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网，看到有报道说纪念邓小平逝世十周年是“官方低调民间热”；又看了一些人的解读，觉得大多没说到点子上。
邓小平主导经济改革的成就有目共睹，但由他一手制造的六四悲剧却惨不忍睹。在当今的中国，真正能够让精英层（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感到巨大良知压力的只有“六四”。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压力变得越来越沉重、具体。一直以来，执政当局都在竭尽全力地让国人忘记“六四”—— 既然提到邓小平就会令人联想到“六四”，那干脆连邓小平也一块忘掉吧。但许多普通中国人的想法却很实际，他们信奉的是道家杨朱的思想——“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他们不会花太多精力去关注“道义”、“良知”，也没有多少儒家“推己及人,推人及己”的想法，他们只知道邓小平是财神爷，没他就没有今天的小康生活。
在鲁迅先生的小说《药》里，主人公华老栓买“人血馒头”给自己儿子治疗肺病，结果钱花了，儿子也死了。但有时我在想，要是“人血馒头”治愈了他儿子的肺痨呢？他会不会从此心安理得，甚至还到处去炫耀自己的成功经验呢？ 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人就在嚼着“六四”这块“人血馒头”，并且甘之如饴。许多人的“穷病”因此被医好了，良心却死了。
在我看来，“六四”屠杀的最大恶果不是死伤了多少抗议者或者葬送了中国的民主前途，而是一代中国人从此丧失了基本道义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六四杀尽了国人的廉耻之心。为了平衡耻辱的现实，为“新生活”辩解，许多寡廉鲜耻的“新思想”产生了——既然我们没法让政府认罪，我们就要打倒良知，为苟且偷生找到“合理”的借口。很多人从此变得消极、沉沦，乃至邪恶，而这代人的畸形心理又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下一代。可以这样说，即使现在中国民主化了，政府为六四昭雪了，这个伤害也不会立刻消失，六四的阴影仍旧会长久地停留在人们心中。就像二二八起义对台湾人的影响，就像光州起义对韩国人的影响一样——尽管这两起事件都已经被平反，刽子手已经被绳之以法，但两地人民在骨子里仍藏着一种深深的悲情情结。
有不少心理变态的人为了寻求平衡，为邓小平政府的杀人罪行和自己的卑劣、懦弱而百般狡辩，他们有个理由就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都镇压过老百姓”，言外之意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所以中国人也不必觉得羞耻、不安。 他们搬出美国来做比较，其中有个例子是１９３２年的政府镇压退伍军人案。那年的６月１７日，来自美国各地约一万两千到两万名没工作的退伍军人，在美国国会大厦前集会，向国会施加压力，要求政府提前支付福利补助金。７月２８日，当华盛顿警方试图驱赶他们时，示威群众和警察发生了冲突，示威者用砖头袭击警察，两名警察受了重伤，一个惊慌失措的警察开枪打死了两名退伍军人。之后，愤怒的示威群众开始全面攻击警方，打伤了数名警察，鉴于局面已经完全失控，情急之下，总统下令联邦军队进驻首都，驱散了示威者。当年同胡佛竞选总统的另一位总统候选人是罗斯福，他在获悉胡佛下令驱散一战退伍老兵的消息后，充满信心地对他的一位助手说：我们今年已经不需要进行竞选活动了。在１９３２年的总统大选中，胡佛被选民淘汰，大多数美国人选罗斯福作为新的美国总统，他们用选票表达了对胡佛的不满。 还有个例子是１９７０年美国肯特大学枪杀学生案，在这起示威学生与校方的冲突事件中，有四人被打死，九人被打伤。而事实上，在美国，国民警卫队源自殖民地时期的民兵组织，与国防部管辖的正规军不同，基本属民兵性质，战时可由总统征招对外作战，和平时期则归州长全权指挥。枪击案发生以后，联邦和地方各级政府立即对事件展开调查。最后，总统特别委员会的结论直接明了：在当时情况下，“枪击是不必要、没有理由、且不能原谅的”。 美国以分权原则立国，一直以来就有民主传统，还在１８７８年通过了Posse Comitatus法，规定美国军队在任何情况下不能用于在美国国内执法。而反观中国，学生只是试图为中国人争取最基本的权利却遭此凶残。现在居然还有人拿中国的民主和美国相提并论——他们真把国人都当弱智了。
