观看了那两部电影。一部是中国人拍的电影《昆仑山上一棵草》,意思是每个人都是一颗螺丝钉,党放在哪里就在那里生根。即便到了昆仑山的兵站,也要像昆仑山上的一棵草,扎根在那里为党服务。另一部就是《一个人的遭遇》。

张轶东在他这部回忆录里写道:「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我从《真理报》上读到了萧洛霍夫所写的《一个人的遭遇》。我还不知道我自己今后的遭遇不会比他笔下的那个索科洛夫更好。而我那『苦难的历程』则将比阿里克赛ܭ托尔斯泰小说主人公们的苦难历程更加漫长。」

的确,张轶东大半生的遭遇,比《一个人的遭遇》里的那个索科洛夫更为坎坷,苦难更甚。他的苦难不仅远比索科洛夫漫长,也远比阿ܩ托尔斯泰的小说《苦难的历程》里的主人公的苦难历程更为漫长。而张轶东的坎坷苦难,就是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的。

反右运动,命运转折
他出生於一个知识份子家庭。父亲张连科是一个留日归国的炼钢专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任上海第三炼钢厂厂长。在抗日战争初期迁厂入川,与另一迁川的汉阳铁厂合组成非沦陷区最大的钢铁厂,重庆大渡口钢铁厂。因积劳成疾,他的父亲在抗战胜利前夕病逝。一九四八年,还是北京迁渝的清华中学高二学生的张轶东被北京大学破格录取,到了北京。那时他的哥哥已经是清华大学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在哥哥的影响下,他也成了一名「进步学生」。一九四九年中共进城后,哥哥参军南下,大弟弟也参军去了朝鲜战场。张轶东开始学习俄语并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一九五一年七月,他一、二年级时的同班同学、已是北大党委专职干部的程贤策把他找到党委会,告诉他,党决定派他到苏联去学习。八月间,他进入了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

张轶东努力学习,成绩优秀。他二年级时写的论文《七至八世纪中国和阿拉伯的关系》已接近毕业论文的水平,他的照片也上了历史系的光荣榜。一九五六年毕业时,中国大使馆同意他留校做研究生。回北京过了暑假后,又回到列宁格勒深造。

但是,一九五七年中共主席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派」运动把他的命运拧了一个大折。对这场「反右派斗争」,毛泽东曾这样作总结:在我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胜利,有人认为在一九五六年,我看实际是在一九五七年。镇压反革命,杀一百万,极有必要。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一九五七年那一仗不得不打,打得很好,大胜仗啊!一个肃反,一个反右。

在那场比秦始皇焚书坑儒远为酷烈的运动中,全国计有一百万人被扣上「右派分子」、「中右分子」的「帽子」。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定为「右派言论分子」、「烂言分子」、「疑似右派」,或者「以所谓『右派言论』戴上其他帽子」!这一百多万人,多数是知识份子。(六十万以上被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坏分子」的工人、店员、农民等,不计在内)张轶东从朝鲜战场回国的弟弟被划为「中右」分子,赶出军队,发配至广西十万大山的僻远山沟。留学生也不能置身於政治漩涡之外。一九五八年国内各单位搞「反右补课」时,党也在留苏学生中进行组织「清洗」,连中共元老方志敏烈士的儿子都被打成「右派」遣送回国了。列宁格勒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里有四人被划为「右派」而遣送回国。

张轶东不是一个死读书的人。善於独立思考的他,不盲目随从。党支部认定他「只专不红」、对党的政策「抱怀疑态度」,没收了史学前辈雷海宗、向达给他的信件,因为雷、向都是「大右派」。

遣送回国,成为贱民
张轶东躲过了反右运动,可是紧接著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又搞起了「拔白旗」运动。张轶东成为留学生中的靶子。他被大字报围攻,并被强令「向党交心」。交了三次心均不获通过。留学生党支部将他的材料往大使馆一报,他就被「遣送回国」,从此成为一个贱民。

一九五九年初,张轶东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上半年,政治气氛似乎不那么肃杀,他曾经希望可以凭藉其苏联籍妻子还在列宁格勒的关系重回学校,完成其研究生论文。可是七月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又掀起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中南海里批斗彭德怀元帅的吼声虽然传不到红墙之外,反右倾却无远弗届,谁也躲不了。

张轶东的家与中南海仅一街之隔,距离不过百米。他再次成为「运动员」,被要求「向党交心」。这一回他铁了心,在党要他「交心」时斗胆回答了一个「不」字。自然,很快就有了后果。年终奖金分四类,最低的「四类人员」得零元。零元奖金获得者只有三人:两个右派,加上张轶东。

这个「四类人员」,论文也不能发表了。张轶东失去了东山再起的希望。他的妻子克拉娃积攒了一些钱,还收到了张轶东在苏联发表的论文的稿费,有了来中国的路费。可是政治原因使得她来不了中国。张轶东以为离开北京到哈尔滨去是一条出路。他希望调动到中国科学院黑龙江分院继续研究历史,可是「组织上」却把他派到了黑龙江省安达市(今大庆市)的工业器材采购供应站。一九六二年,他又被调到绥化,在县第一中学担任俄语教员。

他不在乎「大材小用」的闲话,卖力地教学生,几乎将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辅导学生,并帮助家境困难的学生。学生可以随时到他的单身宿舍求教。他赢得了学生的尊敬,这使他欣慰,但是他更明白,「政治」上已入了「另册」的他,教学再好也白费!

