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还能扛多久:315告密者们的悲惨命运(组图)


3月,随着春天在枝芽间的萌动,消费者权益又一次被提起,卫生、医疗、医药、旅游、教育等关诸民生的话题再度成为热点。

  然而此时不能忘记,那些揭开冰山的一角、使民众得以窥见一个个行业黑幕的人。

  在揭黑之后,他们有的离开了原有的行业,有的在寻找自己理想的着陆之地。

  对于他们而言,春天还只是心里的一粒种子。

  他们是“深喉”,他们挺身而出!对那些不顾个人利益,挺身而出,向新闻媒体或有关部门揭开本行业内部种种黑幕的人,我们或许都可以称他们是“深喉”。

  他们的命运

  王雪原:“反正是下岗了”


  对那些不顾个人利益,挺身而出,向新闻媒体或有关部门揭开本行业内部种种黑幕的人,我们或许都可以称他们是“深喉”。

  王雪原,曾经的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在职博士研究生,在轰动一时的2005年“天价医疗费”事件中,就非常典型地扮演了这种“深喉”的角色。这位刚刚年过30的俊朗清瘦的年轻医生,在事件发生之后不久向媒体与卫生部调查组揭开背后真相。

  “我的出发点很简单,即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希望能尽快给公众一个完整的真实情况,同时也希望通过这件事情,来推动我国医疗卫生制度的进步,”王雪原说,他因此成了医疗界的“叛徒”。

  像很多人预料中的那样,王雪原最后不得不离开他的工作岗位,迄今下落不明。“他反正是下岗了,”一位曾经采访过他的记者说,“好像有朋友帮他联系,出国留学进修去了。”这位记者半年以前曾跟王雪原联系过一次,之后再无消息。

肖启伟:无奈之下背井离乡

  因打破本行业内所谓“潜规则”,最后不得不离开的,不仅仅王雪原一人而已。

  有“医疗界揭黑第一人”之称的肖启伟,是又一个这样的“叛徒医生”。在2006年之前,肖启伟还是四川省开江县人民医院一名拿着一份稳定工资的外科医生,而就在他的这一工作岗位上,他很清楚地看到了“医药回扣”问题的严重性,自1998年始坚持与这一现象进行斗争,最终因他的不懈举报,在2005年掀起了一场席卷四川省医疗界的反腐风暴:128人被查办,涉案金额近千万元,一批医院院长、处长、科长落马。

  肖启伟的生活因此发生巨变:在开江这个小县城里,他成为被群体一再孤立的对象,“在自我怀疑甚至否定的心态之下”,只得选择背井离乡。



韩仁明:遭解雇后“据说又出国了”

  福建厦门的韩仁明是又一个“下落不明”者。韩仁明原是厦门世纪桃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分管该公司物业部,2006年7月,他开始向当地媒体大揭物业黑幕,因此被人称为“揭黑英雄”、“物业疯子”,4个月后,韩仁明遭解雇,理由是“得罪官员,嫖娼”。现在,韩仁明换了手机号码,本报记者本想通过曾经采访过他的当地媒体记者跟他取得联系,不能成功。韩仁明祖籍山东,后举家移民新西兰,曾任香港一家上市公司财务总监,这一次,在遭解雇后,“据说又出国了”。

张德丽:不希望被当成另类

  因为对职业有耻辱感,2006年9月底,护士长张德丽离开了工作近20年的成都市儿童医院血液科。作为一个熟悉内情者,张德丽向媒体说出了医疗行业拿回扣搞创收的“潜规则”。

  但是正因为此,她在重新找工作时,新的单位差点不接收她,准备把她退回去。现在的张德丽是成都市急救指挥中心一名普通的指挥调度员。她说她不希望自己被别人当成另类。现在,她只想勤勤恳恳埋头苦干,纠正别人对她的看法。



高纯:医药业已无他容身之地

  高纯原来是岳阳中湘康神制药厂制剂室主任,1995年至今从未停止过实名举报他所在企业的新药造假问题。为此他先是遭遇停工、强制下岗、停发工资,最后又被公司领导打成盆骨骨折,被迫内退了事。

