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4-04 21:27:59作者：胡泊
我是60年出生的，小时候妈妈和大人们都说我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出生的小孩，最可怜了！当时粮食紧缺，有钱也买不了食物。大人都缺少食物，妈妈自然就没有奶水喂我,说我是喝米汤喂养大的。记得我11岁左右妈妈每天给我一角钱，让我每晚到牛奶店喝一碗牛奶，连续喝了3、4个月。哥哥、姐姐们都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我记得，妈妈对我特别疼爱，好象是要补偿生我时没有吃到的奶水似的。
长大后,我一直对60年左右的事情,对那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特别好奇，总想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但听到都是些简单的叙述，诸如食品缺乏，有钱也买不了东西来吃等表面的事情。比我大几岁的二家姐说：她当年拿着半个馒头在妈妈工作的饮食店门前刚想吃，突然被一个不认识的人抢了就跑。这就算是可怕一点的事例了。但这次到了好友薛丽丽的家乡柳城县沙埔镇，和薛丽丽的伯伯彻夜长谈，才真正知道什么是可怕59、60年。不！应该是恐怖的59、60年。
在广西柳城县沙埔镇一个叫高田的村屯，薛丽丽的爸爸和伯伯就是这个村的人，在“大跃进”实行军事化管理时这个村被改名为沙埔营高田三排，59年时叫沙埔公社高田第三生产队，现在叫沙埔镇高田村三社。
57年之前农村是实行互助组的形式，即几户农民自己结合起来，收成除交公粮外，剩下的按各户所出的土地和劳力来分配，互助组先后经过初级社和高级社。但不管初级社还是高级社，当时农民的日子过得蛮好的，起马吃饭是不成问题的。但58年“反右”之后，全国 “大跃进”，全国农村进入人民公社，当时的口号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从那时开始，农民就完全没有了正常的生活，一个个的小家庭变成以生产队为单位的大家庭。家里所有的粮食都集中到公共食堂，所有的金属用具除了镰刀、锄头而外，连门上的扣子、箱子上的饰件都拿去大炼钢铁。房屋除了用作睡觉外，没有其他用处。甚至于住房都属于集体的，经常叫你住哪里就住哪里，把人赶到村里的祠堂里，行动军事化，下地干活除了带上农具外，还要在腰杆上别上碗筷，哪里干活哪里吃饭，吃饭不离开“阵地”。
最害人的是搞高产田、卫星田，名目繁多，浮夸风盛行，粮食产量就象吹气球那样不断膨胀，到处都在出高产、放卫星、万斤田。薛伯伯笑着说沙埔乡放的卫星是亩产2.6万斤,但他不知道，离沙埔不是很远的环江县，所放的卫星是亩产13万斤，他们还差了10万斤呐！而且明明是减产硬说是增产。
大丰收当然就要高征购了。59年春节刚过，公共食堂的粮食便捉襟见肘了。把各户拿出来的五谷杂粮全部磨成粉加糠做成饼，大人每天3个,小孩、老人每人2个。 全队男女老少200多号人，一天到晚就吞着口水等吃。有时还经常断顿，就找些喂猪的红薯叶加糠煮熟，每人一汤瓢。薛伯伯说,当时大家都学会吃生的，就象牛.羊牲口一样见什么吃什么。干活时，大家就摘玉米吃玉米、挖红薯啃红薯、割谷子嚼谷子，当然只能生吃，不敢拿回家煮来吃。事实上，家里也根本没有炊具。而且一旦被发觉，后果就更可怕。薛伯伯说,他们什么都吃过，野生的苦马菜、车前草、树皮，还有毒蛇、蚯蚓、蚂蚁甚至癞蛤蟆、鼻涕虫和蚂蟥。还说最好吃的要数枇杷树皮了。
每天在祠堂里尽听到小娃仔的哭叫，拉着大人要吃的，大人们除了无可奈何的哀声叹气外，别无他法。但就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准说一个“饿”字，否则马上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社员们忍受着饥饿去出工，指望着夏收后能摆脱眼前的困境。
好不容易熬到夏收了，大家以为可以有吃的了，这时，上面宣布：“先国家，后集体”“反瞒产私分”等，直到“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等征购粮交完后就又没有粮食了，仍然喝野菜汤，于是又伸长脖子望秋收。
