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8-23 23:11:24作者：
对日抗战胜利后，苏联利用中国局势尚未稳定之际，强行占领东北地区。事后国民政府虽与俄军多方交涉，都因其意图扶植共军，拒不撤军而未能成功。俄军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恣意屠杀，并强行拆运东北地区的重工业设备，工厂仅剩颓壁圮瓦，而民众则人心惶惶。作者以其亲身见闻，略述当时沈阳的概况。
一九四六年的春天，南国一片翠绿，正是鸟语花香的时刻，大地上生意盎然，令人充满了朝气。我因工作上的需要，独自在广州市越秀山上远眺，看到珠江中的船影、林立羊城的酒楼，一片歌舞升平，大家都陶醉在欢乐中，享受光复后在国军保护下的第一春节。
谁知旧历年一过，我们部队（新一军三十师）又有了新的任务，队员立刻集结香港待命，每人都发了一袋子的御寒服装，连夜登上英舰北上，于是，大家猜想是前往日本当占领军、还是去东北接收国土？
几天海上的航行，大家把新发的冬季装备都穿上，仍冷得无法维持正常的体温。但为完成任务，从苏联红军的手里收回我们东北所有的城市，军人必须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排除万难，咬紧牙关坚持下去。
我们这些先遣部队，就是在当时东北长官公署所在地的锦州集结侍命。虽是三月，但整个东北仍然是一片银色的世界，官兵们穿著厚重胶靴，踩在冰雪坚硬的街道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有人不畏寒风，堆雪人、打雪仗，玩得不亦乐乎。
一周的居留，使我们对这新环境产生了兴趣。同时，关外的待遇较高，国民政府在东北发行了一种流通券，换法币为一比十三。大家领饷之后，便钻进那些待遣日侨所开设的“清酒屋”里，品尝日本清酒和谈心，似乎忘记了战争的仇恨，如同家人一般。然而抗战胜利，并没有为老百姓带来和平、安静的太平日子，新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国土的完整。
俄军藉词拖延撤军
沈阳市又称奉天，当时仍在苏联红军控制之下，因此，所有公家机关均为俄军所把持。街头上到处飘扬着镰刀斧头的红旗，令人气愤不已。苏联红军比国军先来，经过好些日子的交涉，总左推右扯地借故阻止，不让国军进城。
的确，日本人之前在东北的经营，是费过一番心血的，差不多每一个城市，都将旧的街道拆除，重新建起一个新的城市来。而且每个车站轨道很多，向外延伸，看不到边际，宽敞的柏油路，幅射到远方。而今街头巷尾，都贴满俄文的标语，且车站里特别多，南来北往的旅客们都拥挤在站内，大家都想早点回家，只能那些穿著红边黑呢制服的俄国职员，在站内进进出出。因为此站中长铁路是中俄共管的，在红军的刺刀之下，只好任他们趾高气扬了。
国军部队进不了城，只好在郊外等。可是上级为了加速完成接收工作，认为各部队必须充分了解战情，就令情报人员去看个究竟。在这骚动混乱不安的情况下，谍员很容易混进城里。当时天寒地冻的人们穿得厚厚地，象个大皮球，行动自然有些不便，可是为了生活都到处忙碌着；轨道上停着一列列的货车厢，都由日本降俘在装货。那都是咱们中国的工业设备及粮食等，一袋袋的大豆高梁，为何要给俄国人运走？为此，我们心中满腔的不满油然而生。
谁也没有料到，当年压迫我们作“勤劳奉仕”的日本人，今天也替俄军做劳工、搬运东西，这报应真快啊！但也有人心中在抱怨着：“为什么国军不早点来……多可惜！这都是我们东北人的血汗结晶。”
车站内的女厕所是没有人敢去的，驻站的红军士兵常在那里徘徊，找机会蹂躏女同胞。在苏联红军士兵的兽欲狂下，东北各地不知多少妇女同胞遭他们奸污了。
当时，沈阳外围的村落，都是苏联红军的据点，严格管制老百姓进城；如果国军任意接近，就开枪射杀。虽然东北行辕的先遣人员，在市内曾与俄军城防司令部交涉，都无法得到确切撤离日期，总说上级没有指示，借故拖延搪塞，就是不让国军部队进城。