  离开岳阳后,高纯隐姓埋名又先后到三家医药企业打工,然而,他一跟药监局打交道,就被认出是“湖南高纯”,只有离开。高纯甚至连续多年被剥夺了“执业药师考试”资格,医药行业已经无他容身之处。

  今年初,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前局长郑筱萸落马,高纯成了媒体名人,但这并没有给他的生活带来转机。

  现在的高纯在广州打零工,月收入1000多元,省吃俭用每个月寄几百元回家供女儿上学。他已经不希望再接受媒体采访:“我不能光是接受采访,我也要为生计奔波。”




陈涛:有人出10万买我人头

  2005年9月,广州“背包党”成员陈涛向媒体爆黑幕,称活动在广州火车站的“背包党”犯罪团伙人数已达2000余人,通过将初来广州的外地旅客骗上非法营运车辆,然后进行敲诈,从而谋利,有人月入上万。

  消息一出,揭黑者陈涛的命运出现了90度大转弯,他因身份暴露而被人追杀,“有人花10万元要买我的人头”,“他们有十几个人已经到我老家去找了”,陈涛说。他因此不得不开始逃亡生涯。




邬敬民:小人,自己赚了,踩着兄弟尸骨往上爬

  人物档案:从2005 年底开始,深圳导游邬敬民有感于旅游行业规范管理问题,开始在自己的博客上现身说法,以真名发表文章《叫我如何不宰你——一个导游的自白》,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在文章中,他大胆披露旅游界存在的种种不正当行为,如低团费、导购陷阱,并分析了这些现象背后的成因。2006年5月,央视“面对面”对他的采访播出后,反响强烈。此后,他相继被各大媒体报道采访,10万字的博客文章随即出版。

 
3月15日,邬敬民没有如愿地出现在北京,站在“全国十大维权人物”的颁奖台。

  他略有些失落,想起了上个月湖南揭黑医生胡卫民落选“2006感动中国”,本来胡排名第四。自从年初一个记者介绍他们相识后,他们在网上碰到,会不时聊上几句,彼此惺惺相惜。

  那时他在“广东十大新闻人物”的评选中,短信和网上投票居第七,结果也没接到颁奖通知。起初,对“全国十大维权人物”,他觉得自己的胜算会比较大。因为他在网上给自己拉票,而他的网友有2000之多,还有全国的持证导游47万人,他的投票排名已跻身前20名。

  这是一个虚名,本不值得计较。但从2006年成为揭露旅游行业黑幕的媒体名人后,他看重每一次曝光的机会,“能够借机扩大我的影响力,宣传推广我的品质旅游”。

  这一天,38岁的邬敬民在云南丽江。做了12年导游的他,已经一年多未带过团。

  无奈的“媒体名人”

  一年多来,落寞是邬敬民的常态。

  2006年,邬敬民提出的品质旅游,从上到下,无人应对。整整一年,他没有任何收入来源。

  妻子欧爱清在清远某私立技校当老师,月薪1000多块,寒暑假只发300块,还要帮他交每年3000块的医保。68岁的母亲体弱多病、耳聋,550块的退休金不够吃药、打针。虽然当导游12年,邬敬民攒下了8万元,但这钱是家里的保底钱。一家人的生活只靠妻子微薄的工资支撑着。

  到2006 年6月底,邬敬民感到走投无路。1999年到深圳,他租住在东门,后来到蔡屋围,又到岗厦,再到白石洲,房子越搬离市中心越远,越搬越便宜。同行朋友基本买了房,有人甚至买了4套。2006年1月前,邬敬民最不济时还能每月赚上三五千块,后来连650块的房都租不起了。

  2006年出《叫我如何不宰你》时,邬想将它当块敲门砖,让游客产生信赖,从而扩大影响,能接更多的团。不带团购物,他在公司的购物排行榜老排在末位,而公司是按这个排名来决定提成和团量。“混不下去了,刚毕业的小姑娘都超过了我。”

  “小人,自己赚够了,踩着兄弟们的尸骨往上爬。”他想起了一个同行的不满,不由苦笑。虽然能以“小导游上6次央视,已经很满足。还到处跑来跑去”来安慰自己,但阿Q精神敌不过现实逼迫。深圳没法呆了,他决定搬回清远,一边收集资料,一边写起诉书,起诉国家旅游局的不作为。

