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5-26 14:19:02作者：若萍子
陈修园（1753 －1823），名念祖，字修园，号慎修，福建长乐县人。其祖父陈居廊博学通医，其父陈廷启早逝。幼年丧父、家境贫寒，陈修园便由祖父抚养长大。他七岁能背诵经文，十四岁习举子业，并兼读医书，十九岁中秀才，二十岁开始在乡里悬壶济世，兼带学徒。为了深造，他曾去榕城(今福州)鳌峰书院，受业于孟超然，专攻经史、深研岐黄。乾隆五十七年陈修园中了举人，时年三十九岁。后上京会试，没有考中。回家后在长乐吴航书院任教，既讲儒家《四书》、《五经》等书，又讲医家《灵枢》、《素问》等典藉。两年后去泉州清源书院任讲习，随名医蔡宗玉先生学医。八年后他又上京参加会试，皇上赐赴保阳，第二年任威县知县。后来曾去恒山、保阳、高阳等地救灾，接着就升任同知知州，还曾一度代理正定府知府。再八年后，他又上京补阙，仍然被派到保阳任职。在为官期间，他能关心百姓疾苦，体察民情，不事鞭挞，遇事善于判断，史书称其“有贤声”。在六十七岁那年，他以年老的理由请求去官归田。回到福建后，他便在福州的嵩山井上草堂亲自讲授《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医学典籍，评析各家学术之得失，各地前往听讲、求教的人很多。
陈修园中举后上京会试，碰到刑部郎中伊朝栋患了中风病，手脚偏废，整日昏迷、不醒人事，十多天没吃没喝，所有医生都束手无策，声称不能治了。他便用加大处方剂量的方法为其治疗，结果治好了，于是在京都名声大振，前来求医者门庭若市。其间，军机大臣和绅病“足痿”(脚上肌肉麻痹萎缩)，也是经过陈修园的治疗而痊愈。他便想把陈修园强留在自己身边，并用推荐陈修园去太医院任职来加以引诱，但陈修园坚决推辞不答应，借口有病回家去了。1801年在威县任职时，他得知直隶(河北省)的妇女许多都患有“阴挺”（子宫下垂）病，便专门研制了内服、外敷的方药，救治了不少妇女。恒山夏季雨水成灾，陈修园奉旨去勘探灾情，发现当地“温疟”(发热多、发冷少的疟疾)流行，很多人死于医生的误治。他就按病症分型，制成三种不同的丸药，普遍施舍给城乡的百姓，并告诉人们对症选服丸药的方法，救治了许多人，史书赞其“活人无算”。在许多人得救的同时，陈修园自己却因积劳成疾而得了“寒厥”症(四肢逆冷，脸青腹急，不省人事)。所有医生都束手无策治不好了。谁知他竟在半夜神志略为清醒时，为自己开了一张处方，服了两剂药就痊愈了。第二年，直隶省制台大人熊谦得了中风病，陈修园让他经常服用黄蓍五物汤，并用补肾养肝的丸药调理，给他治好了，深得熊谦的嘉许。
陈修园的朋友蒋庆龄在为他的书写序言时，对他治病时的神态有一番唯妙唯肖的描述：“老朋友陈修园精于医术。别人都治不好的危难病症，眼看没救了。他一去，把帽子往茶几上一放，举手探脉，闪亮的眼珠子向上耸动着，好一会儿，干笑着说：症候本来不奇怪，是治病的人给搅坏了。主人说：这可是某某名医啊。他说：治错了。主人说：是按朱张王李的方法治的哟。他说：那就更错了，天下有朱张王李而能治病的吗？他便嘴里切切嚓嚓的骂，手上理直气壮的写着处方。写好了，又独自点批赞叹，自我解释，然后按方取药。药煎成了，又一齐催促病人喝下去。病人喝了后就真象他说的那样治好了。” [2]
陈修园曾说，“文章报国，尚挟时命而行，而能为良医者，随在可以活人”[3]。就是说，以儒术报国，要讲机运和命运，不是想做就能做的。但一个好的医生，却可以随时治病救人。因此他虽然做了官，已经算是报国有门了，但仍然在公余或者救灾时，尽力为百姓解除病痛疾苦，时常以医术济世救人。
在医学理论上陈修园特别推崇张仲景，是维护伤寒派的中坚人物之一，也是继张志聪、张锡驹之后最有影响的尊经崇古派。在伤寒研究的争论中，他极力反对方有执、喻嘉言的“错简”说，认为王叔和重新编注的《伤寒论》已经把张仲景的学说完整地流传下来，不能随便改动和取舍。他在研究《伤寒论》、《金匮要略》方面的代表著作有《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和《伤寒医诀串解》，前两书曾三易其稿，史书称其“多有发明，世称善本”[1]。他还将《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中的方剂和治法编成《长沙方歌括》、《伤寒真方歌括》与《金匮方歌括》，易于记忆、习诵，对后学理解《伤寒论》、《金匮要略》很有帮助。虽然有人说陈修园注疏古籍有独到之处，但他上述着作的广泛流传主要是因为他的研究具有深入浅出的特点，为后学者、特别是初学者研究张仲景典籍提供了入门的阶梯。
