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8-22 16:05:18作者：孙丰
驳张耀杰－－中国人为什么只敢仇富不敢仇官？
一、事实上就没有“仇富”这回事，却“很敢仇官”！
我这个立论并不怎么需要辩驳，耀杰先生就在批判贪官，在谴责贪官污吏，而他就是中国人，所以他自己的行、自己的言，就已使他的立论不复存在。兄弟，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我要借这个题目来阐明“仇富”或“仇恨富人”的这个“仇”字究竟是什么，要不就永远辩不清，咱说的话又不能因你错说而自觉抵制，它是任着人去说，那是永远碰不上阻碍的。问题是自己心内就没立标准，到哪去感受困境。咱们是因学问而辩论的，为学而辩是出于求道理上的真假，但一经进入辩论，就忘了，就不是为学而是不自觉地移转到求胜上去了，从求胜出发永远没有结果，永远能找到理由。只有先在自己意识内完成何为这个问题的真理，并自觉以之为标准，在可证明性原则下只认那样的话与标准相符，不问话出于你还是我。
说话、反驳，都得让人家感到你的话是在做证明，得自觉地牢牢地把握我就是在做证明。现在，咱们来研究什么是“仇”或“仇恨”－－
仇恨是明确的、可知晓的，可以通过培育、鼓动来建立。又是以“报”为支点的－－报仇。所以“仇”是由具体的前因所引发的极度的怨恨，仇虽含有情绪成分，但并不完全是情绪，有时它仅是对一种纯粹关系的描述－－如：“杀×（父、妻、夫、子、身……）之仇、前仇、旧仇，报仇，仇人……在某类情况下当事人并不一定非有情绪上的怨恨，有的仇当事人就不知道或在相当时间里不知道，你能说这不是仇吗？前王光美老人请毛家后人吃饭，有评论说她有气度，仇宜解不宜结，这种评论就隐含着毛老人对她家有杀君杀父之仇。刘志丹不明不白地死了，他的后人可能永远弄不清真正的仇人，这不能否定有过杀他们父亲的仇人。岳飞的后人没对仇人燃起恨的感情，试问没燃起仇恨情感就不存在“仇人”吗？
可见：“仇”是个关系概念，它描述出一种人际关系的质量。无论你知不知，心里有没有，仇恨情绪烈不烈，都不能否定它的存在。
而穷与富是就财产对比较的评价，只有从对个体的考察才能揭示所以穷所以富的具体原因，所以任何穷人都无法形成一种对所有富者的仇恨。最能否定“仇恨富人” 做为中国人观念存在的证据就是“阶级”说，因为仇恨只能是具体的，必须有成因的，没有原因绝燃不起仇恨。48、49年，我有亲经：有一晚，村干部到我家告我爷爷（我爷爷可不是干部，是有威望的百姓）叫他偷偷地去告诉什么人，叫那人多穿件棉袄，明天开斗地主大会，民兵不打不行。第二天斗争大会就打了他，可是县里马上又开会说本乡本村的打不下去，斗争不见红，心太软，就把干部和民兵远距离对调重新斗争，那可惨啦！“阶级”一词被用到共产主义里，不就起到模糊视野，给无仇无恨的人情加上仇恨的必须性吗？到夏天那个人还没死，我见他家人用木板把他抬到街上让他晒太阳，抹药，骨断皮肉烂，都生了蛆，什么时死的我小记不住。
举此例在于说明：仇不是无缘无故能建立的；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本村的人就不仇他嘛。
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辩方守方都得诚心思考对方所言，得去理解人家说了什么，有些朋友甚至不屑于阅读对方，一看应答就辩非所诘，其所辩只满足于制胜的情绪－－我非要捍卫这一立场，看不到证明认识的自觉。有时用以辩论的话恰恰就是他的真表现和真立场，恰恰陷他自己于不能拔。我们得知道：后共产时期就是－－敞开的批判精神的社会，清议、论辩成为社会秩序环境的正常生活，我们就得有一种持平的心态，以明理为目标。将来会出现如宋明理学那样的以清议、辩论为职志的阶层，成为社会敞症的校正器，并为社会意识提供源源活水。所以应抱严肃又真诚的态度参入讨论。