  在邬收拾家当时,中国通用旅游网广州分公司总经理吴义强联络上他,让他去搞“中国品质旅游网”。到广州后,干了两个月,“与品质不相干”,邬感觉不舒服。不久,他在北京见到公司总部的老总,说准备国庆后起诉国家旅游局,老总当即表示不赞成,担心会影响到公司。同时还对他的工作进行了调整,准备安排他负责宣传和营销。这不是他想做的事,于是辞职,搬回清远。

  在朋友的支持下,他重新做了一个网站“中国敬民品质旅游网”,旨在“建立全国性品质旅游网络,让每一个能够理性消费的游客,无论身在何处,都能找到值得信赖的旅行社和导游”。但留言响应者极少。他又提议各地同行将当地土特产的图片和价格发来,放在网上,结果无人发。贵阳某导游说:“你让大家怎么活?以前的路堵死了,要有新的路让大家走才行。”

一次流产的起诉

  做网站的同时,邬开始草拟对国家旅游局的起诉书。他列举了多个在著名旅游地区出现的导游中途弃客以及旅游购物“假货不断”等多个证据,要求国家旅游局“公开道歉,承认错误,严肃认真执行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建立由游客参与的奖惩制度及导游基本保障制度”,等等。

  起诉书写好后,邬向几个做律师的网友征询意见。“不太可能,你不能代表被侵害主体。”曾经成功起诉铁道部的郝劲松说。其他人也持相同看法。他也懂这个理,但还是想引起关注,向同行证明自己的决心。

  “旅游是一种精神享受,要通过导游的服务来实现。俗话说江山美不美,全靠导游一张嘴。导游有情绪就无法做好,游客就不可能得到享受。购物使游客和导游对立起来,实际上里面的大部分利益归旅游公司。”邬对记者说。

  2006 年10月29日下午,邬来到北京。这一天,历时三天的全国导游大会刚好结束。此次与会近2000名导游代表,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在讲话中提到,“部分导游没有工资,部分导游没有三险福利,部分导游靠牺牲游客利益谋生”。而邬认为:“如果在每个‘部分’的前面加上两个字,‘绝大’,这才能真正反映导游的生存现状。”而他对自己作为目前在媒体上名头最响的导游,却不能进入这样的全国导游大会,也感到一些失望和无奈。

  次日,邬去国家旅游局属地的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你这是公益诉讼,应是法人社团才能起诉;你提供的证据里别人是受害者,你未受到他们的委托。你没有这个资格。”对方不予受理。临了,此人说自己出去旅游也被别人骗过。

  随后,邬敬民把起诉书贴在自己的博客上。没过几天,他的主要博客就不能打开了。一直到现在。

  丽江试点在邬敬民苦于找不到品质旅游的着陆点时,云南丽江橡树园客栈老板沈恒林打来电话。沈是从一个同行朋友那里听说邬敬民的,他一直想做品质旅游,一听说他就来了兴趣。

  沈一直按自己的规矩接客:旅游项目全部给清单,游客只用先付10%的订金,按承诺做下来,游客满意后再付清余款。这样做了5年多,只有3次发生未付清钱的情况,总额不超过1500块。但他一直苦恼于自己的规模太小,所以他要找志同道合者。

  2006年9月16日,由沈出费用,邬敬民来到丽江。两人一见如故。橡树园客栈的一间客房成了邬的落脚地,沈包了他在丽江的食宿。

  近年来,丽江每年的旅游收入近26亿,自助游的散客占据相当数量。在丽江大研古城的商铺,不时能见到“征友出发,去香格里拉或虎跑峡”的散客告示。邬和沈一致认为品质旅游可以从丽江起飞。之后,他们的团队增至5人,合伙资金超过百万。品质旅游有了细节:导游专职,有底薪,根据不同的团,每天带客的人头服务费取决于游客的反馈;让顾客买到同步或低于市场价的、有品质的旅游产品。

  对他们要做购物,邬敬民持保留意见。但钱是他们出的,他不好表示异议。

  “沈恒林要的是经济效益,我要的是社会意义。必须在经济上成功,让观望者有信心,才可能做更多的事。”邬对记者说。

  “要这样做的话,他面临三个问题:一是游客能不能理性消费?游客参团前想便宜,参团后想最好的服务;二是旅游局不可能监管整个旅游链条,比如旅行社的内部操作,另外它管不了商店;三是导游收入问题,小费、佣金是国际通行,但中国实现不了。”芒果网旅游版编辑米起认为,邬跟一个行业对抗,得不到政府支持,没希望。

