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防止僧团领袖成为民众领袖。满足大众迷信层面的摩顶打卦，念经开光一类活动是自由的，但是僧团领袖对民众讲经传法，指导和规范民众行为，就受当局的猜忌，遭到严格限制。一些威望崇高的宗教领袖或高僧大德，甚至连行动自由都受限制。他们举办社区公益事业也被当局严加防范。当局担心僧团领袖一旦同时兼有精神领袖与社区领袖双重身份，能量会超出政府的可控范围，对当局权威提出挑战。
二是对僧团领袖进行“逆向淘汰”。凡是坚持宗教原则、拒绝充当工具的僧团领袖，都会遭到打压；对那些保持沉默，不惹麻烦，传统地位比较高的僧团领袖，当作“统战对象”，给一定甜头，也把大棒始终举在他们头顶；而对善于投机，放弃宗教原则，甘当政府工具的僧团领袖，则给各种好处，安排官职，提供优厚资源，使其成为吸引其他僧团领袖的样板。
三是把持对僧团领袖的选择与任命。无论是活佛还是寺庙负责人，都须当局批准。这一方面可以造成藏传佛教界对当局的依附，一方面可假以时日逐步替换不断去世的僧团领袖，最终使整个藏传佛教的僧团领袖都变成当局挑选的驯服工具。配合这个目的，还把僧团领袖分批送到官办佛学院进行培养，灌输当局需要的思想。
僧团领袖目前来自佛教本身的制约基本没有，宗教戒律理论上存在，但是佛法威力及对犯戒的惩罚是否存在，全在于当事人信或不信。而来自政权方面的制约却大大增加。政权利用上述措施引导僧团领袖，只能是促使僧团领袖远离佛法。而佛教的“方便圆通”，既是佛教的迷人之处，也容易变成堕落僧侣掩盖私欲的狡辩。
历史上西藏也有过灭佛年代，但佛教仍然得以延续，因为宗教是在信徒心中，不能被外在暴力消灭。而今日中国的宗教政策造成僧侣堕落，却是佛教最致命的危险。一旦僧侣不再成为信众与佛法的桥梁，信众与佛法就相互分离，信众只能沉溺于远离真理的迷信，并且失去对佛法的信心。这就是释迦牟尼的预言——“毁我教者是穿我衣服的人”。(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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