这有什么好委屈的？如果能用认识的立场来思考，其实并不难达共识，关键在于正确地定义什么是－－“仇”？现在来研究对“仇”的定义－－
像那临刑前大骂刘备大耳贼的吕帅哥，那见了高衙内两眼冒火的豹子头，还有江泽民之对胡温……还有我们民运、维权、上访人士以及被征地强迁沦落街头的同胞之对那些贪官，法轮功人士之对江泽民、罗干等……这些确实是仇。
难道我们不能对上述仇恨的不同案例做出一个同一的抽象吗？若能，它就是对仇恨的定义－－从对一切仇恨事例的抽象得出－－
“仇”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质量，就如同友好，只是品质相反－－有中苏友好，又有中苏恶交后的仇视，这都是关系。仇恨还是友好是关系的不同质量。所以－－“仇”是个关系概念。而我们茅老及耀杰君把它当情绪对待了。
嫉妒却不是关系，而是心理情绪的一定质量。是心理学的研究课题。
有钱的人过的潇洒又快活，那些还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人心理上就难以平衡：人人都是爷干的娘生的，凭什么你吃香喝辣乘飞机游列国，而我就得从早干到晚，出牛力流恶汗还不得福享？心是酸酸的，眼是红红的。这种人至多能在心里咒上一句：“ 呸！明天叫你撞上车不得好死！我再让你神气！” 不能算阿Q也算阿K，这就是茅老和耀杰说的“仇恨富人”。我怎么读那些反驳，也感觉不到仇恨的气味。他们的所谓 “仇恨富人”说来说去就是个“看着人家有钱享福心里发痒长气”。这哪是什么仇恨？
我请茅老人、耀杰用持平的心去想想：在你们说的这种“仇富”，哪含一点点“关系性”？必须得清楚－－“仇”是关系不是情绪！仇可以被煽动、培养，也是可以被弱化、化解的－－是理智所可以调剂的。你们说的“仇富”能调剂吗？不能！
如果有足够的前因事件，无论实际上有无仇视情绪，知不知与什么人有仇，仇都是真的，都在那里，仇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不会因你不承认它就不是。
茅老说的“仇恨富人”实际上说的是本能、欲望的一种表现，它也是种质量，但与关系无关，只属于意识，叫嫉妒。嫉妒是天然的，不能避免的。但因人的阅历、学养不同，在不同的人身上嫉妒的表现就有了明显的差异：像宋江一类人一般不会为金钱所动，他须以德服人，嫉妒心表现在影响力上。而江泽民这种人几乎事事都求表现，因而嫉妒心就特别强烈，事无钜细都有表现。
让我们把这个问题了结：
“仇”是关系，任何穷人都无法无缘无故地与做为阶层的富人建立起仇恨关系，但却可以生出嫉妒心。去“仇”富是不可能的，不经实际变故的刺激就根本就培养不起去“仇”别人的这种关系来。
仇恨是人际联系的一定质量，而关系的建立必须有具体因，所以仇恨不可能是朦胧的和抽象的。但嫉妒却可以是朦胧的和抽象的。
仇恨不是天然，而是后天里因事而形成；所以既可培育也可减弱，是既可避免又可调剂的，仇恨没有境界性。不记仇是种境界，但不是把仇区分出各种境界；
嫉妒是天然的，与生俱来的。它是本能的一种表现，不可避免又无从抗拒，因人的精神有境界，所以在嫉妒上也表现出明显的境界性。
守方（无论是谁）只有把我提出的如下定性，一一加以证明性的摧毁，而不是在那里抱屈，那才叫理性的批判，那才有意义。
１“仇恨是人际关系的一种质量”，是具体而不是抽象；
２仇是可避免，可调剂的；
３仇恨没有境界性；和
４嫉妒是本能、欲望的一种表现质量，是天生的，不可避免；
５嫉妒有境界性。
着文者得自恃：你是在做学问，是你的学问而不是你干的事引起了争论，你别拿干了多少扶穷的事往学问里搅。我读了茅老先生文章，真诚的感觉是：他可能是位心底正直又善良的老人，我由衷地尊重。但他的学问不严谨，他甚至闹不清辩论仅只是在他所治之学以内引发的，他又写了一篇《你怎么逗我也笑不起来》，全是情绪发泄，而耀杰君也只站在维护先生的单一立场上，就不能看看亚里土多德，难道他不尊师吗？不！在理面前，真永远处在最前列，他说尊师最重要的就是求真理。