  邬收集导游权益受侵害时,经人介绍认识米,成为聊得来的朋友。米理解邬的行为,但不支持,因为看不到希望。

  3+2=6

  来到丽江后,邬与隐居此地6年的张云虎成了知己。张来自山西,曾经是成功的生意人,感到“社会混乱,找不到幸福”而退出江湖,专心读书。

  “正确的方法未见得找到真理,真话带来遗憾。3+2有时候得等于6。”面对邬的迷惘,张道出了自己6年来感悟到的心得。

  今年春节前,深圳电台邀请采访邬。电台不负担来回费用,邬犹豫不决。张知情后,拿出3000块钱。邬准备给张打借条,被张阻止:“你给我带只鸡回来就行。”

  2月13日做完电台采访,无法买到去湖南的火车票,他放弃了一家人在妻子娘家团聚的打算,回了清远。他没带年货回家,买了台DVD刻录机,用来将书和央视面对面、凤凰卫视鲁豫有约、广东卫视第一访谈的内容制成碟。初七,妻儿返回清远。相聚两天后,他坐火车返回丽江。

  经张介绍,邬看了《蒙牛内幕》。回想一年多的经历,他深深领悟了里面的观点——“只修改手段,不改变目标。”

  “刚开始想彻底改变这个行业,以为这个想法好,可以得到从上到下的支持。现在只想引导中国的品质旅游。”邬不再语气激昂。一年多的经历,让他明白了现实的困难。

  3月11日早上8点半,邬拿着手机,静听妻子在清远那端低泣。清远做旅游的朋友通过他的妻子,想要他回去,在清远推行“品质旅游”。但他告诉妻子自己不能离开丽江。

  “我太孤单了,压力好大。丽江太远了,一家人想见面都不容易。”妻子说。

  邬无语了。妻子想要一份安稳的生活,但一年多来安慰的话已经说过很多次,然而这次他说不出什么。除非立刻兑现,否则希望就像谎言,他是一个不惯说谎的人。

胡卫民:我不知道还能扛多久

  人物档案

  胡卫民,湖南娄底市中心医院医生。2004年底,他因无法接受由该院院长杨志毅主导的《2003年经济管理方案实施细则》中存在的开单提成、乱收费、虚高药价等医疗腐败“潜规则”,愤而向医院递交辞呈,同时往报社投信,揭露医疗黑幕。

  一场轰轰烈烈的关于“医疗行业潜规则”的揭露与讨论由此引发,胡卫民也被称为“揭黑医生”,“胡卫民事件”也被外界称为“中国现行医疗体制弊病的一个典型样本”。

  3 月12日中午,已经过了下班时间1个多小时,娄底市中心医院门诊大楼二楼只有一个诊室的门还开着。44岁的心脑血管病门诊医生胡卫民写完手上最后一本病历后,站起来走到助手的桌子旁。这位还在实习阶段的年轻医生抬起头来告诉他,门外还有几个等着求医的患者,都是专程从外地赶来的。

  胡卫民叫助手对他们逐个进行登记,他说他会额外安排时间帮他们诊疗。

  在这些病人看来,他们舍近求远来找胡卫民,因为他在两年前对医疗腐败潜规则的“揭黑行动”中,表现出了“医生的良心”。

  然而,人们可能并不知道,胡卫民为他的“出格”,也承受着巨大的煎熬。

  休息日的义诊

  3月11日,星期天,午后的娄底忽晴忽阴。

  在乐坪大道一处居民区里,双眼通红的胡卫民靠着墙壁静静地站着。他一边放下出诊箱,一边使劲按着头皮。昨晚,他又只睡了3个小时。

  “揭黑”后两年来,承受着各种压力的胡卫民一直患有失眠和头疼,今天是他一周中唯一的休息日,但他把时间用于为几个行动不便的高血压患者免费上门诊疗,几年来从未间断。

  前面是一条阴暗的楼梯,两旁尽是黑色的蜂窝煤,他的病人陈继醒就住在上面,10年前的一次中风使老陈卧床不起,2年3万元的医药费几乎耗尽了这个退休职工家庭的所有积蓄,直到后来他们找到了胡卫民。

