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有幸读《如焉》，和大多数读者一样，是因为传闻它是禁书。
禁书，是信息控制的诸多举措之一，本质是文化专制；中国的禁书传统源远流长，到毛公泽东时代，此传统竟然发扬光大，登峰造极。电影《武训传》开刀问斩，株连一系列有关题材的小说被打进阿鼻地狱；胡风三十万言书惹得龙颜大怒，所有胡风分子的小说诗歌统统遭遇灭顶之灾；随着丁陈反党集团和右派分子大帽子如泰山压顶，多少作家的作品人间蒸发；一整彭德怀，《海瑞罢官》立即遭殃，作者家破人亡；“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圣旨到，《刘志丹》就成了反动、反革命，作者李建彤直接给投入大牢；随后《早春二月》、《三家巷》、《苦菜花》、《红岩》、《红日》、《青春之歌》……，无数文学作品被打成毒草、黑货，彻底禁绝。那时节也怪，老百姓一风闻某人被揪出来了，就赶紧烧掉这人的书，唯恐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可是尽管文化人噤若寒蝉，仍然躲不过祸从天降！
那年头，老百姓只准看八个样板戏，毛公他老人家却躺在菊香书屋的大木床上有滋有味地看《金瓶梅》，江青同志更是每天必看一部美国大片或港台影片。荒唐、荒谬、荒诞！可悲、可恨、可笑！
现在回头看那些禁书，究竟有何异端思想值得大惊小怪？呜呼！那“不依古法但横行，自有风雷绕膝生”、那“池塘青蛙不开口，哪个虫儿敢出声”的非理性时代，整个民族遭受了多么可怕的灾难！
如今是朗朗乾坤，信息时代，文明社会，市场经济，窃以为禁书实为过时观念。小而言之，与和平崛起的大国形象极不相称，也辱没了联合国五常之一的荣耀；大而言之，无宽容精神，怎能建设和谐社会？再大而言之，自由精神是一切创造力的源泉，爱迪生、比尔盖茨出现在美国而不是北朝鲜，何也？社会进步仰仗信息的开放和思想言论的自由表达甚大，禁止民众独立思考，只能戕害民族精神，阻塞社会生机。中国由曾经遥遥领先于世界到不知不觉远远落后于世界，祸起于严酷的文化专制造成的社会停滞，此乃不争之事实。马克思曾经这样指出书报检查制度造成的恶果：“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他听见的是自己的声音，但是他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爱私人生活的人。”严格的信息控制，造成封闭的社会，真实信息残缺不全，虚假信息畅行无阻。置身其中的民族，久而久之，心理性格、精神思想势必转向偏执、猥琐；在今日世界已成“地球村”、国际竞争在各个层面展开的时代，她的前途只怕凶多吉少。
退一步言，禁书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只会给作家作超级义务广告；很有作家暗暗希望自己的大作能跻身禁书单呢！不花分钱广告费，即能一夜成名，人气直线窜升，何乐而不为？禁书亦给不法出版商提供商机，有权威机构无偿做广告，禁书岂能不畅销？肯定洛阳纸贵！读者也欢迎书报检察官，因为可以省却自己在浩瀚的读物中寻寻觅觅之劳苦。惜乎此等好运只可遇而不可求也！话说回来，新世纪仍有禁书举措，乃历史惯性，无可如何矣！
哈，离题万里，找不到北了！
曾有记者问作者，《如焉》的艺术是否有点粗糙，太急于表达？作家回答自觉得艺术感觉与表达力都是很好的。笔者倒以为记者所言不无道理。无疑的，作家胡发云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小说素材绰绰有余，取舍与加工用心良苦；他对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人生命运和时代舞台，都有缜密的设计与构思；不过似乎究竟茹嫣和达摩谁为主人公，作者拿捏不定，遂令读者感到在叙述茹嫣的故事时，将达摩身世为人大段插入，显得突如其来，人工凿痕太露；又，达摩的故事，毛子的故事，卫老师的故事，卫老师前妻的故事，小说都要包容，可是调遣难度甚大，于是令人有内容溢出结构之感。
不过这些只是瑕疵，瑕不掩瑜乃为读者共识。有人发表感言说，“六朝无文，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而已；当代亦无文，惟胡发云《如焉》而已”，这当然是过誉，只是在表达一种真诚的欣喜；因为当今小说一片酒色财气，乌烟瘴气，《如焉》则如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散发着清香，唤起人的傲骨；小说语言的干净利索、平实冲淡、隽永节制，与之相辅相成，遂令小说吸引越来越多人的眼球。小说选用了网络题材，书名就很有特点：《如焉@sars.come》，这很是独出心裁、别具一格的；照顾我辈的阅读习惯，是否可以直呼为《如焉•萨斯来到》？