我还没完，非把这个理说透不可。引起争论应快活才是。
一、事实上就没有“仇富”这回事，却“很敢仇官”！
我这个立论并不怎么需要辩驳，耀杰先生就在批判贪官，在谴责贪官污吏，而他就是中国人，所以他自己的行、自己的言，就已使他的立论不复存在。兄弟，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我要借这个题目来阐明“仇富”或“仇恨富人”的这个“仇”字究竟是什么，要不就永远辩不清，咱说的话又不能因你错说而自觉抵制，它是任着人去说，那是永远碰不上阻碍的。问题是自己心内就没立标准，到哪去感受困境。咱们是因学问而辩论的，为学而辩是出于求道理上的真假，但一经进入辩论，就忘了，就不是为学而是不自觉地移转到求胜上去了，从求胜出发永远没有结果，永远能找到理由。只有先在自己意识内完成何为这个问题的真理，并自觉以之为标准，在可证明性原则下只认那样的话与标准相符，不问话出于你还是我。
说话、反驳，都得让人家感到你的话是在做证明，得自觉地牢牢地把握我就是在做证明。现在，咱们来研究什么是“仇”或“仇恨”－－
仇恨是明确的、可知晓的，可以通过培育、鼓动来建立。又是以“报”为支点的－－报仇。所以“仇”是由具体的前因所引发的极度的怨恨，仇虽含有情绪成分，但并不完全是情绪，有时它仅是对一种纯粹关系的描述－－如：“杀×（父、妻、夫、子、身……）之仇、前仇、旧仇，报仇，仇人……在某类情况下当事人并不一定非有情绪上的怨恨，有的仇当事人就不知道或在相当时间里不知道，你能说这不是仇吗？前王光美老人请毛家后人吃饭，有评论说她有气度，仇宜解不宜结，这种评论就隐含着毛老人对她家有杀君杀父之仇。刘志丹不明不白地死了，他的后人可能永远弄不清真正的仇人，这不能否定有过杀他们父亲的仇人。岳飞的后人没对仇人燃起恨的感情，试问没燃起仇恨情感就不存在“仇人”吗？
可见：“仇”是个关系概念，它描述出一种人际关系的质量。无论你知不知，心里有没有，仇恨情绪烈不烈，都不能否定它的存在。
而穷与富是就财产对比较的评价，只有从对个体的考察才能揭示所以穷所以富的具体原因，所以任何穷人都无法形成一种对所有富者的仇恨。最能否定“仇恨富人” 做为中国人观念存在的证据就是“阶级”说，因为仇恨只能是具体的，必须有成因的，没有原因绝燃不起仇恨。48、49年，我有亲经：有一晚，村干部到我家告我爷爷（我爷爷可不是干部，是有威望的百姓）叫他偷偷地去告诉什么人，叫那人多穿件棉袄，明天开斗地主大会，民兵不打不行。第二天斗争大会就打了他，可是县里马上又开会说本乡本村的打不下去，斗争不见红，心太软，就把干部和民兵远距离对调重新斗争，那可惨啦！“阶级”一词被用到共产主义里，不就起到模糊视野，给无仇无恨的人情加上仇恨的必须性吗？到夏天那个人还没死，我见他家人用木板把他抬到街上让他晒太阳，抹药，骨断皮肉烂，都生了蛆，什么时死的我小记不住。
举此例在于说明：仇不是无缘无故能建立的；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本村的人就不仇他嘛。
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辩方守方都得诚心思考对方所言，得去理解人家说了什么，有些朋友甚至不屑于阅读对方，一看应答就辩非所诘，其所辩只满足于制胜的情绪－－我非要捍卫这一立场，看不到证明认识的自觉。有时用以辩论的话恰恰就是他的真表现和真立场，恰恰陷他自己于不能拔。我们得知道：后共产时期就是－－敞开的批判精神的社会，清议、论辩成为社会秩序环境的正常生活，我们就得有一种持平的心态，以明理为目标。将来会出现如宋明理学那样的以清议、辩论为职志的阶层，成为社会敞症的校正器，并为社会意识提供源源活水。所以应抱严肃又真诚的态度参入讨论。
这有什么好委屈的？如果能用认识的立场来思考，其实并不难达共识，关键在于正确地定义什么是－－“仇”？现在来研究对“仇”的定义－－