在临床治疗上，陈修园长于用温补脾肾的方法治疗杂病，不喜用寒凉滋阴的药物。如他自己所说：“寒凉之药不可久服，人人俱知也，唯滋阴降火及不凉不温之品，最是误人。余素不喜寒凉，姑以寒凉方之不可弃者列”。他虽然承认滋肾丸、四生丸、清燥救肺汤等寒凉方剂能培补生气，是治疗“痨门”(肺结核一类消耗性疾病)不可少之方，但也只能暂用。而对保元方、六君子汤、五味异功散、归脾汤、附子理中汤等温热方剂则大赞其“补虚退热，進食除疾”、“益精气，扶元气”的功效，有“补火以致水之妙”。[4]
其实，在中医理论的研究和临床治疗的方法上，陈修园的著作只能算一家之言。与之水平相当或更高的医家还有许多。真正使他在中医史上占据特殊地位的，是他在普及中医学方面的特出贡献。
陈修园一生勤于著述。除了专门讲学的时期外，哪怕在居官期间，他都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写作。在探查灾情、救治疟病的过程中，眼见许多人死于庸医之手，他便精选了唐宋以来108个最常用的医方，于公余编成《时方歌括》，使其他医生能按法治疗，因而救治了许多人。他又融合历代医家和自己的经验，進一步阐述“时方”在一些常见病治疗中的用法，写成《时方妙用》。为纠正当时庸医误人的弊病，他还写了《医学实在易》，此书易学懂易用，“即素未习医，偶然得病，尽可按证用药，丝毫不错”[5]，是中医入门最容易的启蒙读物。他的《女科要旨》一书，简明实用。书中主张以调理脾胃的方法调经，很可能源于他在做官的期间为河北子宫下垂(阴挺)患者治病的经验。书中重视对阴阳、虚实偏胜的辨证，发明了阴阳偏胜的调经处方(四物汤加味)，创制了平补安胎的所以载丸，该方成为后世治疗习惯性流产的常用方剂。他的名著《医学三字经》，是他休官后在榕城(福州)撰写和刻印的。该书总共一千多字，首篇“医学源流”谈中医简史，其次按病症名称分篇，介绍各种病的诊治方法，有论有方、简约实用，便于初学者背诵，是儿童学医都能阅读的好书。《神农本草经读》虽然远不如《本草纲目》内容丰富，但言简意该、奇不离正，收集了各家对药理认识的精华，也是一本研究本草和临证用药的必读书。
除前面已提到的《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伤寒医诀串解》、《长沙方歌括》、《伤寒真方歌括》、《金匮方歌括》、《时方歌括》、《时方妙用》、《医学实在易》、《女科要旨》、《医学三字经》、《神农本草经读》等十二本书外，被确认为陈修园所着的医书还有《灵素节要浅注》、《医学从众录》、《新方八阵砭》（原名《景岳新方砭》）以及《十药神书注解》。上述医书合刊后称为《南雅堂医书全集》，又名《陈修园医书十六种》。
陈修园是遵经派，明白《黄帝内经》的重要性：“夫医家之于内经，犹儒家之于四书也。日月江河，万古不废”[6]。在医学教育方面，陈修园特别强调启蒙教育的重要定向作用：“医学之始，未定先授何书，如大海茫茫，错认半字罗经，便入牛鬼蛇神之域”[7]，“入门正则始终皆正；入门错则始终皆错”[8]。因此，《南雅堂医书全集》具有以《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为基础，以《伤寒论》、《金匮要略》为中心，博采众家之所长的整体结构。这套书内容比较完备，包括了经典的基础理论，诊断、方剂、药物和各种病症的治疗；写法上深入浅出，又多从临证需要出发，切合实用；文字清新流畅、浅显通俗，且多赋以韵脚，或作成歌括，易读易记。因此这套书利于自学，是中医普及教育的理想教材。无怪其问世以来便广为流传，近两百年中好评经久不衰，对中医教育的普及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南雅堂医书全集》的巨大成功，除了上述的内容、写法和文字的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作者济世救人的诚心和著书的态度。如前所述，作者的好几本书都是由于自己在大面积救治病人时，痛心于庸医误人的现状而起心撰写的。而作者对于写书的严肃态度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也使人感动并堪作后学的楷模。
