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何许人也？现在即便是喜好中国近代史的人也多数不知道辜鸿铭这个人。
辜鸿铭19世纪中叶生于南洋，留学英、法、德等国，精通数国语文。曾为张之洞幕僚，清末官外务部左丞，辛亥革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直到1928年4月30日去世。辜鸿铭推崇儒家学说，反对新文化；拥护帝制，反对民主共和，并说西太后是中国道德最高尚的人；拖辫蓄妾，主张一夫多妻制。所以，当时人们视其为“老顽固”，周作人说他是北大“顶古怪的人物”。但辜鸿铭是五四时期以前惟一有分量的向西方积极弘扬中国文化的中国学者，他把《论语》和《中庸》译成英文，并英文和日文出版了多部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著作，在德国、法国、日本均有较大影响。“顽固”的辜鸿铭却有着卓尔不群的性格和特立独行的品质，他的正直无私似乎更应该得到人们的关注。
坦陈己见 毫不遮掩
辜鸿铭外观上的最大特点是拖着一条辫子，而且在民国成立多年以后仍不剪掉，逢人便以此相炫耀。胡适曾回忆，1921年10月13日在欢迎法国汉学家戴弥微的宴会上，辜鸿铭对他说：“去年张小轩（张勋）过生日，我送了他一副对子，上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下联是‘菊残犹有傲霜枝’。”并问胡适：“你懂得这副对子的意思吗？”胡适说：“‘菊残犹有傲霜枝’，当然是说张大帅和你老先生的辫子了。‘擎雨盖’是什么呢？”辜鸿铭回答：“是清朝的大帽。”两人的对话很有趣，辜鸿铭也知道自己的辫子太不合时宜了，但他为了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决然保留下来，说这是他的“顽固”之处倒不如说是其“顽皮”的表现更为妥切。辜鸿铭的日本友人萨摩雄次询问他为什么不剪掉辫子，辜氏用手摸摸头发，说“这是我的护照”。“护照”一词用的简直好极了，辜鸿铭摇头晃脑在人前展示“护照”的形象一定非常可爱。
辜鸿铭思想上的最大特点是尊崇儒家学说和保皇。他的保皇思想随时表现出来，却从未参与复辟帝制的政治活动。周作人回忆说，1919年6月5日左右，北大教授开会挽留蔡元培校长，大家均没有异议，问题只是怎么办，打电报呢，还是派代表南下（其时蔡元培已离开北京，到了上海）。辜鸿铭也走上讲台发言，赞成挽留蔡校长，却有他自己特别的理由，他说道：“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台下坐着那么多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他居然还敢把校长比作皇帝，忒也胆大了些。他在课堂上，有的时候也乱发议论，拥护君主制度。据说，有一次讲到法律，辜鸿铭说：“你要说‘法律’（说的时候声小），没有人害怕；你要讲‘王法’（大声，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不行了。”语言还配合着动作，真是把他的神态表现得活灵活现。现在仔细思考一下，倒也有些道理，“王法”一词在一百来的民间一直使用着，辜鸿铭的说法好像蛮有预见性。
最能体现辜鸿铭不遮掩自己观点的，莫过于对康有为的攻詌 。他们两人同为尊孔保皇派的代表人物，但辜鸿铭一向认为康有为是卑鄙小人，乱臣贼子，是亡国妖孽，断送了清王朝的命运。1913年，康有为、陈焕章等人发起建立孔教会时，辜鸿铭就根本没有加入，尽管他同其中的一些人物如梁鼎芬、沈曾植等人有着密切的私人交往。不独如此，据胡适记述说，辜鸿铭同他谈起孔教会时，曾大骂“陈焕章当读‘陈混仗’”，又骂以圣人自居的康有为根本不懂孔学，连拜孔子的资格也不配有：“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孔会拜孔子，孔子要上吊。”语言之狠毒刻薄，于此可见一斑。
也许有人会问我，辜鸿铭拖辫、保皇、尊孔，都是逆历史潮流的行为，为什么还说他正直呢？正直是对人的品质说的，而与他的政治思想关系不大，并非思想违背社会发展大势的人就不具有正直的品质了。只有耍阴谋诡计济己之私利者才算不得正直。辜鸿铭敢说敢为，即使是颂扬慈禧太后亦有在外人面前维护大清国体面的意思在内，又怎能不说他具有正直的品质呢？
坚持操守 鄙薄政客
辜鸿铭的政治操守是令人敬佩的。他在维护国家主权、拒受贿赂、不做政治交易等方面都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故事，下面这几个事例是最好的说明。
1905年，两江总督周馥奏调辜鸿铭督办“长江浚治局”事。“长江浚治局”是根据《辛丑条约》中开浚黄浦条款，由上海道设立的，与各国领事共同办理。在督办“长江浚治局”期间，他所办的惩罚洋人贪污巨款案为他带来了极大的社会声誉。荷兰利济公司两西人冒领挖泥工费16万两，被他查核后要加以严惩。洋人以巨额相贿赂，遭他严辞拒绝，外国领事多方袒护，两江总督也悼于交涉，不愿追究到底。辜鸿铭无奈，只好将此案中洋人贪污原委、证据写成英文，交《字林西报》发表，可《字林西报》顾忌不登，于是又登《北华捷报》，终于使真相大白于天下。辜鸿铭维护国家利权，不畏洋人的铮铮傲骨，在那个年代确是难能可贵的。
