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母亲""六四"18周年座谈纪要选

作者:天安门母亲 发表:2007-06-07 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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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把我们当敌人"

十八年来,"六四"受难者和受难亲属承受着巨大的伤痛,无处说话,无处伸冤,但他们坚持了不屈的抗争。从而,他们成了中共当权者的打压对象和眼中钉。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被列入这个打压名单的,不仅是丁子霖一人,也不仅是张先玲、周淑庄、李雪文、徐珏、尹敏等群体的主要人员,其中还包括北京的赵廷杰、张树森、张振霞、金贞玉、杜东旭、尤维洁、黄金平、张艳秋、郭丽英......以及外地的吴定富、孙承康、周治刚、潘木治、刘仁安等一大批。有些难友生前受尽警察的野蛮暴行,现已先后离世,其中有吴学汉、苏冰娴、邝涤清等等。粗略算起来,这十八年来受到不公正对待的难友不下七、八十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历次公开信的联署者。各地公安和安全系统经常采用上门恐吓、出门跟踪、电话监控以及软禁、传讯乃至刑事拘留等等手段,无端地限制、剥夺"六四"难属的人身自由。有些边远省市,还沿用了毛泽东时代对待地、富、反、坏、右等"管制分子"的规定,即出门要批准,回家要报告,平时不许乱说乱动。这说明中共当局面对"六四"的恐惧和虚弱,他们惧怕难友们联合起来,惧怕他们向外界发出声音。另一方面也说明,"六四"难属这十八年的抗争,使中共的掌权者感到了威胁,成了中共权势者的心腹之患。

"六四"遗孀付媛媛回忆了这些年来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她说:我丈夫邝家三代人中,不是被"镇压",就是被枪杀,中间一代没完没了地挨整,总算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但也没有过上几好日子。89年邝敏遇难,我公公咽不下这口气,豁出去参加了难属群体的签名上书活动,从此不断遭到警察的监视和盘问。我公公前年含冤离开人世,派出所的民警很久都不知道。有次民警问居委会:"邝涤清最近没有事吧!"(指有没有给政府找麻烦)居委会的干部回答说:"早死了。"这位民警的第一反应竟是:"这下我们可省事了!"付媛媛说:我不恨那些民警,他们也是一般的老百姓,他们是奉命行事,但说出这样的话实在太伤人了,当我们什么了?!把人家打死了还不让人说话。

付的公公叫邝涤清,遇难的丈夫叫邝敏,邝敏遇难时,刚结婚不久,没有孩子。此后邝老先生就与儿媳一起艰难度日,儿媳悉心照顾这位年老多病、无依无靠的老人,没有再嫁,近年来,她皈依了佛门。

在这次座谈中,难友袁淑敏也谈到了公安警察对她家的骚扰。她说:多少年来,每到"六四",他们就找我,民警换了一个又一个,换一个,找我;换一个,还找我。有次把我叫到居委会,一看派出所来了四五个人。他们审问我说:你们的组织谁是负责人?谁是"头"? 我回答他们:我们没有"头",你是问我们是怎么组织起来的?那我告诉你:我们没有组织,我们都是自个儿走到一块的。警察又问我,那么你们是怎么碰到一块去的?我说,人走了都得放在八宝山,我们的问题没有解决,不都要去八宝山扫墓吗?碰到别的家属,大家就不能叨唠叨唠心里的话,一叨唠,大家不就都认识了吗!警察还问我:是男的还是女的?我说你指什么呀,我告诉你,有男有女,你问这干什么,什么意思。警察还盘问我谁动员签名的?我回答他:谁叫我签我都签,你叫我签我也签,只要能解决"六四"问题。

难友们这么多年与警察的交道打得多了,也渐渐就学会了怎么应付。徐珏女士为我们难属群体作了很多事情,是群体中的一个主要成员。她在发言中说: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有理有节,有勇有谋,也很团结,很民主,所以我们能够坚持这么长久的抗争,得到全世界的支持。我们现在并不孤单,包括单位的同事也都对我很同情、很尊重,有时便衣警察跟到我单位,我的同事都不回避。但是,政府却对我们非常冷漠。我不知他们害怕什么,常常把我们限制在家里。那年赵紫阳先生去世,要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我好不容易拿到了一张票,后来公安的人发现了我是难属,就来了七八条大汉,不许我出门参加赵紫阳的遗体告别。我说为什么不让我去,人死了去送一送都犯法?还讲不讲一点人性!后来我出去买菜,他们也不让,说帮我去买,我说你们买的我不爱吃。我偏要出去,他们就上来拉我,我说你们敢动我一下!他们强迫我坐他们的警车,我拒绝,我说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他们只得跟我去了菜市场,但回来的时候,还是强行把我塞到了他们的警车里。你说,这叫什么?老百姓都骂他们。我的邻居劝慰我,给我送菜送饺子。他们怕我想不开,出意外,我说我死了儿子,丈夫又气死了,我不会去死了,死了他们高兴。

由于难友周淑庄已经半瘫痪,无法出席这次座谈会,丁子霖向在座的难友介绍了周淑庄近年来的情况。周在"六四"十周年的时候因频繁地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精神过度紧张,不幸突发脑溢血,从此失去了语言表达能力,靠轮椅行动。但就是这样,警察还不放过她。每逢清明、"六四",都对她严密监控,不许出门。不止一次,警察都把她堵在家里,经过来来回回反复交涉,才允许连人带轮椅把她抬到警车上,一路警戒开到目的地--西郊万安公墓。这里长眠着七、八位"六四"死难者。对于一个基本失去行动能力的老人,用得着这样惧怕吗?据说,是为阻止外国记者的采访和报道。其实,难属们无非是向死去的亲人献上一束鲜花,洒上一杯浊酒,表达一下追思与缅怀而已,并不想借此制造什么轰动的新闻效应。

中共当权者至今不肯放弃传统的阶级斗争观念,也不肯消除头脑里的敌对意识。在他们眼里,天安门母亲群体正是一个与其政权敌对的体。他们不敢公开取缔,就实行严密的监控,剥夺其行动自由。

天安门母亲作为一个特殊的受难者群体,她们十多年来所进行的抗争,说到底也是一种维权斗争。这次在座的很多难友,都谈到了自己这些年来与警方有理有节地进行抗争与周旋的故事。她们坚持一条底线,那就是不容辱没自己死去的亲人,不拿自己的人格尊严作交易。他们都主张,在上述前提下,尽可能避免与警方的冲突,尽可能争取警员的同情。因为作为那场大屠杀的受害人,还有更多重要的事情在等着我们去做呢。

来源:中国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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