据陈修园的儿子陈元犀说，他父亲病危时十多天水米未沾，他已经为父亲准备了后事。中秋那天半夜过后，他父亲又稍微清醒些了，每天早晚可進一茶杯的水或食物。于是就对他说：我这几年所写的书还不完备，比如霍乱、吐泻两条也须重新补写，应该采用张仲景的理中汤和孙思邈的治中汤，“以正群言之失，亦以见古人立法之纯” [9]。他把自己在人间的最后光阴，都投入到自己留给后人的书上，其诚可感、精神可嘉。
《南雅堂医书全集》是在同治四年(1865年)首刻刊行的，接着就有二、三十家书商翻印。在不断翻印的过程中，书商们就逐渐加入他人的医书，混杂其中，于是从《陈修园医书十六种》变成了二十多种、三十多种、…最后多至七十二种！在加入的医书中，有的是名家的著作，比如王孟英的《霍乱论》和竹梅居士的《急救经验良方》，有许多是无名氏的著作。这个现象从一个角度证明了《南雅堂医书全集》在当时流传之广。不但学医的人争购，连许多不学医的人也要买一套放在家里，作为保健常识书来翻阅。
到了清代，历代中医典籍已经汗牛充栋，授徒的中医们各自凭自己的经验和理解选择授徒的课本，官方并无统一的教材。乾隆四年(1739年)，一批医家在乾隆皇帝的御召下用三年的时间编撰成了《医宗金鉴》。这是一套大型的医学丛书，共有48册，内容包括基础理论和各科的疾病治疗方法。这套书平正朴实，强调基础和应用，是官方出版的医学教材，也是皇家的太医院医学考试的标准参考书。这套书出版时(1742年)，陈修园还没有出生。因此，陈修园的《南雅堂医书全集》是在《医宗金鉴》这样一套权威著作的对比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医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个人专著的。
参考文献
[1]《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九•艺术一(陈念祖)》
[2]《神农本草经读》(蒋庆龄序)
[3]《伤寒论浅注（跋）》
[4]《时方妙用》
[5]《医学实在易(凡例)》
[6]《灵素节要浅注》
[7]《医学三字经(小引)》
[8]《医学从众录》
[9]《医学实在易•卷三》
陈修园中举后上京会试，碰到刑部郎中伊朝栋患了中风病，手脚偏废，整日昏迷、不醒人事，十多天没吃没喝，所有医生都束手无策，声称不能治了。他便用加大处方剂量的方法为其治疗，结果治好了，于是在京都名声大振，前来求医者门庭若市。其间，军机大臣和绅病“足痿”(脚上肌肉麻痹萎缩)，也是经过陈修园的治疗而痊愈。他便想把陈修园强留在自己身边，并用推荐陈修园去太医院任职来加以引诱，但陈修园坚决推辞不答应，借口有病回家去了。1801年在威县任职时，他得知直隶(河北省)的妇女许多都患有“阴挺”（子宫下垂）病，便专门研制了内服、外敷的方药，救治了不少妇女。恒山夏季雨水成灾，陈修园奉旨去勘探灾情，发现当地“温疟”(发热多、发冷少的疟疾)流行，很多人死于医生的误治。他就按病症分型，制成三种不同的丸药，普遍施舍给城乡的百姓，并告诉人们对症选服丸药的方法，救治了许多人，史书赞其“活人无算”。在许多人得救的同时，陈修园自己却因积劳成疾而得了“寒厥”症(四肢逆冷，脸青腹急，不省人事)。所有医生都束手无策治不好了。谁知他竟在半夜神志略为清醒时，为自己开了一张处方，服了两剂药就痊愈了。第二年，直隶省制台大人熊谦得了中风病，陈修园让他经常服用黄蓍五物汤，并用补肾养肝的丸药调理，给他治好了，深得熊谦的嘉许。