《如焉》的主人公应该是三名：茹嫣，达摩，卫老师；还有一些主要人物：毛子，梁晋生，江晓力。他们的故事构成小说的全部内容。
年过不惑的茹嫣，系老干部与大家闺秀结合之女，四十年的生活几乎没有波澜，四十岁时突遭丧夫之祸；三年后，懂事的儿子飘洋过海留学法国，故事就此展开。儿子行前，特意给母亲配置一台电脑、并悉心教会她使用，以免除她的寂寞与思念。互联网改变了茹嫣的生活方式，使她和儿子虽然远隔万里却又能近在咫尺；互联网也激活了茹嫣的文学情愫和灵感，她的视野空间大大拓展，成了网络上的女侠和写手；她的网名即是“如焉”，她在网上的圈子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同达摩、毛子以及卫老师而有了来往；因为都是性情中人，共同语言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同事江晓力介绍她和清廉儒雅的副市长梁晋生相识谈恋爱，俩人开始了浪漫甜蜜、而且轰轰烈烈的爱情之旅。茹嫣的精神和情感生活因此丰富而充实。
一切因萨斯的发生而令茹嫣的新生活变生不测，结局出人意外。
茹嫣是一个优雅娴淑的女性，一个相信本心、善良、感性的“民众知识分子”；在她的精神活动中，俄罗斯文学和法国文学占了很大的空间。茹嫣并没有多少理论，也从来不用借助于体系来观察世界来说明世界，她的方法是内省的，是直觉的，是艺术的，是情感的；她凭良心行事，须知良心是社会的最后岗哨。茹嫣获知住在疫区的家人受怪病的感染，立即在网上发了帖子《姐夫……》，把怪病的信息公布于众；在萨斯形势扑朔迷离、云谲波诡期间，她先后发表《一个城市的耻辱》、《今夜，世界如此忧伤》、《一个母亲在黑暗中的痛》等网络随笔，对社会上发生的恶劣事情直抒胸臆，发出抗议。茹嫣的文章招来一片赞扬和声援，得到达摩和卫老师的肯定；但也也招来网上神秘人士的疾言厉色杀气腾腾的抨击、甚至是卑鄙无耻的人身攻击。最后，江晓力对梁晋生慷慨陈词，点明茹嫣“和我们是不一样的”，要求宦途光明的梁副市长和茹嫣分手。一番痛苦的抉择后，梁断绝了和茹嫣的关系；茹嫣为此伤痛欲绝，但她选择了尊严。诚如卫老师的夫人赵姨所言，一个人想追寻普世的价值，追寻终极意义，另一个人，怕是脱不了现世的功名，分手乃是必然。小说结尾，茹嫣听见楼下院子里收破烂者的吆喝，于是叫住那人，把梁晋生和她唯一的一次放浪形骸所留下的西服和专门买给梁的拖鞋扔给那人，不带情绪，没有爱恨，只是为了清理。笔者以为这是幽默之极的神来之笔。
小说中的达摩，本名常海根，他的达摩网名，既是佛学里的达摩禅祖，又是希腊神话里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他少年时勤奋好学，也受到卫老师的熏陶；和他的同龄人一样，青年时代是蹉跎岁月，但他没有沉沦，组织“青马”，成为思考者；以后做了国企工人，博览群书，自学成才；厂子倒闭后，他以修理家电为生。在茹嫣眼里，说达摩是专业学者吧，那气质模样那一身行头还有那摩托车，都不像；说是个普通草民吧，他口里说出来的话，怕是一些正经专家学者也说不出来；她觉得他像一个修行者；而他自称是野狐禅。卫老师对他的这位忘年之交的评价是：“海根的那种定力，那种看淡一切浮名俗利的心境，那种草根身份，贵族情怀、还有不屈不挠的战士姿态，在如今世道，真不容易呢！”达摩是一位技术纯熟、以劳动为乐的电器维修工，却也能写出《恐惧的力量》那样的网络文章；该文认为，恐惧常常比灭杀更有力量，灭杀只能消灭异端的肉体，恐惧可以改换他的灵魂。让一个最不羁的反叛者，成为驯良的奴隶，并以此作为其他同类的标本。尤其可怕的是，恐惧是生长在自己内心的，别人无法帮你将它割除。达摩对社会的一些本质性问题力透纸背的剖析，令蹩脚学者平庸政客匪夷所思。达摩守望真理，执著信念，关注人间；他的新鲜而深邃的思想，令茹嫣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在茹嫣陷入困境时，达摩向她伸出援手，她因此视他为“蓝杉知己”。读过《怎么办》的人，会把达摩同拉赫美托夫那个超人式的战士联系起来。