不过，中国的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六四屠杀发生之后，在政府杀气腾腾的叫嚣声中，多数国人保持了沉默，有人甚至认为学生做得太过，活该被镇压，那口气好像喋血街头的学生和市民都不是自己的同胞似的，他们极其可悲地把自己当成了高高在上的“党中央”和置身事外的外国人。健忘和冷血是我们一贯的民族性格，我们只重现实，不计后果，就好象张爱玲说的——她想回避什么就有办法视而不见，这其实是一种心智不全的表现，文化渊源是道家的非理性和虚无主义。 中国人经历了战乱、饥馑和文革，一代人的心都扭曲、麻木了，好不容易在八十年代过上几天奔“四化”的社会主义“新生活”，刚刚燃起的一点恻隐之心又被街头的流弹所扼杀。有人认为中国人奴性、愚昧、暴戾，其实那更多的是无奈、可悲、可怜。当初那沉默的大多数，今天他们中有许多成了下岗工人、法轮功修炼者和失地农民，当他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时，可曾想到当年广场上的学生们正是为他们争取知情权、对话权，但现在再没人站出来帮他们说话了，而他们以后也很难对别人的苦难施以援手，中国社会就是这样走向恶性循环的，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剧。
十八年来，国人对于“六四”的沉默实际上就意味着对政府杀人罪行的默许，人们在潜意识里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种负罪感，都产生了用欺骗和暴力来解决争端的非理性意识，今天社会上种种违反基本道义的丑恶现象多与此有关。孔子说：“其（君王）身正,不令而行,其君王身不正，虽令不行。” 俗话也说：“上梁不正下梁歪。 ”我们的政府凶残、无耻如斯，却要求老百姓做到“五讲四美三热爱”、“八荣八耻”，岂不是太可笑了吗？ “六四”是一定要清算的，一日不清算邓小平政府的杀人罪行，中国人的良知便一日得不到伸张，就会永远生活在自责、罪恶的阴影里。“六四”屠杀是土匪意识和现代文明意识冲突的必然结果，是由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山大王暴力逻辑”所决定的。一些人爱拿“六四”与德国纳粹、日本法西斯的暴行相提并论，我觉得这实在是对后两者的污辱，因为当时的德国政府和日本政府起码赢得了本国多数同胞的支持，他们侵略别国也是打着保护海外侨民和为民族争取生存空间的旗号。法西斯国家侵略、屠杀别国人民当然罪不可赦，但社会主义国家靠屠杀自己的同胞来维护官僚阶层的特权政治更为可耻，不是说“虎毒不食子”吗？当时北京人骂屠杀自己同胞的戒严部队骂得很到位，像“畜牲”、“土匪”，“不是人操的”，“刽子手” 都很准确，但我觉得骂他们“法西斯”就有所不妥，因为“法西斯”是对外的，人家审判政敌至少也有形式上的法庭。 我想起当年中国首富村大邱庄的“庄主”禹作敏因杀人罪而被警方逮捕时，许多村民或为他暴力抗法，或为他苦苦求情。他们认为这位村长给他们带来了富裕的生活，希望政府网开一面。这就好像是一个良医曾经挽救了无数病人的生命，后来因杀害一人成为杀人犯，我们就不追究他的杀人罪行吗？当今的中国实际上就是一个“大村庄”、“土围子”，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掩盖不了她贫弱、愚昧、落后的灵魂。
现在看来，如果没有“六四屠杀”，“八九民运”是不完整的，“六四”惨剧的发生并不奇怪，如果那次血腥镇压得以避免才真是奇了怪了，那中国就不是今日之中国——早就是民主国家了，否则，当年那样奴性的中国怎么会爆发如此大规模的全国性民主运动呢？ 我始终认为，“六四”是一起典型的凶杀案，而受害者也决不只是那两三百名死者、数千名伤者，还包括在北京行使合法权利的上百万示威、抗议者和观望者，甚至包括所有的中国人——那天我们之所以没有流血，不过是因为我们的运气好。６月３日深夜，开枪令一下，北京人的命就全都交给戒严部队了，子弹所及之处，人命如草芥，至于是谋杀还是误伤，只有天知道。在邓小平眼里，只要他们觉得有必要，中国人是可以在大街上，甚至是公寓楼里被“误伤”的——既然在首都北京都可以大开杀戒，其他地方就更不在话下了。
对比一下全世界一个世纪以来的几起镇压示威者事件，我们就能发现：“六四”镇压是人类文明的倒退，是华夏文明的沦陷。
１９２６年发生在北京执政府门口的“三一八惨案”，共死四十七人（包括两名警察和一名卫士），伤二百多人。当时虽然是杀人如麻的军阀混战时期，但民国总统段祺瑞始终不敢承认下达过向抗议学生开枪的命令，并在屠杀现场长跪不起，自言“一世清名，毁于一旦”。他随即宣布下台，开始吃斋，并为此忏悔一生。