  68岁的陈继醒此时正半躺在藤椅上,见到胡卫民,老陈以一个侧身握手迎接了他。老陈用僵硬的舌头吃力地告诉胡卫民,他现在已经能自己拄着拐杖绕楼下的小花园走一圈了。正在帮老陈缠血压计的胡卫民,马上腾出一个拇指伸到老陈面前。

  血压计上显示的数值为138/80,胡卫民点点头,然后叮嘱他不要大意,还要保持心态的平和。陈继醒和老伴一边听着,一边将目光停留在胡卫民发黑的眼圈上,反过来叫他注意身体。

  临出门前,胡卫民放下了一张降压药药方,合计10多元。

  破裂的家庭

  当天义诊结束后,胡卫民回到家,屋里一片昏暗。

  这是一个只剩下男主人的房子,布满灰尘,到处是来不及整理的报纸和书籍。但挂在墙上高雅的中国画、桌上精心布置的假花以及书架上色彩鲜艳的小饰物,都显示着这里曾经温馨过。

  胡卫民坐在大厅的椅子上,望着窗外,头发凌乱,一脸疲态。正前方的电视已经不记得有多长时间没有开了,积了厚厚的一层灰。

  房间的书架里仍塞满了书,都是龙龙喜欢看的。孩子早慧,6岁的时候胡卫民就教他看《诗经》、《论语》,而且他都能记得住。

  然而,8年前的意外和2年前的“炮轰医院”,逐渐摧毁了他曾拥有的一切。

  那时候的胡卫民在医院已经非常不受欢迎,他到处做科普宣传被医院同事视为“不务正业、好出风头”,胡卫民给患者开具的廉价药方也时常使他们陷于尴尬境地。那一年,胡卫民被医院安排回病房工作,但被二病室内科主任陈炳华拒绝接纳。在随后的理论中,胡卫民被对方踢中下身,失去了性功能。

  与妻子勉强生活了4年后,胡卫民主动提出离婚。龙龙仍由胡卫民来抚养。

  2004年年底“揭黑事件”后一个多月,胡卫民一天下班后发现11岁的龙龙正躲在家里哭。几经询问,才知道有个40多岁的男人在路上使劲掐他脖子,还警告孩子“叫你爸小心点”。

  解开孩子的衣领,看到几道暗红指印,胡卫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自那以后,儿子心中有了阴影,变得沉默起来,莫名地打哆嗦。几个月后,胡卫民与前妻商量,让儿子跟她到长沙去。

  “我不是一个好父亲。”胡卫民对此常常感到愧疚。

  此后不久,因经受不住胡卫民一系列变故所带来的打击,老父亲病入膏肓,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原本神志不清的父亲突然拉着胡卫民的手,睁大眼睛使劲吐出两个字——“坚持”。

  表面的成就

  “出名”后的胡卫民变得越来越忙,很多全国各地的患者都慕名前来求医,有时候,他一个早上要看50多名病人,超出正常诊量的一倍多。

  同时,胡卫民还主持着3个网站,他经常要在键盘前敲至后半夜,答复每天数以百计的留言和咨询,他还开辟了一个揭发曝光虚假广告的专栏,保卫消费者权益。

  从外表上看,胡卫民似乎已经接近他的目标了。他所在的心脑血管病防治办已经升级为高血压防治中心,而他也被委以升任之职。然而,这一切并非如外界想象的那么美好。由于没有医生愿意与胡卫民共事,他一直陷于“光杆司令”的尴尬境地,他一个人守着4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包揽着从门诊医生到仪器管理员的所有职责。

  娄底市中心医院在“胡卫民事件后”发生了一些变化。新领导废除了原来的经济管理方案,院内随处可见“谢绝医药代表入内”的告示,点名手术费、开单提成等也被废除,为控制滥用药加重患者负担,医院每月还对全院用药量前10名进行通报。

