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8-23 22:21:21作者：
继中共北京广电总局整肃数家地方广播电视单位之后，中共新闻出版总署周三(8月22日)通报批评多个中央单位报刊社的记者站，称他们“不接受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的管理，在多次通知情况下仍不按时间参加年检”。
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专家认为，这是中共在国内国际压力之下的钳制媒体的动作的一部份，显示中共的不安和惶恐。同时也说明，中国媒体越来越不听中共的话了，包括中共官方媒体，甚至中央级报刊。否则，也不至于到三令五申、甚至公开通报批评的地步。
新闻总署通报批评并处罚中央级报刊
中共新闻出版总署的通报称，“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在年检中发现，个别中央级报刊有特权思想，认为自己级别高，不屑于参加年检；也有个别报刊社企图逃避违规处罚。为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加大行政管理力度，对一些拒不参加年检的记者站撤消登记”。
通报还称，“在2006年的记者站年检中，中国税务报重庆记者站、中国中医药报重庆记者站等5家记者站无视管理要求，未参加年检和集中清理工作，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对这5家记者站及时采取了行政措施，依法注销其记者站登记；同时，对中国建材报等6个报社的重庆记者站不认真对待年检和集中清理工作进行了通报批评，并对记者站做出缓验的处理”。
国内国际压力令中共惶恐
资深民主人士、美国《网路文摘》总编徐水良表示，对于中共而言，国内国际的形势都愈趋紧张。由于山西黑砖窑奴工丑闻、中国被退回的多种假毒食品等事件，令中国的老百姓愤怒，国际社会也高度关注和频频发出谴责之声，这都令中共处于无法解脱的困境当中，因此大力压制媒体和言论，企图把这些不利于它们的因素都压下去，以营造稳定和谐的假象，缓解其政权危机。
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表示，当局这个行动是最近一系列统一打压媒体的行动中的一部份，主要是因为十七大和奥运这两件大事。从他们一连串钳制媒体的动作来看，中共内心深感不安和惶恐，控制媒体也是给它们自己壮胆的一种方式。
徐水良认为，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媒体越来越不听中共的话了，包括中共官方媒体，甚至中央级报刊。否则，也不至于到三令五申、甚至公开通报的地步。
他说，很多媒体现在自负盈亏，即使是中共养着的媒体也都还是需要自己盈利的，如果都只是说些官话套话，报纸就没人看。新闻工作者都要跟社会接触，他们也是老百姓，因此多多少少都要反映一点社会情况。更何况，大部份新闻工作者也是恨共产党的。89年“六四”时就有大量媒体上街游行。
中共钳制媒体将越来越难行
徐水良表示，文革期间，媒体能做到统一口径，但是现在越来越难了。老百姓越来越反弹，现在大家都敢讲话，反抗精神越来越强。媒体也不能完全脱离现实，否则就没读者、没市场了。所以很多媒体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打些“擦边球”。
金钟表示，大多数媒体对于来自官方的压力已经有一种适应性，虽然不会表面上以强硬的态度跟官方对抗，但是会等待时机，等这股浪潮过去再想办法。他们经常对官方的命令采用阳奉阴违的手法拖延。
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专家认为，这是中共在国内国际压力之下的钳制媒体的动作的一部份，显示中共的不安和惶恐。同时也说明，中国媒体越来越不听中共的话了，包括中共官方媒体，甚至中央级报刊。否则，也不至于到三令五申、甚至公开通报批评的地步。
新闻总署通报批评并处罚中央级报刊
中共新闻出版总署的通报称，“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在年检中发现，个别中央级报刊有特权思想，认为自己级别高，不屑于参加年检；也有个别报刊社企图逃避违规处罚。为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加大行政管理力度，对一些拒不参加年检的记者站撤消登记”。
通报还称，“在2006年的记者站年检中，中国税务报重庆记者站、中国中医药报重庆记者站等5家记者站无视管理要求，未参加年检和集中清理工作，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对这5家记者站及时采取了行政措施，依法注销其记者站登记；同时，对中国建材报等6个报社的重庆记者站不认真对待年检和集中清理工作进行了通报批评，并对记者站做出缓验的处理”。
国内国际压力令中共惶恐
资深民主人士、美国《网路文摘》总编徐水良表示，对于中共而言，国内国际的形势都愈趋紧张。由于山西黑砖窑奴工丑闻、中国被退回的多种假毒食品等事件，令中国的老百姓愤怒，国际社会也高度关注和频频发出谴责之声，这都令中共处于无法解脱的困境当中，因此大力压制媒体和言论，企图把这些不利于它们的因素都压下去，以营造稳定和谐的假象，缓解其政权危机。
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表示，当局这个行动是最近一系列统一打压媒体的行动中的一部份，主要是因为十七大和奥运这两件大事。从他们一连串钳制媒体的动作来看，中共内心深感不安和惶恐，控制媒体也是给它们自己壮胆的一种方式。
徐水良认为，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媒体越来越不听中共的话了，包括中共官方媒体，甚至中央级报刊。否则，也不至于到三令五申、甚至公开通报的地步。
他说，很多媒体现在自负盈亏，即使是中共养着的媒体也都还是需要自己盈利的，如果都只是说些官话套话，报纸就没人看。新闻工作者都要跟社会接触，他们也是老百姓，因此多多少少都要反映一点社会情况。更何况，大部份新闻工作者也是恨共产党的。89年“六四”时就有大量媒体上街游行。
中共钳制媒体将越来越难行
徐水良表示，文革期间，媒体能做到统一口径，但是现在越来越难了。老百姓越来越反弹，现在大家都敢讲话，反抗精神越来越强。媒体也不能完全脱离现实，否则就没读者、没市场了。所以很多媒体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打些“擦边球”。
金钟表示，大多数媒体对于来自官方的压力已经有一种适应性，虽然不会表面上以强硬的态度跟官方对抗，但是会等待时机，等这股浪潮过去再想办法。他们经常对官方的命令采用阳奉阴违的手法拖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