１９３０年，甘地的信奉者们为反对印度总督颁布的“新食盐法”，准备占据苏拉特的盐场以示抗议。当他们越过壕沟向铁丝网靠近时，手持棍棒的警察就将他们打倒在地，但是没有一名示威者反抗，而是勇往直前，直到被打倒为止。英国殖民者最后不得不让步，不仅放弃了食盐法，而且自认为“丢尽了英国人的脸”。但在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中国首善之区，就在该国中央政府的办公地点附近，当同样是“非暴力”的抗议人群手挽手迎着自己的国防军走去时，迎接他们却是横冲直撞的巨型坦克和冲锋枪子弹，而杀人犯们在一次又一次地屠宰自己的同胞时，并不认为自己丢了脸，因为他们坚信自己是在平息反革命暴乱。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当初甘地面对的不是“反动”的“大英帝国”，而是类似于邓小平政府的“革命”政权，那么，他的绝食抗议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最终也只能以一场悲剧收场。
１９５６年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这样，开始时，学生和民众只是和平抗争——要求国家独立和民主改革，可他们遇上的不是老牌的帝国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苏联确实是“老革命”，两次出兵镇压。许多有血性的匈牙利人拿起武器还击，直至倒在苏联侵略军的屠刀下。不过，这个事件主要还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之间冲突，和镇压自己的同胞不是同一性质。
１９６３年８月２８日，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的２０万人游行集会上讲完《我有一个梦想》之后，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马上就邀请他到白宫做客，并公开表示：“我也有一个梦想，我梦想有一天，新的民权法案能在参众两院通过。”
至于上面提到过的二二八起义和光州起义其实不能算是单纯的示威活动，而是试图颠覆政府的民众暴动，当时有许多勇士抢夺武器，并同政府军展开了大规模的街头枪战，性质与镇压和平示威的“六四”屠杀完全不同。
人类历史上，只有末代沙皇于１９０５年１月22日制造的“血腥的星期天”才可以在性质与程度上与“六四”惨剧相提并论，在一个世纪前的那起屠杀事件中，约１０００名愤怒的示威者惨遭皇家卫队杀害。列宁后来说：“没有１９０５年的‘总演习’，就不可能有１９１７年１０月革命的胜利”。１３年后，沙皇被处决了。但中国的屠夫们至今逍遥法外，这是我们民族的耻辱。
孟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雠。”而“六四”不仅让全世界领教了我们政府的无耻与残暴，也领教了中国人的愚昧和怯懦，就连刽子手也会看不起我们，他们在杀了我们之后，还会指着我们的尸体说：“中国人都是贱皮子，一打就散了。”“六四”发生的那天也是一个星期天，事发地也是一国之都，但发生的时间是近一个世纪之后的１９８９年。这一年，全世界都在走向和解，而在一个文明古国的文明古都，一群为国人争取基本权利的和平示威者却遭到了自己军队肆无忌惮的血腥屠杀。对比两个“血腥的星期天”，电灯、电视、电脑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先进的冲锋枪、坦克取代了单发的滑膛枪，然而，我们真的进步了吗？
即使站在中共高层的视角上来看，“六四”镇压的凶残、血腥程度也是很难让人接受。文革中，毛泽东也不愿明目张胆地动用国防军这部对外的暴力机器来打倒体制内的政敌，而是通过群众文化运动这种“群众斗群众”的方式来进行他的革命，他甚至还表示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绝没有好下场！”而当邓小平政府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下达“阻拦军车，格杀勿论”的杀人指令时，他已经撕下了社会主义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六四”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文革”。 孔子的学生子贡曾向孔子讨教治国之道，孔子告诉他说：“丰衣足食，国家强大，老百姓就会对政府产生信任感。”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必须忽略一项，在这三项之中最好去掉哪项呢”孔子说：“那就放弃军备吧。”