像那临刑前大骂刘备大耳贼的吕帅哥，那见了高衙内两眼冒火的豹子头，还有江泽民之对胡温……还有我们民运、维权、上访人士以及被征地强迁沦落街头的同胞之对那些贪官，法轮功人士之对江泽民、罗干等……这些确实是仇。
难道我们不能对上述仇恨的不同案例做出一个同一的抽象吗？若能，它就是对仇恨的定义－－从对一切仇恨事例的抽象得出－－
“仇”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质量，就如同友好，只是品质相反－－有中苏友好，又有中苏恶交后的仇视，这都是关系。仇恨还是友好是关系的不同质量。所以－－“仇”是个关系概念。而我们茅老及耀杰君把它当情绪对待了。
嫉妒却不是关系，而是心理情绪的一定质量。是心理学的研究课题。
有钱的人过的潇洒又快活，那些还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人心理上就难以平衡：人人都是爷干的娘生的，凭什么你吃香喝辣乘飞机游列国，而我就得从早干到晚，出牛力流恶汗还不得福享？心是酸酸的，眼是红红的。这种人至多能在心里咒上一句：“ 呸！明天叫你撞上车不得好死！我再让你神气！” 不能算阿Q也算阿K，这就是茅老和耀杰说的“仇恨富人”。我怎么读那些反驳，也感觉不到仇恨的气味。他们的所谓 “仇恨富人”说来说去就是个“看着人家有钱享福心里发痒长气”。这哪是什么仇恨？
我请茅老人、耀杰用持平的心去想想：在你们说的这种“仇富”，哪含一点点“关系性”？必须得清楚－－“仇”是关系不是情绪！仇可以被煽动、培养，也是可以被弱化、化解的－－是理智所可以调剂的。你们说的“仇富”能调剂吗？不能！
如果有足够的前因事件，无论实际上有无仇视情绪，知不知与什么人有仇，仇都是真的，都在那里，仇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不会因你不承认它就不是。
茅老说的“仇恨富人”实际上说的是本能、欲望的一种表现，它也是种质量，但与关系无关，只属于意识，叫嫉妒。嫉妒是天然的，不能避免的。但因人的阅历、学养不同，在不同的人身上嫉妒的表现就有了明显的差异：像宋江一类人一般不会为金钱所动，他须以德服人，嫉妒心表现在影响力上。而江泽民这种人几乎事事都求表现，因而嫉妒心就特别强烈，事无钜细都有表现。
让我们把这个问题了结：
“仇”是关系，任何穷人都无法无缘无故地与做为阶层的富人建立起仇恨关系，但却可以生出嫉妒心。去“仇”富是不可能的，不经实际变故的刺激就根本就培养不起去“仇”别人的这种关系来。
仇恨是人际联系的一定质量，而关系的建立必须有具体因，所以仇恨不可能是朦胧的和抽象的。但嫉妒却可以是朦胧的和抽象的。
仇恨不是天然，而是后天里因事而形成；所以既可培育也可减弱，是既可避免又可调剂的，仇恨没有境界性。不记仇是种境界，但不是把仇区分出各种境界；
嫉妒是天然的，与生俱来的。它是本能的一种表现，不可避免又无从抗拒，因人的精神有境界，所以在嫉妒上也表现出明显的境界性。
守方（无论是谁）只有把我提出的如下定性，一一加以证明性的摧毁，而不是在那里抱屈，那才叫理性的批判，那才有意义。
１“仇恨是人际关系的一种质量”，是具体而不是抽象；
２仇是可避免，可调剂的；
３仇恨没有境界性；和
４嫉妒是本能、欲望的一种表现质量，是天生的，不可避免；
５嫉妒有境界性。
着文者得自恃：你是在做学问，是你的学问而不是你干的事引起了争论，你别拿干了多少扶穷的事往学问里搅。我读了茅老先生文章，真诚的感觉是：他可能是位心底正直又善良的老人，我由衷地尊重。但他的学问不严谨，他甚至闹不清辩论仅只是在他所治之学以内引发的，他又写了一篇《你怎么逗我也笑不起来》，全是情绪发泄，而耀杰君也只站在维护先生的单一立场上，就不能看看亚里土多德，难道他不尊师吗？不！在理面前，真永远处在最前列，他说尊师最重要的就是求真理。
我还没完，非把这个理说透不可。引起争论应快活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