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6-10 21:32:15作者：茉莉
「所有的日子／都绕不过六月。」这是目前在洞庭湖监狱里服刑的诗人师涛，在二○○四年所写的一首诗的句子。那时六四过去已经十五年了，但悲哀的诗人仍然在苦苦地吟唱：「六月，我的心脏死了／我的诗歌死了／......六月，大地变形、河流无声／成堆的信札已无法送到死者手中。」
带著悲痛和手中的笔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诗人米沃什的悼亡诗，和师涛的诗有著异曲同工之妙。经历过纳粹大屠杀，米沃什哀叹著：
「留给我的只是一个冷嘲热讽的希望，因为我一睁眼就看见火光，就看见大屠杀和背信弃义。......我怎能生活在这个国家／在那里脚会踢到／亲人未曾掩埋的尸骨？」一位犹太作家曾经说过：「刽子手通常要杀戮两次，第二次是在他试图抹去罪行的痕迹之时。」为了不让作恶者再次杀戮死难者，将受害者逐出历史，诗人们带著悲痛和手中的笔，记录下关于人类苦难的证词。米沃什因此被称为「见证诗人」，为一封有关六四的电子邮件被判刑十年的师涛也同样如此。
就在六四悲剧事件十八周年之后，一本封面上印著坦克与人民对峙画面的新书－－《六四诗集》，终於出版了。该诗集主编蒋品超也是一位杰出诗人，他曾在湖北参与学生运动而遭受监禁，后旅居美国。多年来，蒋品超把全部情感聚集在一九八九年的悲剧中，除了自己写作不少纪念六四的诗作之外，他还和一批朋友在国内外广泛徵集诗稿，从大量来稿中选用了二百一十五位作者的三百一十五篇作品，编辑了这本诗集。对真正的诗人来说，六四屠杀是一份难以负荷的沉重记忆。有人曾说，奥斯维辛之后不能写诗。但是，失去歌吟的沉默，可以造成一座时间的坟墓，而时间可能使邪恶增殖－－中国「六四」之后的社会情形就是如此。拒绝言说也就拒绝了记忆－－关于鲜血与尸骨的记忆，这是刽子手们最愿意看到的。
因此，无论怎样高度评价这部诗集的价值，都不会是过分的。十八年来，这一段血迹斑斑的历史被当局禁止书写，禁止传播，它面临著被遗忘的命运。由於这部诗集的出版，那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通过诗的语言得以保存，留给我们的后代。用诗歌来守护这份记忆，也就是守护人类的良知与道义。
艺术勾画出惨烈的画面
「一夜的屠城碾碎了那些青涩的真诚。」（蒋品超）「暴虐的真相轻易地就将我击倒。」（师涛），阅读一首首蘸满泪水的诗歌，我可以想像，在大屠杀发生后，那些原本天真而又富於理想的诗人，是怎样愕然、震惊、恐惧而又战栗，脑袋里曾产生过怎样巨大的空洞，生命是怎样从此失去重心。
借助诗歌，诗人们找到一个排遣痛苦的途径，如泣如诉也如刀似剑的诗歌，帮助他们抵御了没顶的绝望，使他们不至於走向疯狂。他们还试图通过诗的言说，来认识这场不可理喻的巨大灾难。
有些诗歌直接抒发了尖锐的心灵痛苦，例如，「那年六月四日／一颗子弹正中我的心脏／嵌在两瓣心脏之间／十四年了／它就一直卡在那里。」（赵思运）「六四是一把刀子 ／把俺劈成两半 ／这刀子剁碎俺的理想。」（草根）
不少诗人创造出诗的意境，把自我融入诗歌中去。「意」是诗人所抒发的思想感情；「境」是诗中所描绘的情景或画面。 这本诗集中，当年惨烈的画面比比皆是：
「北京像一捆窒息著的湿柴／焚尸的恶臭仍然弥散在空中／一本烧焦的英语字典／正在路边随风翻动／它的不知姓名的主人／已经下落不明」 （简杨）。