子贡再问：“如果迫不得已还得忽视一项，在这两项之中又应该去掉哪一项好呢？”孔子答道：“不要粮食！因为自古以来谁也都会死，没有粮食顶多不过是饿死，但一国政府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就要垮台。”在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１年的三年大饥谨中，中国饿死了近千万人，这些饿殍多数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但为什么就没人“起义”反对毛泽东呢？因为当时所有国人的境遇都差不多，没有贫富悬殊，这要放到过去，农民是肯定要造反、“吃大户”的。孔子对我们看得很透，说国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也就是说当时的毛泽东不管他搞过何种阳谋、阴谋，他起码赢得了时人的信任。反观当下，虽然百姓越来越富，国家越来越强，但人民对政府却越来越不信任了，而民心渐失，自“六四”屠杀始。
所以，我始终认为，如果不对“六四”做出一个全面、公正的历史判决，中国是绝不可能走上一条健康、和谐之路的。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怨气积蓄，等着我们的，只能是一次大爆发之后的无尽灾难。 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国人有我这样类似的经历和想法，但我相信，只要是一个心智正常的人，当你亲眼目睹自己的同胞在和平年代像猪狗一样在首都大街上被自己的“子弟兵”肆意屠宰时，你的心灵也会受到同样强烈的刺激。我并不是一个天生的叛逆者，也不是惟恐天下不乱的人，我热爱自己的祖国和同胞，我可以接受任何一个有着诸多缺陷的政府，但它必须有勇气正视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为“六四”正名，向国人谢罪，厚葬六四死难者并给予受难者家属一定的经济赔偿。
６月４日是我们的“全国哀悼日”，是我们的“国耻日”。１７年来，尽管当局至今仍没有只字片语的悔过与道歉，但许多国人已经淡忘了这起震惊世界的惨剧，即便是在言论相对自由的海外，不少华人也在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个血腥的日子。 这里，特别值得对比的是两个中国人聚居的“特区”——台湾和香港：台湾同胞刚刚从“二二八”的血腥阴影中走出来，心灵或多或少受到过扭曲，对六四的关注程度跟大陆人差不多；但许多香港同胞的良知尚存，每年都有数万人在６月４日这天聚集到维多利亚球场，用烛火悼念“六四”死难者。让我们向香港同胞致敬，是他们捍卫了中国人的道德底线和最后尊严。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纪念六四的浮雕，十分令人感动——在一段用砖铺成的路面上，凸显出一辆被碾压得面目全非的自行车，在它旁边则是一道深深的重型坦克碾压过的痕迹。我开始以为一定是美国或者是香港的作品，一看的出处，竟是来自波兰的一个叫弗罗茨瓦夫的城市。或许，只有从高压下解放出来的国度才能理解六四蕴含的心灵震撼吧。
在九十年代中后期，一提六四，国人往往嗤之以鼻，认为那已是一件不起眼的事情，就算以后共产党出问题也不会是因为六四。到了２０００年以后，对于六四，整天忙于生计的国人已经提不起任何的兴趣。但这并不等于它已经完全消失于我们的民族记忆之中——六四的枪伤已经深深地印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由于没有痊愈，旧伤复发只是时间的问题。就像七十多年前的南京大屠杀，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人们似乎已经将它遗忘，但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这段尘封的历史又被人重提、打开，再次激起了国人强烈的反日情绪。我坚信，随着网络日趋开放，随着民众逐步觉醒，承载六四怨灵的潘多拉之盒将会再次被开启。
今天，“六四”仍是一口不平之气，如鲠在喉，但它终有昭雪、平复的一天，因为它不仅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也是整个文明世界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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