大街上，除了一队队的俄国巡逻兵之外，很少见到有行人。呼呼的北风，刮得人连手脚都不敢伸出来，只好用口频频地哈着热气，跑跑步来暖和一下身子。因此，没事谁都不愿意出来的。
今非昔比 人人自危
往日烟囱林立的铁西区，如今已没有半缕上升的浓烟，厂内被拆一空，连仓库里的东西也被盗走，杂物满地，零乱不堪。宁静的北陵，象座古老庙宇，几代清朝皇帝，就埋在这里，若他们地下有知，也会为我们叹息。北市场，是一个热闹嘈杂的地方，店棚、小摊满街都是，东西便宜，价廉物美，是人们在战乱后挣扎谋生的场所。什么东西都有卖，多少人靠它生活。尤其是投降后的日本人，多半靠典卖来过日子。电车，是这里最忙的交通工具，好车都被苏联红军征用去了，留下破旧的车厢，勉强维持市内的交通。那些恬不知耻的商人，高挂着俄文招牌，讨好苏军以图暴利，忘记了国家民族的仇恨。
据闻苏联远东军是将该国所有集中营的囚犯们加以编组变成的军队，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只是让他们打头阵当炮灰而已，如未死，即可免除所判的徒刑，并且可以自由抢夺自己所要的东西，毫无纪律可言，为了求生存，一切都乱来，没有人管。
再说那时陆路交通、铁路完全为俄国人所把持，连机场也是由苏联红军负责的。中国空军飞机，如果想来此降落，须先得到俄军司令部的许可才行。仅管土地人民是我们的，可是沈阳街头，到处悬挂着刺眼的镰刀斧头红旗，如同到了国外一样，看到真是难过万分。偶尔还看到许多服装不整的苏联兵，其中还有若干女兵，他们在路上三三两两，没有队形，就象散兵一样。可是他们是胜利的占领者，如果国际交涉不成功，那就很难撵走他们了。
当时，苏联占领军统帅部是设在长春市以前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内，其首领为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而沈阳市的防卫，则是由俄国城防司令卡尔可夫少将负责的。然而，社会秩序很乱，因为苏联士兵会在光天化日之下洗劫来往行人，谁见到不怕呢？就是市内，一入黄昏，便人人自危。因为俄军会随意用卡车搬走老百姓的东西，再怎么喊叫、呼救都没有用，反而会被一脚踢倒在地上，撞得头破血流。年轻的妇女们，早把头剃得光光的，胸部也紧束起来，穿上男人装，以求自保。
那些可怜的日本侨民，整天畏畏缩缩地，象一群老鼠，面带菜色地蹲在马路旁摆地摊，出售自己的衣服用品。价格非常便宜。若被苏军看上眼，拿了东西就走，也不给钱，他们吭都不敢吭一声，眼望着苏军大摇大摆而去，只好自认倒楣。
偷天换日 军备尽失
沦陷了十年的东北同胞，每天都盼望着中央政府的军队早日到达，但只来了少数行政接收人员，是无法展开接收工作的，于是，有些年轻人即将重庆所广播出来的记录新闻，用油印来分送亲友，告知战事近况。他们也知道武力是一切工作的后盾，国军进不了城，什么都谈不上。况且报纸完全控制在苏联红军手里，必须经过红军司令部核准才可刊出，根本就不采用中央社的发稿。所以，报纸上千篇一律都是歌颂苏联的消息。而对苏军在东北各地的胡作非为、暴行，一概不得报导。
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将军和苏军统帅马林诺夫基的会谈，一直都谈不出一个具体的行动方案。一拖再拖，主要是苏联要扶植中共，等待中共部队出关来接收日军投降后的武器装备，好进行内战。而中共首领高岗、吕正操也都大肆活动，到处接洽以进行接收工作。
另外，苏军一再拖延撤离的日期，还有别的阴谋，就是想从容掠运东北所有的工业设备和资源。
在沈阳市中，车站和机场的人群最多。不管任何时间，只要一打开收音机，即可听到一种呼叫声：“格瓦雷，沈阳”，“格瓦雷，沈阳”。这都是苏联空军塔台导航的呼号，意思是说这里是沈阳。因为这时苏俄空军的飞机，把东北贵重的工业设备抢运走，所以，飞机一架接一架的起落着，以补陆上运输的不足。中长路上的火车，也一列列地装满了东西，一个劲地往北急驶而去。老百姓都知道，我们的物资和工业设备，正被他们偷偷地劫运走了，心中无不忿恨入骨。
