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7-01 06:27:37作者：郭国松
新年前后，由章诒和的《伶人往事》被查禁而引发的抗议浪潮，至今未平息，为章诒和女士奔走呼号，并且准备提起诉讼的浦志强律师，连自己的blog也被封了。有道是“出师未捷身先死”，而诉讼也不过是一场徒劳的抗争。
《伶人往事》不过是重新翻出了戏剧界那些人物的旧事，而这些旧事之所以让某些官员不舒服，从而下令查禁这本书，是因为章诒和女士在书中说到了当年反右的事情，揭了疮疤。此前，章怡和在她的红透半边天的《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就已经在揭疮疤了，有关部门的不快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形成，章怡和也因此被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特殊烙印，而《伶人往事》的出版，无疑使某些官员更加愤怒。
在新闻出版界工作多年，我们见惯了头顶上那些寒光闪闪的屠刀，也见多了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记得在南方周末被接管后，一批老记者为了表示抗议而愤然离去。我由于生病，当时未能加入“起义”大军，等我病休结束再回到报社时，英雄们已四散而去。
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我们决定出版一个系列作品集——张平、方三文、余刘文、孙保罗和我，一共五本书。我们原来以为不会太困难，唯一担心的是作品集有没有市场。但出乎意料，出版社很看好这五本书，一方面认为南方周末当年影响力巨大，五名记者都是那时候的主力，有很多“粉丝”，销量不成问题。
没有想到，这个系列作品集先后辗转了多家出版社，都因为南方周末的政治敏感性而不敢出版。其间，世界知识出版社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将五本书接了下来，分别签了合同，直到三校大样出来，我们最后看过、订正，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了，万事俱备，只待印刷。
偏偏在这个时候，党的16大召开（2002年11月），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告诉我，上面有通知，在16大期间，不得出版有负面内容的作品，这几本书只能等到16大结束后才能出版。不过是等一小段时间，我们也没有太在意。
16大结束前三天，我到北京采访，顺便打电话给编辑，问她是否开印。如果这时候开印，我离开北京时，还可以带点书回去。编辑告诉我，正准备给我打电话，她看16大快结束了，就去早找总编辑签字开印。问题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总编辑是刚换的，原是驻外大使（世界知识出版社是外交部办的），说要看书稿。编辑说这已经是三校的大样，言外之意，不需要看了，原来的总编辑都已经签过字了。可这位总编辑坚持要看书稿。编辑无奈，只好拿书稿给他看。这五本书，100多万字，不是短时间能够看得完的，他就先看目录。而排在第一的就是我的那本《铁证如山》，这位新任总编辑只是看了一遍我的书的目录，便上纲上线地说：这些内容哪一个与“三个代表”的精神相府？
责任编辑傻眼了。她为此付出了大半年的努力，眼看就要泡汤了，几番据理力争，并且告诉他，这五本书都签了合同，如果不出版就构成了违约。这位政治警惕性、党性超一流的总编辑说：“我们宁可承担经济损失，不承担政治风险！”一切无可挽回，最后，责任编辑通知我去“收尸”——取回了已经编排整齐的大样，出版社分别向每个作者赔偿经济损失4000多元。
我们后来又找了几家出版社，都是谈“虎”色变，这五本书至今也没有出版。直到现在为止，我仍然不知道这五本书的“政治风险”在哪里，这只是作品集，都是南方周末已经公开出版的。到底当时的南方周末是洪水猛兽，还是我们这几个记者是政治异类？我们依照宪法应当享有的出版自由的权利，就这样轻易被剥夺了！
去年我又写了一本书，是法律方面的，有个好朋友是一家出版社的负责人，我想在他那里出版。但这哥们一听到是我的书，赶快推托：“我们胆小，你的书我们哪里敢出。”
虽然没有哪个部门的禁令，但我明白，这就是长期新闻审查、出版审查、言论审查的结果，使得出版界噤若寒蝉，人人自危。
唉！言论自由，我们的宪法性权利何时能成为真正的权利？
（作者：郭国松，职业记者，曾任《南方周末》高级记者，现任《21世纪经济报道高级记者》，原则：只卖文，不卖身）