但高征购下的秋收最后也没能让大家吃上一顿饱饭。灌了半年的野菜汤，人的营养匮乏，体力严重透支，浮肿病终于来了。先是走不动路，接着是起不了床，腿上一按一个深窝。有的地方已经传说有饿死人现象了。
最恐怖的时刻终于来临：59年12月的冬天，公共食堂无法维持，断炊了！开始死人了。今天这家死一个，明天那家死一个，多是壮劳力。那时死了人都没有哭声，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个个都站在死亡边沿，不知何时便轮到自己。薛伯伯说，很多人应该都有和他一样的想法，那就是：能吃一顿饱饭死了也值得！
就在那年冬天，薛伯伯的班里（当时伯伯在沙埔上小学五年级）就饿死了三位同学，一个叫兰笨牛的同学[因为名字特别,所以薛伯伯就记得这个人]，在到山里挖野菜的路上饿得倒下去就再也没有站起来。另外两个不记得名字了。他们都才十二、三岁，应该是朝气蓬勃的少年，却走完了不该走完的人生路！薛伯伯说,那年冬天村里饿死和浮肿病死亡的人数不下10个。
在我国历史上也有过大饥荒的事，但我想那现象应该是偶然的，局部的，时间也应该是短暂的。因为东方不亮西方亮，灾民去逃荒有地方可逃，而发生在当代的那场浩劫，其地域遍及全国，时间长达三年。三年中,总不能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在遭灾吧？我也专门问薛伯伯:那几年是不是发生了旱，涝之类的天灾?薛伯伯说了一句话:“天，是风调雨顺的天；地，是肥得流油的地。”
哦！我们是不是应该到了给老天爷和大自然平反昭雪的时候了。不仅该给老天爷和大自然平反昭雪，而且应该感谢他们。感谢老天爷，是因为太阳每天暖融融的照耀着大地,使得树木和青草能够正常生长，而草根、树皮是那两年广大贱民们的盘中餐啊；感谢大自然,是因为大自然孕育了昆虫、蚯蚓、癞蛤蚂,而它们也是那两年广大贱民们的食物啊.要不然不知还会有多少人死亡......
第二天,我要回南宁了。经过村口，我站在村头的一块空地上想，这里是不是应该立块碑，写上59---60年xx村饿死的人，但柳城有多少个这样的村？广西有多少个这样的柳城县？中国又要立多少个这样的碑？
还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心中，为那年中饿死的中国人立块碑吧。记住他们，愿他们的灵魂安息！用这个方式来祭奠他们，永远铭记这段历史。
长大后,我一直对60年左右的事情,对那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特别好奇，总想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但听到都是些简单的叙述，诸如食品缺乏，有钱也买不了东西来吃等表面的事情。比我大几岁的二家姐说：她当年拿着半个馒头在妈妈工作的饮食店门前刚想吃，突然被一个不认识的人抢了就跑。这就算是可怕一点的事例了。但这次到了好友薛丽丽的家乡柳城县沙埔镇，和薛丽丽的伯伯彻夜长谈，才真正知道什么是可怕59、60年。不！应该是恐怖的59、60年。
在广西柳城县沙埔镇一个叫高田的村屯，薛丽丽的爸爸和伯伯就是这个村的人，在“大跃进”实行军事化管理时这个村被改名为沙埔营高田三排，59年时叫沙埔公社高田第三生产队，现在叫沙埔镇高田村三社。
57年之前农村是实行互助组的形式，即几户农民自己结合起来，收成除交公粮外，剩下的按各户所出的土地和劳力来分配，互助组先后经过初级社和高级社。但不管初级社还是高级社，当时农民的日子过得蛮好的，起马吃饭是不成问题的。但58年“反右”之后，全国 “大跃进”，全国农村进入人民公社，当时的口号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从那时开始，农民就完全没有了正常的生活，一个个的小家庭变成以生产队为单位的大家庭。家里所有的粮食都集中到公共食堂，所有的金属用具除了镰刀、锄头而外，连门上的扣子、箱子上的饰件都拿去大炼钢铁。房屋除了用作睡觉外，没有其他用处。甚至于住房都属于集体的，经常叫你住哪里就住哪里，把人赶到村里的祠堂里，行动军事化，下地干活除了带上农具外，还要在腰杆上别上碗筷，哪里干活哪里吃饭，吃饭不离开“阵地”。