中苏关系是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他和妻子克拉娃团聚无望,终於在一九六五年离了婚。几乎同时,他被公安局传讯了。几位北京下放到黑龙江的友人被归纳进了「张轶东反动集团」。这时他才明白,长期以来他就是一个被监控的对象。苏籍妻子实际上是他的保护伞。离了婚,保护伞也就没了。

文化革命,生死斗争
不过,要到一九六六年毛泽东搞起「文化革命」,张轶东才知道,过去的磨难都不算什么,真正的灾难还在后面呢。

「文化革命」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是注定跑不脱的。「老修」是他的外号,所有的大字报都称他「老修」。「黑帮」都被勒令将身份牌挂在胸前。他的牌子上写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六月中,毛泽东曾说「这次恐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杀」。其实,毛泽东大大低估了这场运动的疯狂。短时间内全国自杀者超过十万人。张轶东有一小瓶灭跳蚤用的毒药「敌敌畏」。他裤袋里藏著那只小瓶子,在头脑里进行生与死的斗争。他想起了家人。他知道,要是他「畏罪自杀」,弟弟妹妹将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他不能只考虑自己。

当张轶东在绥化放弃自杀时,并不知道他的同班同学、当年选拔他去苏联留学的那个北大党委委员程贤策,已经自杀,用的正是「敌敌畏」。他也不知道,他父亲张连科在重庆钢铁公司的墓地也被捣毁了。墓碑被砸碎,遗骨被毁弃。

绥化两个「革命群众」组织打派仗、顾不上批斗黑帮时,他的处境稍有改善。不敢收听苏联广播已达一年之久的张轶东又重新拧开了收音机。不过这使他以后被处置时罪行又增添了一条:「偷听敌台」。

一九六八年至六九年是恐怖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形形色色的「反革命犯」被枪决。在绥化县,一名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干部被枪毙,罪名是上书毛泽东,批评中共自一九五七年以来即走在了一条错误道路上。全国死於「清理阶级队伍」者在五十万人以上。邻近绥化的海伦县,有一位小学校长投井自杀。十三年后张轶东再婚,妻子就是那位校长的女儿。

绥化一中的两派「大联合」之后,再度寻找「阶级敌人」。张轶东是学校第一号斗争对象。但是,即便在批斗会上他仍然坚持其「反动观点」。校园里到处是「强烈要求公安机关逮捕反革命分子张轶东」的大字报。他的收音机被没收,送到了绥化县阶级斗争展览展馆。

一九六九年九月底的一天,张轶东被荷枪实弹的士兵押著离开绥化一中校园,进了「社会学习班」。多年后他才知道,那是一次各地同时进行的大搜捕行动。一九七五年在辽宁省被处决的女烈士张志新,也是在这天晚上被捕的。

「学习班」实际是个准监狱。审讯张轶东的公安人员与各地监狱的管理人员一样自称「政府」。个人物品存放储藏室时,填写的单子是「犯人存物单」。「学员」排著队在街上走时,市民们都说是「劳改队」来了。搞防空演习时,管教员逼著学员跳下菜窖,大叫「都往里跳,摔死一个少一个!」只有一点不那么像监狱:「学员」得按月交出自己的粮票,以及高出实际饭钱一倍的伙食费。

一打三反,在劫难逃
一九七O年一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说「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紧接著又是「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简称「一打三反」运动。

以思想言论定「反革命犯」,加以逮捕、关押、屠杀,并非始於文化革命。但是,就杀戮思想犯、言论犯的规模而言,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运动是毛泽东执政二十多年间规摸最大的一次。一九六八至六九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主要打击对象是所谓「历史反革命」。「一打三反」的目标则集中於「现行的」,即「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很大的比例是中共执政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也就是张轶东这样的人。

「一打三反」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国家机器正式登台,动用公检法机关,全国几乎同时进行的一次「依法」处置政治犯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司法程式,正式地将政治犯一一判处徒刑,其中大多判了死刑、无期徒刑和长期徒刑。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北大数学系青年助教任大熊、清华大学学生刘世广,就是在那时被枪决的。