原文：http://blog.sina.com.cn/u/466819d0010009x0
《伶人往事》不过是重新翻出了戏剧界那些人物的旧事，而这些旧事之所以让某些官员不舒服，从而下令查禁这本书，是因为章诒和女士在书中说到了当年反右的事情，揭了疮疤。此前，章怡和在她的红透半边天的《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就已经在揭疮疤了，有关部门的不快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形成，章怡和也因此被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特殊烙印，而《伶人往事》的出版，无疑使某些官员更加愤怒。
在新闻出版界工作多年，我们见惯了头顶上那些寒光闪闪的屠刀，也见多了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记得在南方周末被接管后，一批老记者为了表示抗议而愤然离去。我由于生病，当时未能加入“起义”大军，等我病休结束再回到报社时，英雄们已四散而去。
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我们决定出版一个系列作品集——张平、方三文、余刘文、孙保罗和我，一共五本书。我们原来以为不会太困难，唯一担心的是作品集有没有市场。但出乎意料，出版社很看好这五本书，一方面认为南方周末当年影响力巨大，五名记者都是那时候的主力，有很多“粉丝”，销量不成问题。
没有想到，这个系列作品集先后辗转了多家出版社，都因为南方周末的政治敏感性而不敢出版。其间，世界知识出版社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将五本书接了下来，分别签了合同，直到三校大样出来，我们最后看过、订正，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了，万事俱备，只待印刷。
偏偏在这个时候，党的16大召开（2002年11月），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告诉我，上面有通知，在16大期间，不得出版有负面内容的作品，这几本书只能等到16大结束后才能出版。不过是等一小段时间，我们也没有太在意。
16大结束前三天，我到北京采访，顺便打电话给编辑，问她是否开印。如果这时候开印，我离开北京时，还可以带点书回去。编辑告诉我，正准备给我打电话，她看16大快结束了，就去早找总编辑签字开印。问题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总编辑是刚换的，原是驻外大使（世界知识出版社是外交部办的），说要看书稿。编辑说这已经是三校的大样，言外之意，不需要看了，原来的总编辑都已经签过字了。可这位总编辑坚持要看书稿。编辑无奈，只好拿书稿给他看。这五本书，100多万字，不是短时间能够看得完的，他就先看目录。而排在第一的就是我的那本《铁证如山》，这位新任总编辑只是看了一遍我的书的目录，便上纲上线地说：这些内容哪一个与“三个代表”的精神相府？
责任编辑傻眼了。她为此付出了大半年的努力，眼看就要泡汤了，几番据理力争，并且告诉他，这五本书都签了合同，如果不出版就构成了违约。这位政治警惕性、党性超一流的总编辑说：“我们宁可承担经济损失，不承担政治风险！”一切无可挽回，最后，责任编辑通知我去“收尸”——取回了已经编排整齐的大样，出版社分别向每个作者赔偿经济损失4000多元。
我们后来又找了几家出版社，都是谈“虎”色变，这五本书至今也没有出版。直到现在为止，我仍然不知道这五本书的“政治风险”在哪里，这只是作品集，都是南方周末已经公开出版的。到底当时的南方周末是洪水猛兽，还是我们这几个记者是政治异类？我们依照宪法应当享有的出版自由的权利，就这样轻易被剥夺了！
去年我又写了一本书，是法律方面的，有个好朋友是一家出版社的负责人，我想在他那里出版。但这哥们一听到是我的书，赶快推托：“我们胆小，你的书我们哪里敢出。”
虽然没有哪个部门的禁令，但我明白，这就是长期新闻审查、出版审查、言论审查的结果，使得出版界噤若寒蝉，人人自危。
唉！言论自由，我们的宪法性权利何时能成为真正的权利？
（作者：郭国松，职业记者，曾任《南方周末》高级记者，现任《21世纪经济报道高级记者》，原则：只卖文，不卖身）
原文：http://blog.sina.com.cn/u/466819d0010009x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