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案的调查材料看，尽管近百干部向崔保红行贿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向其送钱却是和顺县职能部门想保乌纱者的一种“惯例”。而据行贿者透露，就是怕崔保红“刁难”。
譬如，城建局长希望建设工程款早点到位，先后分8次送给崔现金6.8万元；农机局长想多争取一点办公经费，多次送给崔2万元；煤运公司经理希望得到县长的工作支持，分8次送给崔31万元；而财政局长听县长说“早就该提拔了”，便分9次送给崔7．5万元……如此种种，既赤裸裸地暴露出了崔的贪婪无耻，也说明了崔的县长权力滥用到了极致。
那么，崔这种“刁难”的权力又是何来？
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从崔保红的身上，再一次验证了此话的准确性、真理性。在和顺县，崔的话就是权，就是法，就是钱。想提拔的、想得到工作支持的，都必须打通崔这一关。而疏通关节靠什么，唯一的法宝就是“钱”。显然，近百干部如此心照不宣地送钱，甚至成为干部中的一种潜规则，那些监督职能部门在干什么？无疑，“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舆论监督太晚”成了最好的注脚。权力一旦脱离有效监督，就会如同洪水泛滥、野马放缰而肆意所为。
按说，在崔保红之上还有县委，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人事调整都必须经过县委集体决定，而县长只是县委常委中的副书记，没有“一锤定音”的权力。可事实上，崔却拥有最后的裁决权和拍板权，成为别人追蝇逐臭的对象，这只能说明和顺县委民主议事制度是一种摆设，县委集体领导作用的图有虚名。在重大事项的决策上，往往是极少数人说了算。如此，也就无形地纵恿了崔以权谋私的疯狂行为，权力完全沦变为了攫取个人私利的“工具”。
干部的集体“沉沦”。为工作、为仕途、为子女，你送我也送，且“争先恐后”地送，非但不觉得这是违法，反而认为这是一种“有效”的工作方法，融洽感情的最好“敲门砖”。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质，也就一定程度地助长了崔的钱权交易行为，以至于崔不送钱不办事、视钱多少办多大事，贪婪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
崔已受到了法律的严惩。近百干部送钱保平安，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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