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年前，一群上海、重庆、成都等地知青在云南西双版纳生产建设兵团悄悄的发起了一场要求回城的行动。这个行动最后导致了云南西双版纳5万多知青全部回城，并引发了全国几千万知青的回城潮。
现在能够找到的官方回忆录版本，大多数是描述事件发生的过程，极少谈到这件事情的实质：一次成功的有组织的维权运动，尽管当时还没有维权这个名词。那次行动的特点之一就是高度的组织性，而这又是大多数回忆录里都没有提到或者是故意避开的。想象一下，在文革刚结束两年的1978年，在被认为是边疆地区而又高度控制的准军事单位生产建设兵团，任何有组织的争取权利的活动会被理所当然的被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和反动组织“消灭在萌芽状态”，不可能发展到几个农场总罢工的规模。
还有一个没有被提到的传说是，当中央同意云南建设兵团的知青只要愿意就可以回城的消息传开的时候，整个行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国营农场、军垦农场知青的邀请信，请他去“指导罢工事宜”。这是我在79年听一个在云南的知青同学讲的，可信度应该高于几年或几十年后发表的回忆录。
30年一转眼就过去了。今天的新闻是通过网络传播的。就在不久前，媒体、网络都在报道、传播重庆一户居民拒绝接受不合理的赔偿坚守已成孤岛的房子的重大新闻，几天后，中共的新闻管制部门显然成功的消除了传统媒体和网络上关于这一事件的报道和讨论。不过，另一项进展正在悄悄地进行。成都拆迁户在中国泛蓝联盟代表的陪同下，专程前往重庆观摩并学习交流抵制强力拆迁的经验。尽管重庆这家房主和开发商达成补偿协议搬离，房子也在当天被拆除，可以预期的是，这种类型的学习交流还会在更广的范围内进行。
在这一方面，今天的拆迁户面临的无奈、绝望和30年前的知青几乎没有什么不同，普通中国人的人权状态30年来没有任何进步。所不同的是，当年的最高当权者自己也刚从文革被整的情况下翻过身来，清理文革旧帐的愿望、目标与知青要求回城的要求即使不一样，至少也是大致朝着同一方向而没有特别大的冲突。而今天，整个统治集团及其各地的代理人就是造成拆迁户苦难的根源，两者利益是根本冲突的，任何对拆迁户的让步都会减少当局者的暴利。
今天的拆迁户所面临的困境实际上要比当年的知青大得多。当年的知青，至少还可以进京上访。今天的拆迁户，被自上而下的《信访条例》、各地官府派出的截访人员围追堵截，加上任意劳教、判刑，逼的几乎没有一条出路。今天，席卷全国疯狂的城市扩建重建毫无减弱的迹象，而被拆迁的居民却再也没有当年知青万众一心要回城的环境和决心了。“钉子户”的名称，除了反映拒绝接受搬迁条件的意愿，更多的恐怕是反映了孤军奋战的无奈。再说，即使有成千上万人同时拒绝搬迁又能如何呢？广东东洲血案和四川汉源镇压就是前车之鉴。
如果三十年的时间和几十倍的经济发展仍然不能使社会底层的民众的状况有些许的改善，如果今天的民众维护自己基本权利的状况比三十年前还要恶劣的多，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可以盲目的相信在同一个中共的“领导”下“明天会好起来”的空洞许诺呢？
联系、学习、取经固然有必要，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只要对这个剥夺人们基本权利的政权还继续抱有希望，就是在认可对自己权利的侵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