1907年，张之洞与袁世凯由封疆同入军机。袁世凯某次对德国驻京公使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其幕僚某以为袁氏得意之谈，特将此语转述给辜鸿铭。辜鸿铭听后，讥讽道：“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言外之意，袁世凯不学无术，不会给清廷办什么好事的。后来，辜鸿铭又当面抨击过袁世凯，甚至以“贱种”称之，弄得袁世凯十分恼恨。为了堵住辜鸿铭的嘴，袁世凯特地托人请辜氏到袁家担任家庭教师，月薪500元，要求他缓和一下言辞。当时，辜鸿铭穷困潦倒，极缺钱用，但他即不屑于向袁世凯屈服，果断地拒绝了这一要求。
1918年，安福系（北洋军阀中皖系的组织）当权时，颁布了一个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参议员，是须由一种中央通儒院票选的，凡国立大学教授，凡在国外大学得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对于许多获有学位的留学生的文凭，都有人兜买，市价是每张文凭200元。有一个人来运动辜鸿铭投他一票，辜氏收了他400元现金，答应到时入场投票。选举的前一天下午，辜鸿铭坐快车到了天津，用两天功夫把400块钱全部报销在妓院后才回北京来。运动他投票的那个人说他回来了，赶到他家，大骂他没信义。辜鸿铭拿起一根棍子，指着那个小政客，说：“你瞎了眼睛，敢拿钱来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今以后，不要再上我门来！”那个人见辜鸿铭暴怒，狼狈地逃走了。鄙视政客，决不为金钱折腰，辜鸿铭表现出良好的政治操守。
注重情谊 是非分明
辜鸿铭性情怪异，自然不好与人接触，但他又是很注重情谊的人，从不少细节上都有所展现。萨摩雄次回忆说，辜鸿铭的随行仆人向他辞行时，辜氏谆谆叮嘱那个年轻人一路小心，并从自己并不宽裕的钱包中拿出一些零用钱给他，情深意重之景象令萨摩赞叹不已。
1916年夏，梁漱溟游历湖南，见军队抢掠地方，写下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呼吁社会各界有心人出来组织国民息兵会，共同制止内战，培植民主势力。次年10月，梁漱溟进北大，将此文自印了若干本放在教员休息室，让教师们翻阅或自取。有一天，梁漱溟在教员休息室见到辜鸿铭（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只见他抄起一本《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翻阅起来，阅后又放回原处，然后摇晃着脑袋，自言自语地说：“有心人哉！”几十年后梁漱溟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得惟妙惟肖，他们之间从未交谈过，但那四个字的评语却分明表现出辜鸿铭的是非观念。强国息兵，让百姓过上富足美满的生活，也是辜鸿铭的理想吧。
曾任张之洞首席幕僚的赵凤昌记有一事：某年值万寿节，湖北官府祝贺开宴，唱新编爱国歌。辜鸿铭问梁星海：“有爱国歌，独可无爱民歌乎？”梁答：“胡不试编？”辜鸿铭略一沉思，说：“己得四句：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举座一片哗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辜鸿铭的出言可算是胆大无比了，话又说回来，他之所以吟出爱民歌亦是心中常替百姓着想的缘故使然。忠君保皇是辜鸿铭的核心思想，但又有谁能否认他爱惜百姓的苦心呢？
其实，辜鸿铭并不是与新派人物完全格格不入的，他也注意个人的私谊，尽管在思想观点方面经常相互攻击。1919年8月3日，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写了《辜鸿铭》一文，内中告诉世人说：“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春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辜鸿铭当初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当晚，胡适碰巧在一家饭馆遇见了辜鸿铭，便把随身带的一张《每周评论》送给他看。饭后，辜鸿铭很不客气地对胡适说：“密斯特胡，你在报上毁谤了我，你要在报上向我正式道歉，你若不道歉，我要向法庭控告你！”半年后，他们再度相遇时，胡适问辜鸿铭状子递进去没有，他正色道：“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的不好”。寥寥数语，揭过那难堪的一页，辜鸿铭的可爱之处表露无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