  但这些都无助于改变胡卫民的处境,有人还公开说一辈子不原谅他。因为胡卫民的“出格”令不少科室的收益得到重创,一些主刀医生甚至每月收入减少三五千元。

  “现在的变化都是很表层的,靠我个人的力量很难让整个医疗体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胡卫民说。据了解,“揭黑事件”并未对娄底市中心医院的整体经营带来大影响,其年收入从2004年的9000万上升到2006年的1.5亿。

  “潜规则看似一张薄纸,但背后却是铜墙铁壁。我现在在精神和身体上都超负荷运转,我不知道还能扛多久。”“十字路口式”的迷茫和焦虑正将他脆弱的神经越裹越紧。



陈晓兰:我也有退缩的时候

陈晓兰脾气真倔。

  即使面对横跨大半个上海匆匆赶到的摄影记者,她仍然坚持不拍照,甚至孩子气地说:如果拍照,我立马就走。

  是的。55岁的陈晓兰,已经不像年轻时那么爱照相了,她强烈反对别人拍她,她不愿意把这些年来写在脸上的辛酸、疲倦和憔悴,被那么明显地定格、放大。

  她想,自己是代表正义的呀,正义怎么可以这样狼狈呢?她也不喜欢有些记者,把她的生活描写得那么拮据可怜,说她单亲家庭独自抚养女儿,又没有收入——她是多么要强的一个人,即使是带着女儿,没有再婚,没有收入,那也是她自己的选择。

  事实上,如果有人把她描写得三头六臂、无所不能,她也会不高兴。“好像我是一个女飞侠,在天上飞来飞去似的。”陈晓兰想想就觉得好笑。

  从4个半小时的交谈中,了解到她想要的,不过是还原自己——不是所谓的“打假医生”,不是代号“一个有良心的医生”,而就是医生陈晓兰。

  第一次害怕

  南都周刊(以下简称“南”):这是你医疗打假的第11个年头了。听说这些年来,你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定要到北京去?

  陈晓兰(以下简称“陈”):对。这个月的5日,我刚从北京回来,我还准备再去一次。上一次去是参加CCTV的颁奖仪式,我是颁奖嘉宾;这次去,我还得提意见去。

  南:这次要提哪些意见?

  陈:这次我去,一是给《医疗器械管理条例》的修改议案提点意见,二是手头还有几个在追查的问题医疗器械和问题医院,要向他们反映一下。我算了算,加上这次,我自费进京44次了。每次都是去国家药监局向国务院、卫生部、医药管理局、工商总局等部门反映情况。去得最多的,就是国家药监局,药监局的官员们,跟我几乎都成熟人了,一见面就招呼,“陈医生,你又来啦?”

  南:无论是问题医疗器械,还是问题医院,背后都是一个庞大的利益团体。你面对这些躲在暗处的人,曾经害怕过么?

  陈:我这人从小就很犟。我相信自己做的事情都是对的。我更会坚持到底。过去我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也是因为这个信念。可是,在1月初我第一次真正感到害怕了。

  南:1月初,是你还在调查上海协和医院妇科诊疗案的时候?

  陈:是的。那一天是1月5日,上海药监局去协和医院突击执法,我作为监督员,去监督执法过程。我一个人在医院里走动,有一个不明身份的男子贴身跟着我。无论我走到哪里,他都跟着。最糟糕的是,我的手机怎么拨110都拨不通。直到几天后,新华社的报道出来后,我的手机才恢复正常。

  南:手机被黑了?

  陈:很有可能。家里的电脑也经常被黑。中毒、网络瘫痪是常有的事情,也有人打电话威胁我。但是,拿着手机,没法拨110,这就意味着,我随时有危险,却没法保护自己。

南:这太危险了。

  陈:这两年我的处境已经好多了。1996年的时候,医院到处都在传我是“神经病”,传得有鼻子有眼。无论我去哪里举报,对方都用不理解的眼光看我——谁会认真听一个神经病说话呢?2002年,当时上海市卫生局建议市委、市政府对我“予以训诫”。还有一位官员呼吁,要对我进行“政治定性”。

  南:那你怎么办?

  陈:我到单位去开了以前工作的全勤单,然后天天带在身边,有人说我,我就给他看——我那么多年在医院工作,年年考勤是全勤,说我是神经病?你医院能把一个精神病人天天放在理疗科的岗位上班?那么多部医疗机器都由我一个精神病人管,那不是犯罪么?

  南:之后情况好一些了没?