「恍惚中谁又在／那火光四起的城市里狂奔／兄弟姐妹们虚脱的身躯已不可见／只剩那些熟悉的名字涩涩地粘在喉口／金属碾压的声音从四面八方逼近／子弹追逐著梦和年轻／冷冷地流淌在脸上的／不知是泪是血」（亦布）
当时，和笔者一样人在外地的教师陈破空，立即在广州中山大学校园张贴他的诗歌，以想象力描绘出北京的惨祸：
「血从画面上滑落／画面呈现／宇宙最初的混沌／月光遗弃的大地／翻著黯红的海洋／......杀戮，在脑海中肆虐。」
这些生灵涂炭的场景描绘，苍凉而又凄楚，令人痛彻肺腑。历史上残酷血腥的一幕，就在这样的画面中得以真实地再现，具有极大的艺术冲击力。
追问、质疑、忏悔和反思
个人的经历，自我的诉说，在这里变成了流传於世的公共记忆。诗人们以诗歌记载一部惨烈的历史，宣泄郁结在心中的无限悲愤，激烈地谴责制造屠杀的凶手。同时，他们也在诗里追问、质疑，并进行深沉的思索。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吟诵道：「妈妈，我死了／但是我不瞑目／这么惨的国家永远烙在我魂魄。」一个国家为什么会这样的惨？为什么那么多优秀的年青人会死在枪口之下？欧阳小戎哭喊著：
「我的华夏！我的故国！我不信！你这广袤的大地之上，竟连一株自由的橄榄都不能生长！」独裁者是如此禽兽不如。应去在他的悼念词中写道：「问鲲鹏虽大，毛羽稀稀，秃翅能飞多久。／饮食独夫更欲食，群疯绿狗。／枪下亡，孕与妪，男与女，老与少，童与叟。／寸铁全无，惨呼撕肺，亦难感化禽兽。」
在强大的恶势力压迫下，善良而脆弱的人性似乎不堪一击。杨炼的〈广场〉描写了屠杀发生后，在政治高压下人人自危的情景：「交代材料里，每个人都证明：自己不在六月，没人在广场......因此，你也参与谋杀六月。」茅境不堪回首：「我单恋的女友写了申请书，把鲜花送到天安门广场／然后拍一张照片斜倚著屠夫的肩膀。」
但是，被压制被扭曲的人性仍然会有苏醒的时候，我们看见方人等诗人在忏悔：
「渺小的幸福啊／我为你出卖了灵魂／我的卑鄙／惟有坟墓能埋没／真理已在尸体上发芽／为什么生不出一粒／成熟的良心。」
抒情言志展现人间正气
「抒情言志」是中国诗歌的传统，悼念六四的诗歌，在抒情方面要比一般诗歌来得更为真挚，更为强烈。这是由於严酷的现实和诗人产生悲剧性冲突，唤起诗人巨大的心灵波澜所致。眼泪和哭泣，出现在不少诗歌里。
但在哭泣的同时，诗人骨子里的血性与激昂，对於受害者的同情，作为公民的道义感和责任感，自己的誓言与对未来的期望，也都在诗歌里一一体现。
例如，「一代人扛起一代人的历史／一个真理截住无数谎言的泛滥。」（胡晓舟）「虽然我在耻辱中苟活／但我知道我只要一息尚存／信念就是那枪击不倒的风信旗／昭示那时来运转的一天。」（郑贻春）「繁星的天底下，总有不屈的骷髅，破土而出。」（方人）「一年复一年，不会太久／在同一个永远的日子／以心底的泪水酿造祭奠的薄酒。」（方舟子）「待得日出雪化时，万民一同烧纸钱。」（力刀）
这些诗都充盈著一股浩然正气，它们以人道主义情怀和庄严的历史感，表达了亿万中国人的心声。无论邪恶在现实中怎样横行，无论生活怎样令人苦闷绝望，诗人总是不能忘记自己的使命，也不能忘记那些温暖人心的时刻。
蒋品超在《沉沉的一握》一诗中，写他在六四后将要入狱之前，他的导师是怎样脸色凝重地紧握他的手：「永远忘不了／那沉沉的一握／虽是短暂／意却那样深浓／是寒风折枝的日子／你如此珍爱花朵。」正是这样温暖的情感表示，支撑了蒋品超的狱中岁月。
只要诗人还在歌唱，一个民族就有希望。在阅读《六四诗集》的时候，我想，发生在一九八九年的悲剧，应该还有更多的文学体裁来表现，例如小说、戏剧和传记。充满人性和爱的文学，将会慰籍长久悲伤的我们，鼓舞我们生活与奋斗的勇气。