他们这种抢劫、暴虐、奸淫的行为，当时因受到苏联红军严格的管制而传不出去。国民政府的政策，也不准拍发影响“中苏友谊”的任何新闻。因此，他们在东北的各种暴行，外界自然不会知道了，这都是我们姑息所造成的。在我们自己的领土上，我们还作不了主，岂不可悲！
一九四六年的春天，南国一片翠绿，正是鸟语花香的时刻，大地上生意盎然，令人充满了朝气。我因工作上的需要，独自在广州市越秀山上远眺，看到珠江中的船影、林立羊城的酒楼，一片歌舞升平，大家都陶醉在欢乐中，享受光复后在国军保护下的第一春节。
谁知旧历年一过，我们部队（新一军三十师）又有了新的任务，队员立刻集结香港待命，每人都发了一袋子的御寒服装，连夜登上英舰北上，于是，大家猜想是前往日本当占领军、还是去东北接收国土？
几天海上的航行，大家把新发的冬季装备都穿上，仍冷得无法维持正常的体温。但为完成任务，从苏联红军的手里收回我们东北所有的城市，军人必须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排除万难，咬紧牙关坚持下去。
我们这些先遣部队，就是在当时东北长官公署所在地的锦州集结侍命。虽是三月，但整个东北仍然是一片银色的世界，官兵们穿著厚重胶靴，踩在冰雪坚硬的街道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有人不畏寒风，堆雪人、打雪仗，玩得不亦乐乎。
一周的居留，使我们对这新环境产生了兴趣。同时，关外的待遇较高，国民政府在东北发行了一种流通券，换法币为一比十三。大家领饷之后，便钻进那些待遣日侨所开设的“清酒屋”里，品尝日本清酒和谈心，似乎忘记了战争的仇恨，如同家人一般。然而抗战胜利，并没有为老百姓带来和平、安静的太平日子，新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国土的完整。
俄军藉词拖延撤军
沈阳市又称奉天，当时仍在苏联红军控制之下，因此，所有公家机关均为俄军所把持。街头上到处飘扬着镰刀斧头的红旗，令人气愤不已。苏联红军比国军先来，经过好些日子的交涉，总左推右扯地借故阻止，不让国军进城。
的确，日本人之前在东北的经营，是费过一番心血的，差不多每一个城市，都将旧的街道拆除，重新建起一个新的城市来。而且每个车站轨道很多，向外延伸，看不到边际，宽敞的柏油路，幅射到远方。而今街头巷尾，都贴满俄文的标语，且车站里特别多，南来北往的旅客们都拥挤在站内，大家都想早点回家，只能那些穿著红边黑呢制服的俄国职员，在站内进进出出。因为此站中长铁路是中俄共管的，在红军的刺刀之下，只好任他们趾高气扬了。
国军部队进不了城，只好在郊外等。可是上级为了加速完成接收工作，认为各部队必须充分了解战情，就令情报人员去看个究竟。在这骚动混乱不安的情况下，谍员很容易混进城里。当时天寒地冻的人们穿得厚厚地，象个大皮球，行动自然有些不便，可是为了生活都到处忙碌着；轨道上停着一列列的货车厢，都由日本降俘在装货。那都是咱们中国的工业设备及粮食等，一袋袋的大豆高梁，为何要给俄国人运走？为此，我们心中满腔的不满油然而生。
谁也没有料到，当年压迫我们作“勤劳奉仕”的日本人，今天也替俄军做劳工、搬运东西，这报应真快啊！但也有人心中在抱怨着：“为什么国军不早点来……多可惜！这都是我们东北人的血汗结晶。”
车站内的女厕所是没有人敢去的，驻站的红军士兵常在那里徘徊，找机会蹂躏女同胞。在苏联红军士兵的兽欲狂下，东北各地不知多少妇女同胞遭他们奸污了。
当时，沈阳外围的村落，都是苏联红军的据点，严格管制老百姓进城；如果国军任意接近，就开枪射杀。虽然东北行辕的先遣人员，在市内曾与俄军城防司令部交涉，都无法得到确切撤离日期，总说上级没有指示，借故拖延搪塞，就是不让国军部队进城。
大街上，除了一队队的俄国巡逻兵之外，很少见到有行人。呼呼的北风，刮得人连手脚都不敢伸出来，只好用口频频地哈着热气，跑跑步来暖和一下身子。因此，没事谁都不愿意出来的。
今非昔比 人人自危
