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跨入而立的《争鸣》写点什么

今年以来，每次收到新出的《争鸣》杂志，耳中总会想起一个无声的催促：《争鸣》杂志创刊三十周年，你应该为《争鸣》写点什么了。

如果不看杂志封面上第三百五十七期的标记，不敢相信《争鸣》真地走过了三十年，因为《争鸣》创刊后，关心中国时事的大陆人，人人争谈《争鸣》、以《争鸣》为圭臬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怎么倏忽间就过去了一万多日？然而，当年争睹《争鸣》为快的二十出头的青年，如今揽镜自照，已是两鬓染霜的知命人了，《争鸣》自然该进入而立了。

为什么联想《争鸣》会有时光特别短促的错觉？因为这是攸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三十年，是惊心动魄的裂变一直在进行的三十年，在此期间，有关开放还是闭锁；改革还是保守；姓资还是姓社；民主法治还是一党独裁等问题的争执一刻也没停止过。在这些重大问题的论战中，《争鸣》破除迷信先声夺人；树立新思维新观念一鸣惊人；无情揭示中国社会的真相；振聋发聩地“唱衰”共产党领导下的世相。读《争鸣》使人产生紧迫感：不结束中共的独裁统治，中国早晚将走向末日，中国人民就不会有新生。这种紧迫感就是错觉的来由。

《争鸣》在中国新闻史上创下的业绩，在以往《争鸣》发刊纪念日里，许多人已经作了详细的叙述，不用笔者在此赘言，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在海外的报刊杂志中，既是中共当局不得不正视的参考读物；又引领中国政论思想潮流，且整整坚持三十年的杂志唯《争鸣》一家。同时，从一九七七至今所发生的改变中国的大小事件，都可以在《争鸣》中找到相关的详细记录和分析，可以说，《争鸣》的三十年就是中国同时期的一部历史纪事。

正因为上述原因，《争鸣》被中共视为击溃其垄断舆论的洪水猛兽，是敌对的反动刊物，列入严禁入境刊物的黑名单。《争鸣》因中共的封锁无法进入大陆，也因中共的仇视在大陆声名远扬，激起更多关心国事的人寻求《争鸣》，我也由此结识《争鸣》，并在此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人生旅途。

初闻香港有份叫《争鸣》的杂志
第一次听到《争鸣》是在一九七八年底到七九年初的民主墙时期。

那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毛泽东死后，华国锋僵化地继续搞毛泽东那一套，让企盼变革的老百姓失去了耐心，不久邓小平复出，使人们以为中国也出一个赫鲁晓夫，都把希望寄讬在邓小平身上，邓小平也利用民意与华国锋斗法夺权，内斗的中共暂时放松对民间的管制，以北京和上海为首的民主墙运动应运而生。

当时上海有两处民主墙，一处在从淮海中路到茂名路的一堵巨长的围墙上；一处在靠西藏路的人民广场出口处。那阵子，我下了班在食堂吃完饭就出门，然后骑车去淮海路或人民广场，那里集聚着许多不满现实的年轻人，大家边看大字报边议论，还有人站出来演讲。大字报从毛泽东批到华国锋，从邓小平赞到胡耀邦，都是惊世骇俗的话题，还有不少中央高层的内幕消息，在我听来特别新鲜过瘾。有些议论引起了听众的疑问，有人就尽力作种种解答，其中会提到，哪些内幕消息是从香港杂志《争鸣》里读到的；又有哪些观点《争鸣》已经提出了。

我由此初闻《争鸣》的大名，对这份杂志产生了好奇，并渴望能够订阅一份，可惜无法得手，香港的杂志不能通行大陆。不久，邓小平大权在握又转手镇压民主墙运动，《争鸣》很快被禁止入境。中共在阻断民众接触《争鸣》的同时，又让《争鸣》作为参考读物，允许部长级以上干部订阅，成了当时流行的“黑色幽默”的一个注解：反特权反腐败的《争鸣》，变为显示特权的抢手货，不仅名气更响了，还被无辜抹上一道神秘色彩。

八十年代前半那几年，我们一群文学青年聚会，或者参加某杂志的笔会，大家少不了议论国事，也少不了打听小道消息，有人看过一本或几本《争鸣》；或转几道手听来《争鸣》刊载的报道，就成了权威的消息来源。我们从中知道了“太子党”和“老人帮”等新名词，了解到中央里有“改革派”和“保守派”缠斗等新情况。

随后中国的政局一波三折，政改的滞后引起了民众的不满，一九八七年底上海、南京等地爆发了学运，大学生上街游行要求民主，胡耀邦为此被迫辞职。不久，我带着失望和沮丧心情离开中国。

终于看到了渴望的《争鸣》
到日本后的第一个感受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走进东京街头的大小书店，各种报章杂志铺天盖地，从封面或头版上的汉字可知，日本首相也可以公开批判，更别论其他大小政客。我由此想到了《争鸣》，在中国大地上，唯有在香港出版的《争鸣》等报刊，才能像日本一样如实报道大陆新闻。这些年我渴求《争鸣》而不得，在日本应该如愿以偿了。可惜当时在日中国人还不多，东京的中文书店也十分稀少，打听到离家最近的一爿书店，也要换两部电车坐七、八站路。但再远我也不会放弃这个机会，不！应该说是不放弃这个权利，享受自由阅读的权利！我兴冲冲地急切赶去。看到摊在书店入门处的《争鸣》，我不管过期的还是当月的，一本不漏地买了抱回家。

