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3-18 03:59:55作者：何立波
伴随着“文革”风暴，破“四旧”运动兴起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炮制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此后，红卫兵“小将”们走向街头，张贴传单和大字报，集会演说，开始了所谓的破“四旧”运动。
红色的风暴席卷了北京的千家万户，在２０天左右的时间里就有１０万多户被抄了家。一切外来和古代的文化，都是扫荡目标。中学红卫兵（加上少数大学生）杀向街头，以打烂一切“四旧”物品为宗旨，把北京城内外砸了个遍。
北京破“四旧”运动开始后，很快蔓延到上海、天津等全国各大城市乃至广阔农村。在破“四旧”过程中，北京市有１１．４万多户被抄家，粗略统计，仅抄走古旧图书就达２３５万多册，瓷器、字画、古典家具近４００万件。全国共约有１０００多万户人家被抄，散存在民间各地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十年浩劫给我国文化事业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主要就是源于“文革”初期的破“四旧”运动。
文化遗产成为破“四旧”的重点打击对象
破“四旧”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后，文物古迹、图书字画等文化遗产，均成为“革命”对象的重中之重。北京１９５８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６８４３处文物，竟有４９２２处被毁，其中大部分毁于１９６６年的八九月间。
就连偏远的新疆，文物古迹也受到冲击。新疆吐鲁番附近的火焰山有个千佛洞，洞内壁画是珍贵的艺术品。２０世纪初，俄、英、德等国贪婪的商人曾盗割洞内壁画，卖到西方。红卫兵将剩下的壁画中人物的眼睛挖空，或者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使这些珍贵的壁画成为废物。
在红卫兵抄家的过程中，居民家中珍藏的古旧图书和字画也遭到清洗。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的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就遭到红卫兵抄家的厄运。他后来回忆道：“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意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父、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
在红卫兵破“四旧”过程中，林彪、陈伯达等人对于被列入“四旧”的文物字画大肆掠夺，这无疑是对破“四旧”运动最大的讽刺。据北京文物管理处文物工作人员事后写的揭发材料，林彪、叶群拿走文物字画１８５８幅，图书５０７７册，笔１３４支，纸１４５１张，唱片１０８３张。陈伯达拿走文物４３２件，字画１２７幅，字帖３０１册，图书５３５５册，笔１５９支，纸１３卷。
康生和江青也是“四旧”的收藏者。１９７０年秋，江青约康生去文物管理处挑选珍品。她选了一只１８Ｋ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４条金链，仅付了７元钱。１９９０年，康生搜刮的文物被移到故宫作“内部展览”，人们才知道康生将大批国宝据为己有，被他掠入私囊的无价之宝竟多至上千件。
掘墓狂潮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间，中央文革“红人”戚本禹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头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１１月９日，谭厚兰率领２００余名红卫兵来到曲阜，联合曲阜师范学院红卫兵，声讨孔夫子，要砸烂孔坟。于是，孔府被封，孔林苍松古柏被伐，坟被扒墓被掘，三孔书籍化纸为灰，无数石碑被砸被毁。
从１１月９日至１２月７日，谭厚兰率领红卫兵共毁坏文物６０００余件，烧毁古书２７００余册、各种字画９００多幅，毁坏历代石碑１０００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７０余件，珍版书籍１０００多册，这场浩劫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
由于戚本禹称赞掘孔子坟的谭厚兰他们“造反造得很好”，掘坟风此后迅速刮遍神州大地。除了挖不着的，凡史籍中有记载的古人，差不多都在１９６６年遭到厄运。
“时髦”的改名浪潮
为了显示“革命”，破“四旧”开始后，红卫兵在神州大地上掀起了改名浪潮。一些人把所谓带有“封、资、修”色彩，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名字，例如什么“梅、兰、竹”、“春、夏、秋、冬”的，或者带有孔孟之道特征的“仁、义、礼、智、信”等等，都改为“革命化”的名字，公安局户籍管理部门则以“报则速批”为原则，表示了对这种“革命行动”的支持。
除了改人名外，地名、店铺、公交车站、单位名称，都掀起了改名风潮。在北京，公共汽车站的站牌全被红卫兵涂上了“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改掉旧站名，建立新站名”的标语。同仁医院被改为工农兵医院，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东安市场改为东风市场，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改为援越路。
改名浪潮也迅速波及全国其他城市，造反的学生和工人称之为：“横扫千军如卷席。”
风俗习惯大“改变”
破“四旧”中有破除旧风俗和旧习惯两项，红卫兵对于这两项任务也投入了很高的热情。
香水、尖头皮鞋、窄腿裤均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一经查出，立即实施“革命”制裁。《人民日报》对此举予以声援，引用红卫兵的话说：“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头皮鞋吗？”在上海，革命小将限令西餐店停业，服装、皮鞋店停止出售“奇装异服”；凡发现行人中穿尖头皮鞋者就责令脱下，赤脚走路；穿着、发型显得“时髦”的就要被剪一刀。与此同时，上海街头的许多西洋雕塑被砸毁、教堂被冲击。
随着破“四旧”运动的深入，涉及的问题越来越多。有的红卫兵提出改变我国的现有交通规则，要变右侧通行为左侧通行，他们说右侧通行不是革命规则，是右派分子们的规则，在中国这样的革命国家，应该是左派处处通行。同时，他们还提出交通路口的指示灯也有路线问题，因为红色代表革命，黄色代表资产阶级，怎么能红色一出现就停止了呢，怎么处处与红色作对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红灯行、黄灯停才对！
