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大陆《中国青年报》近日报道：周强穿起沾满泥土的雨靴，从床边抓过安全帽和手电筒，弯腰走出低矮的窝棚，踏上一条窄窄的铁轨。从几位正在晒太阳的妇女和小孩身旁经过时，他抬头望了望，“我已经不习惯在太阳底下干活了”。
铁轨通向一个锡矿。在全球最大锡产地云南个旧，随处可见这样直入大山深处的锡矿。34岁的周强要在矿井里面工作十来个小时，将矿石铲进背篓，再装入数十米开外的矿车，然后推着矿车在阴暗的坑道中走上几公里，卸到露天选矿场。天天如此。来自云南楚雄的他，已经在锡矿井下度过了15个年头。可他并不清楚，自己正置身于肺癌高发的危险境地。
20多公里外的个旧市城区，70岁的云南锡业公司（简称云锡）退休矿工黄崇侯躺在红河州第三人民医院肿瘤科的病床上，他刚刚被检查出肺癌。“云锡工人中死于肺癌的已经有三千多人。”昆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原云锡劳动保护研究所所长姚树祥说，“这是不流血的工伤。”
黄崇侯12岁就开始了矿工生涯。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报道过像他这样的个旧锡矿的童工，“对那些每天只能挣三角钱的童工的唯一要求是他们必须抬得起装矿石的筐子……40％的矿工干上三四年以后便中砷毒而死。”巴金则在小说《砂丁》中这样描述旧社会的锡矿工人，“砂丁穿着麻衣，背着麻袋，手里拿着铲子，慢慢儿爬进洞口……”
“解放”以后，黄崇侯成为云锡这家大型国有企业的正式员工，告别了“砂丁”式的悲惨生活，但锡矿工人的职业健康风险并未消除。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有的领导过分强调经济效益，肺癌防治出现了滑坡。”个旧市防癌办公室主任姚明鉴说，“比如，以前从省上到各个厂矿，有一个三级防疫网络，现在这个网络已经名存实亡。”他所在的防癌办公室，以前是“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如今每年手头只有数千元工作经费，其中一半还得用来订购摊派的报纸。
云锡劳动保护研究所的大院已经变成洗车场。这个研究所曾经有100多名员工，与中国医科院肿瘤研究所、美国癌症研究所等国内外机构有过密切合作，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多个奖项。但几年前，这家研究所的骨干们大多各奔东西，队伍基本垮掉，剩下的二三十人已经无力再开展研究工作。此前，云锡曾在矿工中开展肺癌“三早”计划，即早期普查、诊断和治疗。何顺明即是“三早”受益者之一。30年前，他被发现患有早期肺癌，红河州第三人民医院的黄绍锵医生为他施行了手术。如今，79岁的何顺明与女儿生活在云锡家属区一栋旧式楼房里。但黄崇侯的二哥黄崇祐却是另一番遭遇，那也是一位在井下辛苦了数十年的老矿工。去年4月，老人因为咳血去医院检查，结果是晚期肺癌，“肺差不多都被癌细胞吃光了”，医生们自然无力回天。“好些年没搞肺癌普查了。”红河州第三人民医院肿瘤科副主任瞿智祥痛心地说，“如果早查出来，还有机会早治疗。”黄崇侯清楚地记得二哥临走时的一幕。二哥的女儿凑到老人身边，“爸，还是让您走个明白吧，您得的是肺癌。”老人长叹一声，“你们怎么不早说呀。”说起来，黄崇侯目睹过很多类似这样的悲惨故事：他所在矿区的区长、小组长，还有不少熟识的矿工都死于肺癌，有的人过世时还不到50岁。如今，他自己也患上了肺癌。但他觉得，与那些先行离去的老朋友相比，自己已经比较幸运，“都活到70岁了，死没什么好怕的”。
像黄崇侯兄弟这样的正式工，在锡矿坑道或冶炼第一线工作累计超过10年，如果被发现患有肺癌，可以享受工伤待遇，全额报销医疗费用。但或许用不了多久，云锡就不会再出现享受工伤待遇的肺癌患者。因为这一代矿工正在老去或死去，一段历史也将随之消亡。
目前，在个旧锡矿井下工作的，绝大部分是周强那样的农民工。云锡从1995年实行矿工的定期轮换制度，每名工人在井下工作的最长年限不得超过10年，以减少接触井下致癌物的时间。这种措施被称为“时间防护”。于是，大批青壮年农民开始从云南、贵州等地涌入个旧，成为新一代的采矿工人。
实际上，已经有农民工突破了时间防线。例如，周强19岁下井以来，辗转于个旧的各个锡矿坑道，每个坑道工作的时间都没有超过10年，但累计“坑龄”已达15年。长期参与云锡矿工肺癌研究的中国医科院肿瘤研究所乔友林教授说：“这些农民工没有别的技能，他们离开一个坑道以后，只能再去别的坑道。”但是，坑道下的污染源并未消除。据云锡安全处处长兼劳动保护研究所所长杨志刚介绍，目前该公司矿井下氡和氡子体浓度的合格率均达到86％以上，粉尘浓度合格率则在92％以上。然而一位熟悉云锡安全工作的人士对此表示怀疑，“这种监测以前做得比较认真，但后来的监测数据有水分，比如一些通风差的地方干脆不去测量。”
