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区第三届行政长官，于3月25日产生。800人的选举委员会，圈出63岁的曾荫权，继续主持“一国两制”下的特区政府；49岁的大律师、公民党的梁家杰败落。
圈选的结果，是意料中的事。在“一国”的屋檐下，曾荫权获北京全力支持，得到六百多个选委提名，梁家杰则只获一百多个选委提名；投票的结果，与提名人数成正比例关系，在772张有效票中，曾获649票，梁得123票，分别占84%、16%。
倾斜政策与指令控制
香港产生行政长官的制度设计，由中共中央实际主持。在它的色彩意像和倾斜政策之下，八百人的选举委员会向“红脸人”倾斜。所谓红脸人，是指传统左派、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他们与北京早有政治血缘。
制度设计的极度倾斜，有利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指令控制和指导控制。这种源自计划经济体系的控制模式，必然使圈选特首先有北京的“计划性”，即打算安排谁当特首。在“计划”控制下，八百人的投票，大体是回应北京"计划安排"的一种形式。与其说这是“选举”，倒不如说是北京意旨下的“推举”。
对于香港居民而言，这样的“选举”是关于民主的“苦涩童话”，只是以“童话”讲“民主选举故事”，令人发笑后有苦涩之感。
纳税人士没有选举权
尽管北京严控香港选局，但与前两届比较，这次倒有小小的进步，开放了“候选人”的公开辩论，让港人了解他们的新平台。
开放公开辩论并不足够，占很大比例的港人期待早日有一人一票的普选。泛民主派提议在2012年以普选方式产生特首，有相当高的民意支持。
按照基本法第45条，行政长官要达至普选的最终目标。这样的规定，是向港人开出一人一票选举期票的标志。
对于期票的兑现，北京官方和“爱国界”与民意有很大的距离，有人把“最终”说成二十一世纪四十年代；更多人把民主选举与“乱局”联在一起，并以台湾政局动荡为由反对2012或2017年普选；说得最多的“理由”，是英国统治香港期间从未有普选，何必在近10年内举行普选。
香港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与数百万缴纳入息税、利得税、差饷的人息息相关。占极大比例的纳税人只有义务而没有选举的权利，与全球政治文明的发展背道而驰。不能说英国没有给港人普选权，现在或稍后港人就不应享有普选权。这正如毛泽东时代没有市场经济、也无“和谐论”，在毛之后就不应有市场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之说。
具备普选行政长官条件
英国虽然在香港只推行分区立法局直接选举，没有政府首长的普选，但他给香港留下四大政治遗产：以司法独立为基础的法治，居民充分的自由，包括公务员行政中立、廉洁的文官体制，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它使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受到法律和制度的有效约束。以法、制为基础的秩序文化，亦比中国大陆强。
就经济实力而言，香港也有追求普选的基础。2006年的人均GDP，中国大陆约二千美元，香港则超过一万五千美元，香港的人均外汇、财政储备和国际旅游收入，也远在中国大陆之上。
国际有公信力的调查显示，香港的经济竞争力、政府廉洁度，也在全球的前列。
上述的事实，一方面说明，以引起动乱之名反对普选缺乏根据；另方面说明，在中国大陆一时不能推行的改革，香港未必不能尝试。
尽早实现行政长官普选，不仅不会造成乱局，反而让行政长官有真正的民意合法性，也使胡锦涛、温家宝新领导层建立国际形像的新亮点。
北京《中国青年报》和胡锦涛智囊之一的俞可平，已公开倡议“还政于民”，在中国大陆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在各方面的条件都强于中国大陆的香港，何不先走一步试验普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