  陈:我1997年就开始反映假冒医疗器械的问题。2003年,我去北京上访。有人追到火车上来,不让我走,还扬言说,“你到不了北京”!

  南:那你到了北京没有?

  陈:(笑)我不仅到了北京,还到了国家药监局。

  南:那个时候你想过后果么?

  陈:想过。所以我在火车上打了几个电话。一个打给我的好朋友倪平。我告诉她,我搜集来的第一手医疗举报资料分别存放在什么地方,如果我有不测,让她一定要接替我干下去。另一个打给我妈妈的老同学王伯伯,如果我回不了上海,请他帮我照顾我的女儿。

  南:你怎么来改变这种局面?

  陈:那个时候,有人建议我走“上层路线”。我找到《新民晚报》记者、全国人大代表李葵南,通过她向有关市领导反映。我还在邻居的帮助下,在天涯论坛里以“一个有良心的医生”的ID发了不少帖。媒体一直在关注这些事情。

  到2005年,情况慢慢好起来。上海市药监局、上海卫生监督所先后聘我为市场监督员,这样我去调查一些问题,就方便多了。一些医疗主管单位的官员,也渐渐地理解我了,知道我没有私心。

  人生反差

  南:听说你去了那么多次北京,故宫、长城一次都没去过。在北京,开始住的是280元的宾馆标准间,后来降到100元,最后是30元的地下室。

  陈:那个地下室的老板,现在只收我20元了(笑)。这次再去北京,我还住他那。

  南:你以前的生活怎么样?

  陈:以前,我是养尊处优的上海小姐,不但世代书香,家里还有50多位亲属遍布海外。“文革”前,我们家住的是三层的小洋楼,家里有两个保姆和自己的裁缝、医生。我看弄堂里的小朋友踢毽子,就跑回家把奶奶的金戒指拿出去当毽子踢。

  有了孩子以后,带着女儿住在父母家,开销都由父母出——他们收入高,我每个月象征性地给他们一百、两百的零花钱。其他的,都是自己花了。年收入三四万元,日子过得很舒服。

  南:现在呢?

  陈:现在我是很多医院的“反面教材”。他们都拿我来教育医生护士们。跟着医院干,一年能拿多少奖金收入,如果像我这样,既没有退休金,也没有四金,靠亲戚救济过日子,还要贴钱、贴时间,干一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多惨!

  南:医院里那么多医生,就你一个人做了“叛徒”,他们恨你么?

  陈:那个时候,我在单位里是出了名的好人缘。我们那个理疗室,每天都有医生护士串门,他们都愿意跟我说些家长里短、小道消息。我这人最不爱管闲事。我甚至从来不看电视——虽然我们家可能是上海最早一批拥有电视和彩色电视机的家庭。上班、下班、读书,我的生活里好像就只有这三件事情。可是1996年碰到过期药,然后碰到光量子,人命关天的事情,我不管不行了。

  南:你身边的人能理解你么?

  陈:我父母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平素不管闲事,但都嫉恶如仇。在这件事情上,他们非常支持我。我到现在都记得妈妈临终之前在病床上给我讲的话,她说,“晓兰,你是医生,有些事情病人不懂,你懂,你要维护他们的利益。”我爸甚至还给我买来《孙子兵法》,鼓励我要以退为进、曲线救国。

  我女儿有时候不一定能理解我,她总是担心我,跟我说:有问题的医疗器械太多了,但妈妈只有一个。

  南:那你为什么还要打假?你以一个人的力量跟一个行业对抗,你不觉得累吗?

  陈:我曾经说过,我们不可能永远都是医务人员,也不可能永远都是监管者,但我们注定都会成为病人。一个病人碰到一个问题医疗器械,或者碰到一个问题医院,一个家庭就被套进去了,这个家庭的社会关系也不例外。

  南:那你曾经想过退出么?

  陈:有一段时间,我很想回到医生的岗位上。一个医生的职业生命是很有限的。我学了那么多年,又在一线干了那么多年,不能回报给社会,太可惜了。但我一直记得一个医学前辈对我说的话。他说,中国并不缺临床医生,但缺像我这样维权、打假的医生。他在业务上能为我分担,替患者看病,但是,他却不能代替我,去做好那些维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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