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中国官方针对台湾问题祭出了一国两制的招法。后来，邓小平将其先行用于香港的回归，我认为不是出于“伟大的构想”，而是迫于无奈，别无选择：1898年签立的不平等条约即将到期，若再和英国人续签，是很没面子的事，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嘛。而收回香港搞社会主义，他又断乎不敢。1997年7月 1日，香港脱离英国管治，改由“港人治港”。应当说，10年来，香港继续保有资本主义制度未变，这是基本事实。
中国大陆和香港以不足20米宽的深圳河为界。然而，同是黑眼睛、黄皮肤的龙之传人，却因区区一河之隔，身历两重天地。我想，假如在大陆搞个公投，题目是：两边两制，谁优谁劣？那么，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众，眼睛是雪亮的。别的不消说，单举两条紧要的，就可知道香港的制度是优越的。一是在潜规则盛行的大陆，当贪官是硬道理；而在按明规则办事的香港，当清官是硬道理。二是在大陆，民众当冤大头是硬道理；而在香港，人权不容侵犯至今依然是硬道理。
今日之大陆，几乎无官不贪。挤进官场者，在潜规则的制约之下，已经不是想不想贪，而是不能不贪的问题。否则，被淘汰出局的概率极高。粗略说来，能当成清官的概率恐怕不到万分之一。剩那一大堆，皆贪官也。那么，当贪官的风险又是如何呢？贪官被揭露、被惩处的概率极小，恐怕不到千分之一。因此，经过现实的利害计算后，官场中具有正常理性的人不难明白：当贪官才是硬道理。
今日之香港，几乎无官不清。进了官场，在明规则的约束之下，一般来说，全然没有贪的必要。而一旦心里痒痒，一时冲动伸了手，被捉拿归案、身败名裂的概率有多大呢？在百分之五十到七十之间。也就是说，其风险为在大陆当贪官的500倍至700倍。因此，香港官场里的人心里清楚：当清官乃是硬道理。
一个盛产清官的制度，显然优于盛产贪官的制度。这，还用说吗？
今日之大陆，民众在自己的基本权益受到合法伤害之后，如果咽不下那口气，能通过“正常渠道”讨回公道吗？我认为，从总体上说，很难。其难度与一个人想当清官的难度可有一比。大家知道，有条主要的渠道叫上访。但是，漫漫上访路上，又要历经多少苦难和屈辱？被搪塞、被糊弄就不去说了，被截访、被拘禁、被劳教也已司空见惯。而最后能得到公正处理的，也就千分之一二。还有条渠道，叫做民告官。但是，法官也要吃香喝辣的，三权不分立之下，他们不听政法委的，能行吗？所以，一介平民能把官告倒，那就象人咬狗似的，委实是条大新闻。最后，是由官方媒体曝光，出出恶吏的丑。不过，这种曝光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该不该曝，曝多少，都由官府掌控。计划外的曝光则需要有良知、有胆量的记者和编辑拍案而起，捅出去再说。然而，他们多半会被“严肃查处”，甚至丢掉饭碗、被抓起来坐班房。
“正常渠道”的习惯性梗塞使民众承受不了合法维权的代价，于是大部分受害者选择忍气吞声，当冤大头\x{2014} \x{2014}这成了硬道理。倘若少部分人怒气攻心、激出变乱（群体性突发事件），则素以推委著称的官府会漏夜启动应急预案，迅即派出军警弹压，并将 “带头闹事”者立马绳之以法，其他人则又无奈地融入冤大头之行列中。应当承认，大陆民众中真正豁出去走“非常渠道”，通过互联网寻求正义、讨回公道的，还很少。
在大陆，民众当冤大头是硬道理。这意思是说，不当，就是犯傻。而在香港，情形则恰恰相反：民众当冤大头，那才是犯傻呢。在香港，民众的基本权益一般不会受到来自官府的伤害。如果受了伤害，则维权手段既多，又管用。例如，可以通过不愿“自律”的民办传媒揭露，可以让民选立法会议员批判，可以去司法独立的法院告状，可以上街集会、游行抗议，还可以组织自己的独立社团进行博弈、抗争\x{2014}\x{2014}这五项政治权利，对大陆民众来说，可完全是镜中花、水中月啊。往后如果能冲破大陆官方的阻挠，争取到普选特首和立法会议员，那局面将更为改观。在香港，受害者如果忍气吞声，民不与官斗，那可真是奇了怪了。而起来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权益，则是天经地义的硬道理。
一个人权不容侵犯的制度，显然优于民众当冤大头的制度。这，还用说吗？
判明了谁优谁劣，再来看所谓一国两制，它，不就是非要护着那个盛产贪官的制度吗？它，不就是非要留着那个民众当冤大头的制度吗？依我看，这个一国两制，说好听一点，是权宜之计；说难听一点，是歪门邪道\x{2014}\x{2014}不论好听难听，都长久不了。时至今日，但凡有一点政治智慧的人，都不会不明白：大陆像香港那样，建立按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明规则运行的良好制度，又有什么不妥、不当、不好呢？大陆民主化了，台湾问题也将迎刃而解。我认为，对中华民族来说，一国良制，方是人间正道。
其实，对世界政治生态来说，又何尝不是正在走向一球良制呢？在政治全球化的浪潮中，山西黑窑奴工式的社会返祖现象要化掉，一切极权、后极权的制度要化掉，任何形式的专政制度要化掉，最后达于一球良制：同一个世界，同一种制度。当然，作为良制的现代民主制度需要不断加以改进和提升；若有比它更好的，则理应让贤，让位。
2007年6月28日 于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