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4-04 23:54:16作者：
在文革中赫赫有名的康生（见图原名张叔平1898年～1975年）曾一度入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甚至曾任中央副主席，但在1980年10月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中，他被看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在中共党史上留下了一连串的骂名。那么，中共建政前的康生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任顾问师哲在他的回忆录中选取了有关康生的一些片段：
解剖“反革命分子”的尸体
1940年至1941年间的一天，师哲（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的秘书）陪同陈郁（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参观延安柳树店的和平医院，了解外科手术设备和工作情况。
师哲等人被带到“一间设分宽敞、明亮的大厅”他们看到大厅的大槽内用福尔马林浸泡着的一具男尸，年约三十余岁。有人问“这是干什么用的”？临时担任解说员的护士长说：“这是医学解剖用的，原来有三具，已解剖用完一具，另一具只剩下半边，唯这具完整，还未作用……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处理的。他们的姓名、来历，我们一概不知道。”
参观者接着问道：“他们被送来时是活人吗？”回答：“当然。以医病的名义送来，然后处理的。”听到这样的回答，曾亲历苏联肃反运动的师哲（1929年10月至1938年3月）也不由得毛骨悚然。他在回忆录中不禁问道：“康生何以一句话就可以置人于死地？即使是对真正的反革命分子，难道可以由康生个人定罪、判人死刑和决定行刑的方式么？”
宁可错杀也不可放过
革命史料常以“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来说明所谓反革命的残暴。但革命者自己又是如何呢？根据苏联的肃反理论，如果在一百个人中有一个反革命，那为了消灭他，99个革命者也应该心甘情愿的死去。
中共后来吸取了苏联的教训，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式。但事实如何呢，《师哲回忆录》中提到的几件事，可以为上述理论作个注脚。书中写道：“延安那时有一位知名的同志蔡子伟，他曾无缘无故被康生关押近十年……1943年我们建议将此案重新审理……但是康生不同意，他决定继续关押，只是未敢杀害”
回忆录还记载了这样件事：有一个叫王遵级的女孩子，她从1939年从北平跑到抗日游击区，后又到陕甘宁边区加入共军，其时只有十六七岁。就因为这女孩子长相漂亮，举止文雅，又有个当汉奸的叔叔（王克敏），一到延安便被康生当做特务关押起来。
当师哲1943年接手这个案子时，可怜的女孩已经在监狱里度过了近五个春秋。回忆录记录了审讯中师哲与女孩的一段对话。
师哲问：“你和王克敏什么关系？”女孩回答：“我叫他叔叔。”师哲又问：“为什么把你关起来？”答曰：“不知道。”
后来，复查的结果认为女孩不可能是王克敏派来搞间谍活动的，“从她的性格、知识、能力等方面看，也绝不可能担负这种任务”于是师哲他们建议将其有条件的释放，但这一建议始终未获康生的批准，女孩以后的命运如何，回忆录中没有交代，想到以后那一场场“与人斗，其乐无穷” 的运动，估计也是凶多吉少了。
回忆录还记载了更离奇的关于几个外国人的案子。书中说：“1944年初，从晋察冀边区经晋西北押送到陕甘宁边区四名嫌疑犯外国人，其中三名是俄罗斯人，一名是南斯拉夫人，他们本是要求借道解放区，设法去南洋和澳大利亚谋生的。”一旦他们落入康生手中，厄运就来了。
后来，胡宗南（国民党的著名将领）率军进攻延安，“又把包括这四名外国人在内的一批犯人押送到后方永坪一带，康生从瓦窑堡经永坪到山西去时，在行进中顺便指示保安处将这批人连同王实昧一起处决了，处决后把全部尸体都塞进一口枯井里。”那几个外国人也就这样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