第一次看到《争鸣》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首先是兴奋和惊讶，《争鸣》上可以直言褒贬邓小平、陈云在内的中共大佬，可以公开揭露在大陆被视为保密的中共内幕，可以评说批判中共的任何政策；其次是过瘾和满足，《争鸣》说出了我的心里话，也可以说，是说出了大陆老百姓的心里话，难怪中共禁止《争鸣》入境，如果《争鸣》能在大陆公开出售，中共不出几年就会垮台；然后也心生悲哀和酸楚，言论出版自由是民主国家最基本的人权，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却无缘享受，即使有资格看《争鸣》的部长们也只有可怜的阅读权，却完全没有自由言说权。通过阅读《争鸣》，我感到了自由的宝贵，也更珍惜在海外自由天地的留学生活。

以后，我几个月去一次书店，买几本《争鸣》回来尽兴阅读，学校和住所安定了就开始订阅《争鸣》。从此不再担心杂志的缺漏，但期待的心情依然如故，看完新刊又盼下一期，每月四、五号没收到杂志就会急不可耐，特别是发生“六四民运”等重大事件时，因急于了解国内动向，不及时看到《争鸣》会焦虑不安，一旦在邮箱里拿到《争鸣》又高兴异常，顾不上吃饭就浏览标题和概要，然后再用每天不多的空闲时间细看。

这就是《争鸣》的魅力，因为紧扣中国社会变化的脉搏，抓住了关注国运的国人的心，尤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游子，无论他们走得多远，始终把祖国放在第一位，《争鸣》就是他们连接中国的纽带，是他们在异国他乡的良师益友。

从《争鸣》的读者到作者
《争鸣》在向读者提供大陆政经和社会动向等信息、对中共的各项政策和变动进行深度分析的同时，还用独特新颖的视点剖析中共的党史和治国史，批判中共历年发动的政治运动，甄别厘清中共制造的冤案错案，使读者更明晰地认清中共的本质及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对我来说，读此类文章最受启发。

当年我为写一部反应文革的长篇小说作准备，有关人物和事件的腹稿都打好了，但好长时间没找到贯通小说的文脉。大约是九十年代初，我在《争鸣》上读到一篇评述文革的文章，分析促发民众起来造反的几种起因，其中列出一条“社会冲突论”。此文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构思中的小说一下子找到了文眼，使我对计划中的写作产生了信心，随后比较顺利地写下最初的草稿，直至完成全篇的修改定稿。我不知道，如果不订阅《争鸣》，是不是还会有这部小说，或者说能否写到现在这样的程度。

与此同时，长年受《争鸣》观点的浸润，对中国时局和社会问题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于是，我开始不揣浅陋地撰写文章向《争鸣》投稿，由此从《争鸣》的忠实读者变成忠实作者。

《争鸣》改变了我的人生旅途
深切影响我阅读和写作的《争鸣》，也影响了我的人生旅途。

当年我以留学的名义出国，又是到日本那样的非移民国家，不存永久移居的非份念头。即使发生了六四事件，改变了归国的打算，但想在日本滞留，也只有一条途径，就是大学毕业后找日本公司就职，这是我极不情愿的去向。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完成学业后从事自己喜欢的自由写作。

本来，论从事中文写作，没有比返回故乡更合适了，何况由于文化差异、语言隔膜等诸多问题，在海外生活也有许多扰人的困境。因此，权衡回归还是滞留的利弊后，我差不多做出了回国的决定。然而，在考虑离日前的善后事项时，想到了处理订阅中的《争鸣》的难题，倘若继续生活在海外，填一张新住址给杂志社就可以了，但回大陆就必须中止订阅了。

是的，回国就不能再自由阅读《争鸣》了，出国前盼望订阅《争鸣》的记忆被唤回了。能不能看《争鸣》只是一个标志，与此相伴的还有言说和写作的自由，那是我在海外已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回国就意味这一切将再次被剥夺，就是从自由社会重新回到奴役社会，从光明世界回到黑暗世界。只有享受过自由的人才知道，没有自由的生活形同行尸走肉。

于是，我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暂时不回那个窒息人的祖国，我要再争取一下，找一个更适合我的自由国度，我由此来到了爱尔兰，开始了另一种新生活。

《争鸣》的使命
原以为进入电脑普及的时代，中国网民已超过一亿了，互联网上信息过剩，大陆老百姓可以从网络获得准确信息，类似我和《争鸣》的故事该成为过去了。不料，无所不用其极的中共凭籍庞大的经济实力，用钜资制造了一个金盾工程，设置一个巨型的防火墙，筑成互联网上的防火长城，专门过滤网络上任何对中共不利的言词，使大陆民众仍然摆脱不了中共的新闻封锁，被迫继续在禁锢言论和新闻自由的社会中生活。大陆言论新闻自由的现状不根本改变，《争鸣》的意义和价值就没过时，《争鸣》突破中共舆论藩篱的作用就不可替代。

记得《争鸣》早就表示过，一旦中共开放报禁，实施言论新闻自由，《争鸣》就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所以，从对《争鸣》的感情而言，我期望《争鸣》永远兴旺地办下去，但从中国的前途而言，我又希望《争鸣》尽早结束它的使命，因为《争鸣》结束使命之时，就是中国进入民主自由之日。

在这一天来到之前，《争鸣》还得负载自己的使命坚定走下去，我们也义不容辞地伴随着一路同行。(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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