师涛曾以儿童一般的天真之心，纪念我们须臾不曾忘记的六四死难者：
「我爬到烈士墓园的草丛间／想看到自己如初夏的野花般复活。」
二○○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带著悲痛和手中的笔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诗人米沃什的悼亡诗，和师涛的诗有著异曲同工之妙。经历过纳粹大屠杀，米沃什哀叹著：
「留给我的只是一个冷嘲热讽的希望，因为我一睁眼就看见火光，就看见大屠杀和背信弃义。......我怎能生活在这个国家／在那里脚会踢到／亲人未曾掩埋的尸骨？」一位犹太作家曾经说过：「刽子手通常要杀戮两次，第二次是在他试图抹去罪行的痕迹之时。」为了不让作恶者再次杀戮死难者，将受害者逐出历史，诗人们带著悲痛和手中的笔，记录下关于人类苦难的证词。米沃什因此被称为「见证诗人」，为一封有关六四的电子邮件被判刑十年的师涛也同样如此。
就在六四悲剧事件十八周年之后，一本封面上印著坦克与人民对峙画面的新书－－《六四诗集》，终於出版了。该诗集主编蒋品超也是一位杰出诗人，他曾在湖北参与学生运动而遭受监禁，后旅居美国。多年来，蒋品超把全部情感聚集在一九八九年的悲剧中，除了自己写作不少纪念六四的诗作之外，他还和一批朋友在国内外广泛徵集诗稿，从大量来稿中选用了二百一十五位作者的三百一十五篇作品，编辑了这本诗集。对真正的诗人来说，六四屠杀是一份难以负荷的沉重记忆。有人曾说，奥斯维辛之后不能写诗。但是，失去歌吟的沉默，可以造成一座时间的坟墓，而时间可能使邪恶增殖－－中国「六四」之后的社会情形就是如此。拒绝言说也就拒绝了记忆－－关于鲜血与尸骨的记忆，这是刽子手们最愿意看到的。
因此，无论怎样高度评价这部诗集的价值，都不会是过分的。十八年来，这一段血迹斑斑的历史被当局禁止书写，禁止传播，它面临著被遗忘的命运。由於这部诗集的出版，那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通过诗的语言得以保存，留给我们的后代。用诗歌来守护这份记忆，也就是守护人类的良知与道义。
艺术勾画出惨烈的画面
「一夜的屠城碾碎了那些青涩的真诚。」（蒋品超）「暴虐的真相轻易地就将我击倒。」（师涛），阅读一首首蘸满泪水的诗歌，我可以想像，在大屠杀发生后，那些原本天真而又富於理想的诗人，是怎样愕然、震惊、恐惧而又战栗，脑袋里曾产生过怎样巨大的空洞，生命是怎样从此失去重心。
借助诗歌，诗人们找到一个排遣痛苦的途径，如泣如诉也如刀似剑的诗歌，帮助他们抵御了没顶的绝望，使他们不至於走向疯狂。他们还试图通过诗的言说，来认识这场不可理喻的巨大灾难。
有些诗歌直接抒发了尖锐的心灵痛苦，例如，「那年六月四日／一颗子弹正中我的心脏／嵌在两瓣心脏之间／十四年了／它就一直卡在那里。」（赵思运）「六四是一把刀子 ／把俺劈成两半 ／这刀子剁碎俺的理想。」（草根）
不少诗人创造出诗的意境，把自我融入诗歌中去。「意」是诗人所抒发的思想感情；「境」是诗中所描绘的情景或画面。 这本诗集中，当年惨烈的画面比比皆是：
「北京像一捆窒息著的湿柴／焚尸的恶臭仍然弥散在空中／一本烧焦的英语字典／正在路边随风翻动／它的不知姓名的主人／已经下落不明」 （简杨）。
「恍惚中谁又在／那火光四起的城市里狂奔／兄弟姐妹们虚脱的身躯已不可见／只剩那些熟悉的名字涩涩地粘在喉口／金属碾压的声音从四面八方逼近／子弹追逐著梦和年轻／冷冷地流淌在脸上的／不知是泪是血」（亦布）
当时，和笔者一样人在外地的教师陈破空，立即在广州中山大学校园张贴他的诗歌，以想象力描绘出北京的惨祸：