陈修园的朋友蒋庆龄在为他的书写序言时，对他治病时的神态有一番唯妙唯肖的描述：“老朋友陈修园精于医术。别人都治不好的危难病症，眼看没救了。他一去，把帽子往茶几上一放，举手探脉，闪亮的眼珠子向上耸动着，好一会儿，干笑着说：症候本来不奇怪，是治病的人给搅坏了。主人说：这可是某某名医啊。他说：治错了。主人说：是按朱张王李的方法治的哟。他说：那就更错了，天下有朱张王李而能治病的吗？他便嘴里切切嚓嚓的骂，手上理直气壮的写着处方。写好了，又独自点批赞叹，自我解释，然后按方取药。药煎成了，又一齐催促病人喝下去。病人喝了后就真象他说的那样治好了。” [2]
陈修园曾说，“文章报国，尚挟时命而行，而能为良医者，随在可以活人”[3]。就是说，以儒术报国，要讲机运和命运，不是想做就能做的。但一个好的医生，却可以随时治病救人。因此他虽然做了官，已经算是报国有门了，但仍然在公余或者救灾时，尽力为百姓解除病痛疾苦，时常以医术济世救人。
在医学理论上陈修园特别推崇张仲景，是维护伤寒派的中坚人物之一，也是继张志聪、张锡驹之后最有影响的尊经崇古派。在伤寒研究的争论中，他极力反对方有执、喻嘉言的“错简”说，认为王叔和重新编注的《伤寒论》已经把张仲景的学说完整地流传下来，不能随便改动和取舍。他在研究《伤寒论》、《金匮要略》方面的代表著作有《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和《伤寒医诀串解》，前两书曾三易其稿，史书称其“多有发明，世称善本”[1]。他还将《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中的方剂和治法编成《长沙方歌括》、《伤寒真方歌括》与《金匮方歌括》，易于记忆、习诵，对后学理解《伤寒论》、《金匮要略》很有帮助。虽然有人说陈修园注疏古籍有独到之处，但他上述着作的广泛流传主要是因为他的研究具有深入浅出的特点，为后学者、特别是初学者研究张仲景典籍提供了入门的阶梯。
在临床治疗上，陈修园长于用温补脾肾的方法治疗杂病，不喜用寒凉滋阴的药物。如他自己所说：“寒凉之药不可久服，人人俱知也，唯滋阴降火及不凉不温之品，最是误人。余素不喜寒凉，姑以寒凉方之不可弃者列”。他虽然承认滋肾丸、四生丸、清燥救肺汤等寒凉方剂能培补生气，是治疗“痨门”(肺结核一类消耗性疾病)不可少之方，但也只能暂用。而对保元方、六君子汤、五味异功散、归脾汤、附子理中汤等温热方剂则大赞其“补虚退热，進食除疾”、“益精气，扶元气”的功效，有“补火以致水之妙”。[4]
其实，在中医理论的研究和临床治疗的方法上，陈修园的著作只能算一家之言。与之水平相当或更高的医家还有许多。真正使他在中医史上占据特殊地位的，是他在普及中医学方面的特出贡献。
陈修园一生勤于著述。除了专门讲学的时期外，哪怕在居官期间，他都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写作。在探查灾情、救治疟病的过程中，眼见许多人死于庸医之手，他便精选了唐宋以来108个最常用的医方，于公余编成《时方歌括》，使其他医生能按法治疗，因而救治了许多人。他又融合历代医家和自己的经验，進一步阐述“时方”在一些常见病治疗中的用法，写成《时方妙用》。为纠正当时庸医误人的弊病，他还写了《医学实在易》，此书易学懂易用，“即素未习医，偶然得病，尽可按证用药，丝毫不错”[5]，是中医入门最容易的启蒙读物。他的《女科要旨》一书，简明实用。书中主张以调理脾胃的方法调经，很可能源于他在做官的期间为河北子宫下垂(阴挺)患者治病的经验。书中重视对阴阳、虚实偏胜的辨证，发明了阴阳偏胜的调经处方(四物汤加味)，创制了平补安胎的所以载丸，该方成为后世治疗习惯性流产的常用方剂。他的名著《医学三字经》，是他休官后在榕城(福州)撰写和刻印的。该书总共一千多字，首篇“医学源流”谈中医简史，其次按病症名称分篇，介绍各种病的诊治方法，有论有方、简约实用，便于初学者背诵，是儿童学医都能阅读的好书。《神农本草经读》虽然远不如《本草纲目》内容丰富，但言简意该、奇不离正，收集了各家对药理认识的精华，也是一本研究本草和临证用药的必读书。
