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茅老说话不合时宜，绝非认为说话要看风使舵，而是指他的文章非常脱离现实。现实情况用不着笼而统之地为富人说话，因为从总体上看，富人是强势群体，穷人是弱势群体。现在话语权都掌握在有权有钱的人手里，总体上富人的声音够强了，穷人的声音过于微弱；各种社会资源也都掌握在有权有钱的人手里，甚至连立法权都操纵在有权有钱的人手里，比如部门立法，让既得利益者立法，这些有权立法或制订政策的人显然都是富人。所以从总体上看，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是穷人而不是富人。茅老说现在富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实际上是个并不存在的伪问题。在这种社会现实下，茅老却一再表示"我就是要替富人说话"，一再强调要保护富人的利益，宣扬"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因此说他是既得利益的代言人，不管茅老的主观愿望怎样，从客观效果上看并没有冤枉他。
富人受权势欺负的事情当然有，但是很少。如果有哪一个富人遭受不公正待遇，当然应该为他说话，但并不能因此而笼统地提倡为富人说话。哪怕是有的贪官污吏受到不公正待遇，也应该为他说话。陈希同被江泽民欺负，陈筱萸被匆匆忙忙判死刑，有人为陈希同说话，有人为郑筱萸说话，这没有人反感，但如果有人因此而提倡为贪官污吏说话，老百姓肯定非常反感。所以我觉得究竟为谁说话，用不着把富人和穷人分开，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只要有谁受到权势者欺负，只要人权和合法的财产权受到侵犯，就都应该为他说话。在当今这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任何人都可以为某一个群体说话，为保护某一个群体的利益呼吁，但你不应该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样子，你既然为这个群体说话了，人家认为你是这个群体的代言人，那是很自然的。
我说茅老为富人说话不合时宜，还在于当前极其严重的两极分化、普遍靠权力致富、普遍因无权而致贫的社会现实。现在指责"仇富"心理成为一种时髦，茅老也在指责所谓"仇富"心理。薛涌说得好，中国的老百姓对于正当得来的财富从来不仇恨，仇恨的是不义之财，例如姚明那么富有但没有人会仇恨他。在指责"仇富"心理以前，应该先搞清楚这种心理究竟是怎样造成的。请问"仇富"心理是怎样造成的？请问那些靠权力致富的贪官污吏怎么能让人好感？那些和权力结盟的红顶商人怎么能让人好感？那些因为依附权力而致富的"知识精英"们怎么能让人好感？那些因为置身垄断行业而致富的人怎能让人好感？仇恨这些人当然是错误的，但我看不去抨击造成两极分化的不合理制度，而一味的去抨击所谓"仇富"心理，这客观上在是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张目。
茅老像中国的纳骚·西尼尔张维迎那样，总是强调所谓中国的企业家怎么难当，贡献怎么大，这也不合时宜。按照哈耶克的说法，企业的管理者并不就是企业家，企业家是创业者，是在发现新产品、运用新技术、开辟新市场、发现新原料、建立经济新组织等五个方面从事创新活动，并为此承担风险的人。企业家区别于管理者的本质是创业、创新和承担风险。在一个政治上民主法治、经济上平等竞争的国家，企业家实际上就是那些公司老板，因为老板就是承担风险的创业者，他们只有靠自己的创新活动才能发财致富。他们的创业过程的确是非常艰难的，他们对社会的贡献确实是很大的。
但在我们中国，情况很复杂，不能一概而论。比如，那些按照官本位享受着行政级别的国企老总算不算企业家？电力和自来水等实行垄断经营的公用企业单位负责人算不算企业家？那些靠父辈的关系网在商界呼风唤雨的太子党和纨绔子弟算不算企业家？那些下海经商办企业的政府官员算不算企业家？恐怕很难说得清楚。在企业老板中，尤其在那些规模比较大的企业老板中，这一类人占有极大的比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都说"无工不富"，但现在是"无权不富"，这个社会现实没有人否定得了。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茅于轼先生说企业家是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工人农民能服气吗？
茅先生说，"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人变富了就可能有种种麻烦随之而来"，那些企业家，"他们要交纳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要对付不讲理的官员，给他们上贡，请吃饭，陪娱乐，说好话，低三下四地做人。中国的企业家是全世界最难当的，风险最大的，负担最重的。"茅老错了！中国的企业家们精明得很。他们要给政府官员们上贡，请吃饭，陪娱乐，这些都是事实，但他们绝对不会做"亏本生意"。想想看，不与政府官员勾结，房地产开发商怎么能圏得到地皮？没有政治政府是欺负过富人，但那是过去的事了。打从贯彻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精神以后，金钱跟权力已经结合在一起了--没看到那些老板都一个个入了党，成为坚决拥护一党专政，反对政治改革的"新阶层"了吗？
所以，依我看，心地善良的茅老先生原本只是要为富人说话，却不知不觉地在为造成两极分化的专制制度说话了，这一点，老先生恐怕没有想到吧！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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