卫立文卫老师是小说中的老前辈人物，作家通过他的一生，浓缩了多半个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卫老师的青年时代，比数十年后的青年更单纯，更热血。他本能地接受了五四的影响，也深受俄罗斯从普希金、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到苏俄阿赫马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的精神鼓舞。同时他还继承着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士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情怀和牺牲精神。正因为此，革命选择了他，而不是他选择了革命。在革命胜利后，他身为高官，革命热情不减当年，却莫名其妙被打成“胡风分子”，劳改关押，受尽磨难；他的妻子带着他们的两个孩子不辞而别，不明下落，不是为划清界限，而是另有隐衷——那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令人联想到赫尔岑《往事与随想》里描述的那些徒步赶往西伯利亚，追随被流放的丈夫的勇敢的贵族妇女；然而卫老师妻子命运的凄惨，比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是也令读者不能不产生焚心煮骨的痛楚的悲惨命运。
家破人亡的卫老师在文革中又遭受惨无人道的迫害；十年浩劫之后，卫老师才重见天日。虽然又有若干龃龉和冷落，他始终是一个坚定、自省、乐观、思想着的知识分子；他以自己饱经沧桑的阅历、洞察细微的睿智和远见卓识，探寻许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的答案。他认为，没有不带个人情绪的思考，除非是机器人；但是如果个人的情绪个人的经验，带有普遍的意义，那它常常就会穿越许多迷障，看见深远处的一些东西。他从自己在文革被游街遭受中小学生的凌辱的事情，而苦思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将这样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教育成比法西斯党徒还要冷酷的人？他发现，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热情烧完了，紧接而来的，就是市侩主义犬儒主义；利益的诱惑，对于年轻人来说，更加不可抵挡。他意识到，当精神的满足，道德的满足已不可得的时候，物质的满足，权力的满足，就是最好的代用品；他如鲁迅一样高度评价俄罗斯精神，因为不论在沙皇的俄国，还是在斯大林的苏联，那一块土地上永远都有一批为了艺术，为了真理，不顾坐牢杀头而坚守最后一道底线的作家艺术家，那就是人的高贵与尊严。针对毛子所言“百年动荡，老百姓要求很低，有饭吃，有衣穿，足矣”的见解，卫老师语惊四座：老百姓这样，可以理解，知识分子这样，不可饶恕。他的见识，振聋发聩，对他的晚辈们如醍醐灌顶。
卫老师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些前瞻性思考，不能得到部门官员的认同，因此也影响到他最后的命运。这位耄耋老人死于“非典”的隔离医院，在一个特殊的时刻以一个特殊的方式死去了，以一种最孤独的方式死了，这是一个人最凄惨的离世。
对卫老师这样一位大智大勇者，完全可以用“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永恒的开始”形容。小说中达摩、茹嫣、毛子以及诸多相识或不相识者为卫老师送行的场景，感人至深。
笔者情不自禁想起一部美国影片的结尾词：“若你愿意，请在你们脑海中腾出空间予他们；在你们要动身前往他们永不能再去的地方时，请回头多看他们一眼。无论你永远爱他们，或不甚爱他们，请挺起胸膛说：“我爱他们”；他们既已殉职，我们也须紧记他们所付的代价；当别人说这场战争是无稽时，请予那些善良的英雄崇高的致敬！”
读《如焉》，令人回肠荡气，如舒愤懑；读《如焉》，可净化读者灵魂，感受到一个人因拥有尊严、人格、道义、情操、良知、信念而产生的高贵；发现坚守不卑不亢、待人以诚、与人为善的做人底线，乃是为人的可贵之处。没有这些，人活着只是行尸走肉，酒囊饭袋；即使衣食无虞、日夜纵情声色，也不过是钱钟书先生在《论快乐》里所说的“快乐的猪”。
然而，耳濡目染的现实生活，笔者不能不沮丧地指出，胡发云先生的《如焉》有理想化之嫌，换句话说，就是在现实生活中缺乏普遍性；就这一点而言，《沧浪之水》反映现实要真实得多，只是阎真先生对知识分子猪狗化表示理解和接受的态度，笔者感到困惑，难以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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