除前面已提到的《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伤寒医诀串解》、《长沙方歌括》、《伤寒真方歌括》、《金匮方歌括》、《时方歌括》、《时方妙用》、《医学实在易》、《女科要旨》、《医学三字经》、《神农本草经读》等十二本书外，被确认为陈修园所着的医书还有《灵素节要浅注》、《医学从众录》、《新方八阵砭》（原名《景岳新方砭》）以及《十药神书注解》。上述医书合刊后称为《南雅堂医书全集》，又名《陈修园医书十六种》。
陈修园是遵经派，明白《黄帝内经》的重要性：“夫医家之于内经，犹儒家之于四书也。日月江河，万古不废”[6]。在医学教育方面，陈修园特别强调启蒙教育的重要定向作用：“医学之始，未定先授何书，如大海茫茫，错认半字罗经，便入牛鬼蛇神之域”[7]，“入门正则始终皆正；入门错则始终皆错”[8]。因此，《南雅堂医书全集》具有以《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为基础，以《伤寒论》、《金匮要略》为中心，博采众家之所长的整体结构。这套书内容比较完备，包括了经典的基础理论，诊断、方剂、药物和各种病症的治疗；写法上深入浅出，又多从临证需要出发，切合实用；文字清新流畅、浅显通俗，且多赋以韵脚，或作成歌括，易读易记。因此这套书利于自学，是中医普及教育的理想教材。无怪其问世以来便广为流传，近两百年中好评经久不衰，对中医教育的普及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南雅堂医书全集》的巨大成功，除了上述的内容、写法和文字的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作者济世救人的诚心和著书的态度。如前所述，作者的好几本书都是由于自己在大面积救治病人时，痛心于庸医误人的现状而起心撰写的。而作者对于写书的严肃态度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也使人感动并堪作后学的楷模。
据陈修园的儿子陈元犀说，他父亲病危时十多天水米未沾，他已经为父亲准备了后事。中秋那天半夜过后，他父亲又稍微清醒些了，每天早晚可進一茶杯的水或食物。于是就对他说：我这几年所写的书还不完备，比如霍乱、吐泻两条也须重新补写，应该采用张仲景的理中汤和孙思邈的治中汤，“以正群言之失，亦以见古人立法之纯” [9]。他把自己在人间的最后光阴，都投入到自己留给后人的书上，其诚可感、精神可嘉。
《南雅堂医书全集》是在同治四年(1865年)首刻刊行的，接着就有二、三十家书商翻印。在不断翻印的过程中，书商们就逐渐加入他人的医书，混杂其中，于是从《陈修园医书十六种》变成了二十多种、三十多种、…最后多至七十二种！在加入的医书中，有的是名家的著作，比如王孟英的《霍乱论》和竹梅居士的《急救经验良方》，有许多是无名氏的著作。这个现象从一个角度证明了《南雅堂医书全集》在当时流传之广。不但学医的人争购，连许多不学医的人也要买一套放在家里，作为保健常识书来翻阅。
到了清代，历代中医典籍已经汗牛充栋，授徒的中医们各自凭自己的经验和理解选择授徒的课本，官方并无统一的教材。乾隆四年(1739年)，一批医家在乾隆皇帝的御召下用三年的时间编撰成了《医宗金鉴》。这是一套大型的医学丛书，共有48册，内容包括基础理论和各科的疾病治疗方法。这套书平正朴实，强调基础和应用，是官方出版的医学教材，也是皇家的太医院医学考试的标准参考书。这套书出版时(1742年)，陈修园还没有出生。因此，陈修园的《南雅堂医书全集》是在《医宗金鉴》这样一套权威著作的对比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医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个人专著的。
参考文献
[1]《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九•艺术一(陈念祖)》
[2]《神农本草经读》(蒋庆龄序)
[3]《伤寒论浅注（跋）》
[4]《时方妙用》
[5]《医学实在易(凡例)》
[6]《灵素节要浅注》
[7]《医学三字经(小引)》
[8]《医学从众录》
[9]《医学实在易•卷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