张轶东这一回是在劫难逃了。他有「思想极端反动」、「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偷听敌台,预谋投(苏)修」等等大罪。二月间,也就是当了五个月准犯人后,他被「依法拘留」,戴上手铐,成了看守所的正式囚犯。

死刑阴影,预立遗嘱
死刑的阴影笼罩著他。他知道中国的传统:死刑犯在被处死前可以提点要求。他打算到了那一天选择听音乐:他锺爱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以及乌拉尔民歌《山楂树》,或者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或约翰ܨ斯特劳斯的《艺术家的生活》。他对自己说:「或许他们还是会同意的吧!」

一九六五年张轶东和苏联籍妻子克拉娃被迫离婚后,还保持著通信。文化革命后,他们的联系被彻底切断。他最后的愿望是见到克拉娃一面。他打算在难友中找个可靠的人,写遗嘱说把自己的一切遗物都送给他。交换条件是此人被释放后将他的骨灰带到中苏边境,洒入黑龙江。「黑龙江从哈巴罗夫斯克到鞑靼海峡的那一大段在苏联境内。」他这样想,「我的骨灰在这一江段中漂流,就离克拉娃最近了,而且不需要办理任何护照。这样我就能实现我这一生最后的愿望了。」

不过,他终於未被判处死刑。过了七个月,即九月间的一个星期天,他被绳子捆绑起来,挂上写著「反革命犯张轶东」的牌子,名字被划了叉,与另外十三名囚犯一起,被全副武装的士兵举到敞篷大卡车上,沿车边朝外跪著,拉到县中心广场,在群众大会上听取宣判。对他的判处是有期徒刑中最长的二十年。

从离开列宁格勒大学那天算起,历时十二年,他最终进了离他曾经工作过的安达市不远的新肇监狱。

中共的监狱劳改制度,本来是从苏联学来的。就是在张轶东入狱的一九七○年,苏联作家亚历山大ܩ索尔仁尼琴因为其揭露苏联监狱制度的作品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张轶东不愿意在狱中虚度二十年。他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忍著饥饿,偷空著手写书,名为《中国与世界文明》。不幸当他写到阿拉伯征服和阿拉伯文化时被人发现,「著书梦」就此被打断。

他算过:二十年是七千三百天,漫长的七千三百天。但是他想:「这个暴政已经持续十二三年了,难道还能再维持二十年吗?」「如果这种暴政要维持到一九九○年的话,那么不仅我张轶东一人,整个中国都要完蛋了。」「毛泽东总不会活到一九九○年九十七岁时才死吧!」「不用等二十年形势就会发生变化。判我二十年不等於我要在监狱里呆上二十年!」

一个历史时代的见证
这个信念支持他活了下来。一九七六年三月八日那天,张轶东站在监舍外目睹了世间罕见的陨石雨。读过许多历史小说的他,隐隐觉得此天文现象有些怪异。这时离他刑满的日子还有整整十四年。他觉得说不定哪天形势改变,他将会提前出监。九月里,狱中突然公布了毛泽东死去的消息。张轶东一下子就明白了:「一个历史时代说结束就结束了!」

不过,张轶东在新肇监狱又呆了两年多。直到一九七九年,他才被平反走出监狱,结束了九年多的牢狱生涯。

八十年代张轶东去海参威时,遇到了在列宁格勒大学学习时的一位苏联同学。他委托老同学寻找前妻克拉娃。一九八九年,那位已是苏联著名远东考古学家的老同学给他送去了关于克拉娃的最后消息:几年前五十周岁生日时,她被证实得了癌症,几个月后便去世了。

张轶东说:「在巨大的历史运动中,一个人的命运是微不足道的。我可以把自己二十多年来受过的不公正待遇和苦难放在一边。可是虽然暴君死得比克拉娃早十年,我毕竟无法忘怀究竟是谁使我此生终於未能见到克拉娃。」

「结发为妻子,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这是杜甫诗《新婚别》里的名句。苏联姑娘克拉娃二十三岁时嫁与中国留学生张轶东为妻,不日即开始了「远书归梦两悠悠」的痛苦生活。先是列宁格勒和北京,继而是列宁格勒和绥化。「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克拉娃痛苦而又短暂的一生,以及张轶东的「一个人的遭遇」,涵盖了一个大时代中的三十年,小半个世纪。这部《从列宁格勒大学到新肇监狱》,不仅记录了张轶东个人的苦难史,更是毛式「社会主义」的全景录影,为当代中国历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从列宁格勒大学到新肇监狱》是位於华盛顿的劳改基金会出版的《黑色文库》中最新的一册。这个文库以出版中国劳改犯的传记而著称。文库的「出版缘起」中有这样一段话:「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经历了『失语』的时代,邓小平和他的继承人又想把中国人变成一个『失忆』的民族。让我们来记录历史,为专制政权谱写挽歌,为民族丧失的记忆招魂。」张轶东的书为这个目标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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