周强目前为一个私人矿主工作。在个旧，除了云锡直接经营的矿井外，还有很多私人承包的矿井。私人矿主提供的薪水比云锡略高，周强和工友每天能挣上好几十元甚至更多。但是他们不得不居住在低矮而肮脏的窝棚中，井下环境也比他以前呆过的云锡矿井差了许多。周强的年轻同事小叶说，矿井里面并没有机械通风系统，没有人为他们提供口罩，也根本没有安全检测，在钻孔放炮出渣时，有毒粉尘和气体“甚至会让人呕吐”。周强的妻子和女儿生活在数十公里以外的开远市。女儿已经上小学了，但周强从来不让她来矿山。“她要是看到这些多不好啊”，他不希望阴暗的矿井和简易的窝棚在女儿脑海中留下印象。这些年，岳父母一直反对周强在锡矿井下工作。他却觉得，锡矿不存在瓦斯爆炸的问题，比煤矿安全多了。当然，他也知道，如果缺乏必要的安全措施，锡矿同样存在突发事故的危险。去年9月11日，几个农民工私自开采一个锡矿，由于通风设备不好，发生一氧化碳中毒，3人不幸遇难。其中一个农民工的妻子在听说事故后不顾一切冲进洞中，结果也中毒而亡。但周强并不知道，置身于锡矿井下，比流血事故更令人担心的其实是慢性中毒。矿井下那些致癌物质，正一天天地损害他的身体健康。但为了生计，很多农民工甘愿冒职业安全与健康风险。“这些矿井下的活儿其实不是人干的。”小叶说，“但我们也不会干别的。”就在周强工作的个旧市卡房镇，已经有一名在坑下工作多年的农民工患上肺癌晚期。这个40来岁的汉子回到云南宣威老家后，花掉辛苦挣来的几万元工钱，却没能治好病，扔下了妻子和两个孩子“走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企业正式员工的名单上根本看不到周强这些“轮换”矿工的名字，但乔友林教授格外强调他们患肺癌的风险：如果企业不改善作业环境，不为农民工购买职业病保险，等于是将风险转嫁给农民工，转嫁给社会，“这种情况很多地方都存在，国内的职业健康安全形势太严峻了！”根据2002年生效的《职业病防治法》，如果一个建设项目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必须先向卫生行政部门提交职业病危害评价报告。但是，姚树祥教授说，“现在很多项目根本不经过这道手续。”
2007年4月27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王显政在“世界安全生产与健康日”主题报告会上表示，大陆是一个正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受生产力总体发展水平和区域、行业发展不平衡等因素的制约，影响安全生产和职业安全与健康的突出矛盾依然存在。同一天，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新闻公报称，全球每年至少有20万人死于与工作环境有关的癌症。其中，在工作环境缺乏健康与安全防护、没有采取措施防止空气被致癌物污染的地方，职业癌症的发病率最高。该组织负责癌症控制的乌利奇博士说：“在工作场所控制致癌物应该成为每个国家抗癌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个旧城区的金湖湖畔矗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周恩来70年代的批示，“一定要解决好云南锡矿工人肺癌防治”。30多年过去了，这一夙愿仍未实现。红河州第三人民医院院长常润生说：“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尴尬，也有很多无奈。”矿上没有为周强买过医疗保险，也没有为他和其他农民工组织过肺癌筛查。对此他似乎并不在意，“没有生病，干吗要去体检？”但常润生非常担心周强和个旧数万名锡矿工人的未来，肺癌发病需要长时间的积累，这些农民工可能再过一二十年才会出现发病高峰，“现在大家都非常关心矿难，可又有谁来关注农民工的慢性死亡呢？”
众所周知，自2003年起，锡价从每吨4000多美元持续上扬，如今已接近每吨15000美元，曾经濒临破产的云锡已经成为盈利大户。可是，赚得盆满钵满的企业是否为每个农民工上了保险呢？是否给他们做定期体检呢？是否为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进行投资呢？我想，肯定没有。因为，这些人都得临时工，用一段时间就让他们走，反正农民工有的是，你不干他干。至于今后得了什么病，那自然与企业“无关”。
看哪，这就是大陆优质企业的丑恶嘴脸！它们用农民工跟用牲口一样，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榨干农民工的血汗之后，就把他们推向社会，任其“自生自灭”。归根结蒂，这一切罪行的始作俑者就是共匪！漂亮话喊了30多年，可肺癌的梦魇依然笼罩着矿工们，而且有越陷越深之势。对此，我们不禁要大声疾呼：谁来关心农民工的慢性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