往日烟囱林立的铁西区，如今已没有半缕上升的浓烟，厂内被拆一空，连仓库里的东西也被盗走，杂物满地，零乱不堪。宁静的北陵，象座古老庙宇，几代清朝皇帝，就埋在这里，若他们地下有知，也会为我们叹息。北市场，是一个热闹嘈杂的地方，店棚、小摊满街都是，东西便宜，价廉物美，是人们在战乱后挣扎谋生的场所。什么东西都有卖，多少人靠它生活。尤其是投降后的日本人，多半靠典卖来过日子。电车，是这里最忙的交通工具，好车都被苏联红军征用去了，留下破旧的车厢，勉强维持市内的交通。那些恬不知耻的商人，高挂着俄文招牌，讨好苏军以图暴利，忘记了国家民族的仇恨。
据闻苏联远东军是将该国所有集中营的囚犯们加以编组变成的军队，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只是让他们打头阵当炮灰而已，如未死，即可免除所判的徒刑，并且可以自由抢夺自己所要的东西，毫无纪律可言，为了求生存，一切都乱来，没有人管。
再说那时陆路交通、铁路完全为俄国人所把持，连机场也是由苏联红军负责的。中国空军飞机，如果想来此降落，须先得到俄军司令部的许可才行。仅管土地人民是我们的，可是沈阳街头，到处悬挂着刺眼的镰刀斧头红旗，如同到了国外一样，看到真是难过万分。偶尔还看到许多服装不整的苏联兵，其中还有若干女兵，他们在路上三三两两，没有队形，就象散兵一样。可是他们是胜利的占领者，如果国际交涉不成功，那就很难撵走他们了。
当时，苏联占领军统帅部是设在长春市以前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内，其首领为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而沈阳市的防卫，则是由俄国城防司令卡尔可夫少将负责的。然而，社会秩序很乱，因为苏联士兵会在光天化日之下洗劫来往行人，谁见到不怕呢？就是市内，一入黄昏，便人人自危。因为俄军会随意用卡车搬走老百姓的东西，再怎么喊叫、呼救都没有用，反而会被一脚踢倒在地上，撞得头破血流。年轻的妇女们，早把头剃得光光的，胸部也紧束起来，穿上男人装，以求自保。
那些可怜的日本侨民，整天畏畏缩缩地，象一群老鼠，面带菜色地蹲在马路旁摆地摊，出售自己的衣服用品。价格非常便宜。若被苏军看上眼，拿了东西就走，也不给钱，他们吭都不敢吭一声，眼望着苏军大摇大摆而去，只好自认倒楣。
偷天换日 军备尽失
沦陷了十年的东北同胞，每天都盼望着中央政府的军队早日到达，但只来了少数行政接收人员，是无法展开接收工作的，于是，有些年轻人即将重庆所广播出来的记录新闻，用油印来分送亲友，告知战事近况。他们也知道武力是一切工作的后盾，国军进不了城，什么都谈不上。况且报纸完全控制在苏联红军手里，必须经过红军司令部核准才可刊出，根本就不采用中央社的发稿。所以，报纸上千篇一律都是歌颂苏联的消息。而对苏军在东北各地的胡作非为、暴行，一概不得报导。
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将军和苏军统帅马林诺夫基的会谈，一直都谈不出一个具体的行动方案。一拖再拖，主要是苏联要扶植中共，等待中共部队出关来接收日军投降后的武器装备，好进行内战。而中共首领高岗、吕正操也都大肆活动，到处接洽以进行接收工作。
另外，苏军一再拖延撤离的日期，还有别的阴谋，就是想从容掠运东北所有的工业设备和资源。
在沈阳市中，车站和机场的人群最多。不管任何时间，只要一打开收音机，即可听到一种呼叫声：“格瓦雷，沈阳”，“格瓦雷，沈阳”。这都是苏联空军塔台导航的呼号，意思是说这里是沈阳。因为这时苏俄空军的飞机，把东北贵重的工业设备抢运走，所以，飞机一架接一架的起落着，以补陆上运输的不足。中长路上的火车，也一列列地装满了东西，一个劲地往北急驶而去。老百姓都知道，我们的物资和工业设备，正被他们偷偷地劫运走了，心中无不忿恨入骨。
他们这种抢劫、暴虐、奸淫的行为，当时因受到苏联红军严格的管制而传不出去。国民政府的政策，也不准拍发影响“中苏友谊”的任何新闻。因此，他们在东北的各种暴行，外界自然不会知道了，这都是我们姑息所造成的。在我们自己的领土上，我们还作不了主，岂不可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