「血从画面上滑落／画面呈现／宇宙最初的混沌／月光遗弃的大地／翻著黯红的海洋／......杀戮，在脑海中肆虐。」
这些生灵涂炭的场景描绘，苍凉而又凄楚，令人痛彻肺腑。历史上残酷血腥的一幕，就在这样的画面中得以真实地再现，具有极大的艺术冲击力。
追问、质疑、忏悔和反思
个人的经历，自我的诉说，在这里变成了流传於世的公共记忆。诗人们以诗歌记载一部惨烈的历史，宣泄郁结在心中的无限悲愤，激烈地谴责制造屠杀的凶手。同时，他们也在诗里追问、质疑，并进行深沉的思索。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吟诵道：「妈妈，我死了／但是我不瞑目／这么惨的国家永远烙在我魂魄。」一个国家为什么会这样的惨？为什么那么多优秀的年青人会死在枪口之下？欧阳小戎哭喊著：
「我的华夏！我的故国！我不信！你这广袤的大地之上，竟连一株自由的橄榄都不能生长！」独裁者是如此禽兽不如。应去在他的悼念词中写道：「问鲲鹏虽大，毛羽稀稀，秃翅能飞多久。／饮食独夫更欲食，群疯绿狗。／枪下亡，孕与妪，男与女，老与少，童与叟。／寸铁全无，惨呼撕肺，亦难感化禽兽。」
在强大的恶势力压迫下，善良而脆弱的人性似乎不堪一击。杨炼的〈广场〉描写了屠杀发生后，在政治高压下人人自危的情景：「交代材料里，每个人都证明：自己不在六月，没人在广场......因此，你也参与谋杀六月。」茅境不堪回首：「我单恋的女友写了申请书，把鲜花送到天安门广场／然后拍一张照片斜倚著屠夫的肩膀。」
但是，被压制被扭曲的人性仍然会有苏醒的时候，我们看见方人等诗人在忏悔：
「渺小的幸福啊／我为你出卖了灵魂／我的卑鄙／惟有坟墓能埋没／真理已在尸体上发芽／为什么生不出一粒／成熟的良心。」
抒情言志展现人间正气
「抒情言志」是中国诗歌的传统，悼念六四的诗歌，在抒情方面要比一般诗歌来得更为真挚，更为强烈。这是由於严酷的现实和诗人产生悲剧性冲突，唤起诗人巨大的心灵波澜所致。眼泪和哭泣，出现在不少诗歌里。
但在哭泣的同时，诗人骨子里的血性与激昂，对於受害者的同情，作为公民的道义感和责任感，自己的誓言与对未来的期望，也都在诗歌里一一体现。
例如，「一代人扛起一代人的历史／一个真理截住无数谎言的泛滥。」（胡晓舟）「虽然我在耻辱中苟活／但我知道我只要一息尚存／信念就是那枪击不倒的风信旗／昭示那时来运转的一天。」（郑贻春）「繁星的天底下，总有不屈的骷髅，破土而出。」（方人）「一年复一年，不会太久／在同一个永远的日子／以心底的泪水酿造祭奠的薄酒。」（方舟子）「待得日出雪化时，万民一同烧纸钱。」（力刀）
这些诗都充盈著一股浩然正气，它们以人道主义情怀和庄严的历史感，表达了亿万中国人的心声。无论邪恶在现实中怎样横行，无论生活怎样令人苦闷绝望，诗人总是不能忘记自己的使命，也不能忘记那些温暖人心的时刻。
蒋品超在《沉沉的一握》一诗中，写他在六四后将要入狱之前，他的导师是怎样脸色凝重地紧握他的手：「永远忘不了／那沉沉的一握／虽是短暂／意却那样深浓／是寒风折枝的日子／你如此珍爱花朵。」正是这样温暖的情感表示，支撑了蒋品超的狱中岁月。
只要诗人还在歌唱，一个民族就有希望。在阅读《六四诗集》的时候，我想，发生在一九八九年的悲剧，应该还有更多的文学体裁来表现，例如小说、戏剧和传记。充满人性和爱的文学，将会慰籍长久悲伤的我们，鼓舞我们生活与奋斗的勇气。
师涛曾以儿童一般的天真之心，纪念我们须臾不曾忘记的六四死难者：
「我爬到烈士墓园的草丛间／想看到自己如初夏的野花般复活。」
二○○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