最害人的是搞高产田、卫星田，名目繁多，浮夸风盛行，粮食产量就象吹气球那样不断膨胀，到处都在出高产、放卫星、万斤田。薛伯伯笑着说沙埔乡放的卫星是亩产2.6万斤,但他不知道，离沙埔不是很远的环江县，所放的卫星是亩产13万斤，他们还差了10万斤呐！而且明明是减产硬说是增产。
大丰收当然就要高征购了。59年春节刚过，公共食堂的粮食便捉襟见肘了。把各户拿出来的五谷杂粮全部磨成粉加糠做成饼，大人每天3个,小孩、老人每人2个。 全队男女老少200多号人，一天到晚就吞着口水等吃。有时还经常断顿，就找些喂猪的红薯叶加糠煮熟，每人一汤瓢。薛伯伯说,当时大家都学会吃生的，就象牛.羊牲口一样见什么吃什么。干活时，大家就摘玉米吃玉米、挖红薯啃红薯、割谷子嚼谷子，当然只能生吃，不敢拿回家煮来吃。事实上，家里也根本没有炊具。而且一旦被发觉，后果就更可怕。薛伯伯说,他们什么都吃过，野生的苦马菜、车前草、树皮，还有毒蛇、蚯蚓、蚂蚁甚至癞蛤蟆、鼻涕虫和蚂蟥。还说最好吃的要数枇杷树皮了。
每天在祠堂里尽听到小娃仔的哭叫，拉着大人要吃的，大人们除了无可奈何的哀声叹气外，别无他法。但就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准说一个“饿”字，否则马上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社员们忍受着饥饿去出工，指望着夏收后能摆脱眼前的困境。
好不容易熬到夏收了，大家以为可以有吃的了，这时，上面宣布：“先国家，后集体”“反瞒产私分”等，直到“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等征购粮交完后就又没有粮食了，仍然喝野菜汤，于是又伸长脖子望秋收。
但高征购下的秋收最后也没能让大家吃上一顿饱饭。灌了半年的野菜汤，人的营养匮乏，体力严重透支，浮肿病终于来了。先是走不动路，接着是起不了床，腿上一按一个深窝。有的地方已经传说有饿死人现象了。
最恐怖的时刻终于来临：59年12月的冬天，公共食堂无法维持，断炊了！开始死人了。今天这家死一个，明天那家死一个，多是壮劳力。那时死了人都没有哭声，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个个都站在死亡边沿，不知何时便轮到自己。薛伯伯说，很多人应该都有和他一样的想法，那就是：能吃一顿饱饭死了也值得！
就在那年冬天，薛伯伯的班里（当时伯伯在沙埔上小学五年级）就饿死了三位同学，一个叫兰笨牛的同学[因为名字特别,所以薛伯伯就记得这个人]，在到山里挖野菜的路上饿得倒下去就再也没有站起来。另外两个不记得名字了。他们都才十二、三岁，应该是朝气蓬勃的少年，却走完了不该走完的人生路！薛伯伯说,那年冬天村里饿死和浮肿病死亡的人数不下10个。
在我国历史上也有过大饥荒的事，但我想那现象应该是偶然的，局部的，时间也应该是短暂的。因为东方不亮西方亮，灾民去逃荒有地方可逃，而发生在当代的那场浩劫，其地域遍及全国，时间长达三年。三年中,总不能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在遭灾吧？我也专门问薛伯伯:那几年是不是发生了旱，涝之类的天灾?薛伯伯说了一句话:“天，是风调雨顺的天；地，是肥得流油的地。”
哦！我们是不是应该到了给老天爷和大自然平反昭雪的时候了。不仅该给老天爷和大自然平反昭雪，而且应该感谢他们。感谢老天爷，是因为太阳每天暖融融的照耀着大地,使得树木和青草能够正常生长，而草根、树皮是那两年广大贱民们的盘中餐啊；感谢大自然,是因为大自然孕育了昆虫、蚯蚓、癞蛤蚂,而它们也是那两年广大贱民们的食物啊.要不然不知还会有多少人死亡......
第二天,我要回南宁了。经过村口，我站在村头的一块空地上想，这里是不是应该立块碑，写上59---60年xx村饿死的人，但柳城有多少个这样的村？广西有多少个这样的柳城县？中国又要立多少个这样的碑？
还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心中，为那年中饿死的中国人立块碑吧。记住他们，愿他们的灵魂安息！用这个方式来祭奠他们，永远铭记这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