破“四旧”运动是伴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而肆虐神州的。到１９６８年暑期，大学仍不招生，工厂仍不招工，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６８年等３届中学毕业生共４００多万人待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炮制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此后，红卫兵“小将”们走向街头，张贴传单和大字报，集会演说，开始了所谓的破“四旧”运动。
红色的风暴席卷了北京的千家万户，在２０天左右的时间里就有１０万多户被抄了家。一切外来和古代的文化，都是扫荡目标。中学红卫兵（加上少数大学生）杀向街头，以打烂一切“四旧”物品为宗旨，把北京城内外砸了个遍。
北京破“四旧”运动开始后，很快蔓延到上海、天津等全国各大城市乃至广阔农村。在破“四旧”过程中，北京市有１１．４万多户被抄家，粗略统计，仅抄走古旧图书就达２３５万多册，瓷器、字画、古典家具近４００万件。全国共约有１０００多万户人家被抄，散存在民间各地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十年浩劫给我国文化事业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主要就是源于“文革”初期的破“四旧”运动。
文化遗产成为破“四旧”的重点打击对象
破“四旧”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后，文物古迹、图书字画等文化遗产，均成为“革命”对象的重中之重。北京１９５８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６８４３处文物，竟有４９２２处被毁，其中大部分毁于１９６６年的八九月间。
就连偏远的新疆，文物古迹也受到冲击。新疆吐鲁番附近的火焰山有个千佛洞，洞内壁画是珍贵的艺术品。２０世纪初，俄、英、德等国贪婪的商人曾盗割洞内壁画，卖到西方。红卫兵将剩下的壁画中人物的眼睛挖空，或者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使这些珍贵的壁画成为废物。
在红卫兵抄家的过程中，居民家中珍藏的古旧图书和字画也遭到清洗。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的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就遭到红卫兵抄家的厄运。他后来回忆道：“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意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父、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
在红卫兵破“四旧”过程中，林彪、陈伯达等人对于被列入“四旧”的文物字画大肆掠夺，这无疑是对破“四旧”运动最大的讽刺。据北京文物管理处文物工作人员事后写的揭发材料，林彪、叶群拿走文物字画１８５８幅，图书５０７７册，笔１３４支，纸１４５１张，唱片１０８３张。陈伯达拿走文物４３２件，字画１２７幅，字帖３０１册，图书５３５５册，笔１５９支，纸１３卷。
康生和江青也是“四旧”的收藏者。１９７０年秋，江青约康生去文物管理处挑选珍品。她选了一只１８Ｋ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４条金链，仅付了７元钱。１９９０年，康生搜刮的文物被移到故宫作“内部展览”，人们才知道康生将大批国宝据为己有，被他掠入私囊的无价之宝竟多至上千件。
掘墓狂潮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间，中央文革“红人”戚本禹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头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１１月９日，谭厚兰率领２００余名红卫兵来到曲阜，联合曲阜师范学院红卫兵，声讨孔夫子，要砸烂孔坟。于是，孔府被封，孔林苍松古柏被伐，坟被扒墓被掘，三孔书籍化纸为灰，无数石碑被砸被毁。
从１１月９日至１２月７日，谭厚兰率领红卫兵共毁坏文物６０００余件，烧毁古书２７００余册、各种字画９００多幅，毁坏历代石碑１０００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７０余件，珍版书籍１０００多册，这场浩劫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
由于戚本禹称赞掘孔子坟的谭厚兰他们“造反造得很好”，掘坟风此后迅速刮遍神州大地。除了挖不着的，凡史籍中有记载的古人，差不多都在１９６６年遭到厄运。
“时髦”的改名浪潮
为了显示“革命”，破“四旧”开始后，红卫兵在神州大地上掀起了改名浪潮。一些人把所谓带有“封、资、修”色彩，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名字，例如什么“梅、兰、竹”、“春、夏、秋、冬”的，或者带有孔孟之道特征的“仁、义、礼、智、信”等等，都改为“革命化”的名字，公安局户籍管理部门则以“报则速批”为原则，表示了对这种“革命行动”的支持。
除了改人名外，地名、店铺、公交车站、单位名称，都掀起了改名风潮。在北京，公共汽车站的站牌全被红卫兵涂上了“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改掉旧站名，建立新站名”的标语。同仁医院被改为工农兵医院，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东安市场改为东风市场，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改为援越路。
改名浪潮也迅速波及全国其他城市，造反的学生和工人称之为：“横扫千军如卷席。”
风俗习惯大“改变”
破“四旧”中有破除旧风俗和旧习惯两项，红卫兵对于这两项任务也投入了很高的热情。
香水、尖头皮鞋、窄腿裤均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一经查出，立即实施“革命”制裁。《人民日报》对此举予以声援，引用红卫兵的话说：“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头皮鞋吗？”在上海，革命小将限令西餐店停业，服装、皮鞋店停止出售“奇装异服”；凡发现行人中穿尖头皮鞋者就责令脱下，赤脚走路；穿着、发型显得“时髦”的就要被剪一刀。与此同时，上海街头的许多西洋雕塑被砸毁、教堂被冲击。
随着破“四旧”运动的深入，涉及的问题越来越多。有的红卫兵提出改变我国的现有交通规则，要变右侧通行为左侧通行，他们说右侧通行不是革命规则，是右派分子们的规则，在中国这样的革命国家，应该是左派处处通行。同时，他们还提出交通路口的指示灯也有路线问题，因为红色代表革命，黄色代表资产阶级，怎么能红色一出现就停止了呢，怎么处处与红色作对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红灯行、黄灯停才对！
破“四旧”运动是伴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而肆虐神州的。到１９６８年暑期，大学仍不招生，工厂仍不招工，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６８年等３届中学毕业生共４００多万人待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